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讯（记者 孙轶琼）2019年5-7月，为共同长子县庆丰农副产物批发综合市场项目工程建立，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长治市、长子县文物部分共同，对工程涉建区域停止了考古挖掘，发现四座唐墓。根据墓志内容显示，四座唐墓涉及诸多吴姓人名，有的与野史文献对应，丰硕了唐代期间人们对更早汗青事实笔录的一手素材。涉及的相关郡望，为摸索处所建造沿革供给了重要记载，同时对长子县故城的笔录，也为实证战国至汉代长子县古城址供给了明白线索。
四座唐代墓葬别离位于挖掘区的差别区域，此中砖室墓有三座，编号M202、M204、M205；土洞墓一座，编号M203。在砖室墓M204、M205中各出土编年墓志1合，关于墓葬的断代、墓仆人身份的辨认，供给了强有力的佐证。
此中，M202墓葬位于挖掘区东部，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构成，墓室内侵扰严峻，未见铺地砖及棺床，未发现葬具陈迹。从散乱人骨残块判断，至少有三人，葬式不详，也不具备判定前提。出土遗物共4件，有铜钗1件、陶壶1件、陶罐1件、贝壳1件。
M203墓葬位于挖掘区西北部，东邻M204、南邻M205，为土洞室墓，由墓道、墓室构成。洞室内未发现葬具陈迹，残存人骨一副，仅存盆骨以下部门，揣测葬式为仰身曲肢，头向、面向不详，经判定为成年男性。随葬品共3件，此中铜钱出自人骨腰部，铜镜、铁剪刀出自胸部两侧。
M204墓葬位于挖掘区中部，为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构成。砖室内正中砌筑倒“凹”字形棺床，未发现葬具陈迹，棺床正中残存人骨两具，呈工具向放置，人骨紊乱，据现存形态察看，葬式均为仰身曲肢，头向西，面向上。经判定，南侧人骨为成年男性，北侧人骨为女性，牙齿年龄为4045岁。出土遗物共8件（组），此中出土1合墓志。据相关考前人员介绍，该墓志的志盖上并未有文字记载，可能入葬时墨书盖铭，后脱落。墓志中志文阴刻在浅细线界格内，每字一格，楷书，共17行，满行17字，共283字。据志文载，墓主吴遊，渤海安陵人，生于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卒于唐贞不雅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年五十岁。此墓系吴遊与夫人王氏的夫妻合葬墓。
M205墓葬，位于挖掘区西南部，为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构成。砖室内正中砌筑倒“凹”字形棺床，棺床东、西、北侧均置两具骨架，共6具。此中东、西两侧人骨并列，头向南，经判定，西侧人骨为一60岁摆布男性和一性别不详的30岁摆布成年人，东侧此中一具为35-40岁男性，另一具不详；北侧人骨分隔放置，头向相对，经判定，人骨别离为一年龄25-30岁男性和一成年女性。除东侧两具人骨似为一次下葬、仰身曲肢外，其余四具人骨散乱，可能都是二次葬。出土遗物共5件，此中铜钱出自棺床东侧人骨腰部，三件陶器出自墓室近底部堆土中。该墓葬中也出土了1合墓志。志盖、志石齐备，均青石量地，保留完好。盖为盝顶，顶面满刻盖铭，九个方形界格，每字一格，中心一格内为兽面纹，刻有“大唐故吴君之墓志”，共8字，篆书。志文阴刻在浅细线方