“火于秦”，“黄老于汉”，被认为是儒家思惟遭遇的“两厄”。
焚书坑儒确实是对儒家的一个摧毁性的冲击，但将“黄老于汉”视为儒家之“厄”则言之过重。
在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的同时，并未完全黜儒，而且儒家也在与诸家思惟的蹬碰中产生许多差别于前代的新量。
那就更契合时代的需要，并为汉武帝期间“免除百家，独尊儒术”做了筹办。
汉初历经战乱，百孔千疮。“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民无盖藏，白日子不克不及具醇骝，而将相或乘牛车”。
而且，汉朝君臣目击秦“繁刑严诛，吏治刻深”招致二世而亡的教训，因而，“君臣俱欲歇息无为焉”。
在那种形势下，从先秦道家演变而来又吸收诸家思惟的黄老思惟应运而生，并一度成为统治者治国的主导思惟。
“（高祖时）另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儒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汉宣帝也说：“汉家自有轨制，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不外在以黄老为次要治国思惟的同时，从汉高祖至赛太后，都没有废行儒家思惟，而且儒生的合理进言也常被采用。
一：汉代儒家思惟的新变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盛赞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其实汉代的儒学也遭到时代的影响，吸收诸家之长，为己所用，从而更契合时代要求。
陆贾是汉初儒家的代表。陆生“以客从高祖定全国，名为有口辩士，居摆布，常使诸侯”。
他起首提出“马上”、“马下”攻守异术的观点。定见高祖以儒家仁义道德治国。
《新语》便是替高祖总结历来兴亡存败之由的书。此书本于《谷梁传》，中心思惟仍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惟，此中谈及“仁义”、“德政”的句子俯拾便是。
如《道基》言：“先圣乃仰不雅天文，俯察天文。丹青乾坤，以定仁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
《辅政》说：“昔者。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处宴安之台，承克让之涂，德配六合，光被八极。功垂于无限。名传以不朽，盖自处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酸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
然而从本书中，却也不难看出受黄老道家影响的言论。
《无为》有言：“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
《慎微》说：“绵绵漠漠。以道造之，察之无兆，遁之恢恢，不见其行，不睹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论思六合，动应枢机。俯仰进退，与道为依。”
《至德》说：“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肃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间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
那里的“虚无孤单”、“无为”都是道家喜用的词汇。
别的平静无为本也是黄老思惟，陆贾显然加以吸收操纵。
贾谊是汉初别的一个重要的儒家思惟者，文帝初，召为博士。
他青年发奋，锐意变革。“认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全国和洽，而圃当矫正朔，易服色轨制，定官名，兴礼乐，乃悉革具其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由是受排斥，贬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思惟也是儒家为主，兼收道家和法家的思惟。《道术》一体裁现出黄老思惟的影响，此中有言：“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昔而无设备也；术也者。所从造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
《新书·造不定》言：“仁义恩厚，此人主之利刃也；势力法造。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以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全国有慕志。今诸侯王皆寡髋髀也，释斤斧之造，而欲婴以利刃，臣认为刃不折则缺耳。”
贾谊认为仁义和法造都是治国的东西，足见其思惟中的道、法思惟。
二：儒生的地位
1、汉高祖期间
汉高祖是一位地痞气十足的君主，其对儒生的无礼是出名的。“沛公欠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则解其冠，溲溺。与人言，常大骂”。
但若是据此判定汉高祖黜儒则失之偏颇，做为一朝开国之君，如仅以一已好恶来取舍人才是不成能成就帝业的。
事实上，从刘邦身上其实不能看出明显的思惟倾向，只如果有利于兴汉的战略，都为其所用。
高祖在高阳传舍召见郦食其之时，“倨床使两女子洗足”，但当郦生言及“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时，“沛公辍洗，起摄农，延郦生上坐，谢之”。采用了郦生先占陈留的战略。
汉三年秋，项羽击汉，并攻取荥阳。刘邦处境严峻，最初采用郦生之言才战胜齐王，郦生一生为汉朝建国立下汉马之功，所以“高祖举列侯功臣，思郦食其”。
高祖身边另一位儒家重要人物是陆贾，他先后在高祖、文帝时出使南越。
汉朝成立后，“陆生不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日：‘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日：‘居马上得之，宁能够马上治之乎?”
高祖要求陆贾著作秦失全国和本身得全国的原因，“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摆布呼万岁”。
固然陆贾的《新语》中同化黄老思惟，但其大旨仍是儒家思惟。由此也能够看出汉初儒家对社会的必然影响。
吕后擅权时，陆贾为右丞相陈平献策：“全国安，留意相；全国危。留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全国虽有变，即权不分。”
此计被采用并最末平定诸吕，陆生也籍此声名鹊起。
高祖平定全国后，群臣饮酒争功，高祖以此为患。叔孙通进谏：“夫儒者难与朝上进步，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门生共起朝仪。”
汉朝的礼节虽与时俱进，但究竟结果颇采古礼，有很多传统儒家礼的成分。
由此可见，高祖期间儒家思惟并未被废行，而且还对建国安邦中起到积极感化。
2、文景期间
铲平诸吕权力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是为孝文帝。
之所以迎代王，因其年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全国。便。”
那一评论，完满是儒家的原则。
“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但纵不雅文帝所为，似不克不及据此轻率判断。
如孝文帝二年正月，有司请立太子，文帝辞曰：“朕既不德，天主神明未歆享，全国人民未有囔志。今纵不克不及博求全国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全国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全国何？其安之。”
固然最末立了太子，但文帝口头称说的仍是从孔子时代就称道的禅让。
其后，立太子母为皇后，“赐全国鳏寡孤单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
那让人想到《礼记·礼运》中“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末，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此外，文帝还除秘祝，除收帑相坐律令、肉刑法及离间袄言之功，出孝惠帝后宫美人令得嫁人等，都是儒家所称道的仁政德政。
他对淮南厉王刘长及刘濞的立场也很慈祥，暗合儒家的亲亲不雅念。
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的文末以“仁”赞之：“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国百年，亦能够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乡改政服封禅矣，谦谦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孝景帝在位十六年，先后用丞相四人：陶青、周亚夫、刘舍、韦绾。
陶、刘二人事迹不详，而韦绾也不是黄老思惟的拥护者。他还曾上书武帝：“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而申、韩之学，皆归本于黄老。
景帝期间，其子河间献王刘德，“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河同王。好儒学，被服冒昧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游”。“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
儒者韩婴也为常山王太傅。太子少傅对太子的影响很大，而儒生能在景帝时担任那一职务，可见“不任儒者”其实不切当。
景帝期间还发作了出名的儒道论争，崇尚刑名之学的黄生言：“汤武非授命，乃弑也。”
做为儒家代表的辕固生则坚定予以否认。最初还得到了景帝的撑持。
3、窦太后期间
汉初是外戚干政比力严峻的时代，从吕氏家族、窦氏家族到后来的王氏家族，都差别水平的影响了汉代政治。
窦太后的影响从景帝不断到武帝建元六年，不外窦太后不像吕后那样刚毅暴虐，间接独霸朝政。
史乘多载其好黄老之言：“窦太后好黄老言。帝及太子不能不读黄帝、老子书，尊其术。”
不外即便是那一期间，儒家思惟仍然在上层社会存在，并影响政治。
窦太后爱其少子梁孝王，意欲立为太子，大臣及袁盎等以“汉家法周道立子”相劝阻，太后也只得做罢，阐明黄老思惟其实不能一统全国。
另一件出名之事是赵绾、王臧被黜，但事务的间接导火索并不是思惟倾向之争，而是“建元二年，御使医生赵绾请无奏事东宫”，要求间接褫夺窦太后的政治权利。
景帝期间，因欲立梁孝王一事，魏其侯直抒己见，激怒窦太后而失官。但吴楚兵变时，景帝要从头启用窦婴，太后也觉羞愧。
别的，魏其侯、武安侯俱好儒术，固然很让窭太后不满，但二人仍然活泼于景帝、武帝期间。
那当然于其外戚身份有很大关系，但也由此不难看出，窦太后的小我思惟倾向对政治的影响并非绝对的，做为高层统治者，往往仍是要以大局为重。
三：完毕语
综上所述，汉初从高祖至景帝期间，固然因为社会现实的需要，采纳无为而之、休摄生息的治国方略，但并非黄老思惟一统全国。
儒家在与诸家的论争匹敌中吸收别人之长，有了差别于先秦儒家的新量，并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中发扬出必然的积极感化。
备注：本文为转载文章，做者沈梅
保举阅读：儒家的韧性和耐心有多强？秦始皇同一中国后，没谁能跟它打耐久战
焚书坑儒：残暴之下的公私清楚，以时代布景而言，应该理解秦始皇
再论焚书，文人笔下笔录的“书厄”事务，秦始皇玩的并非最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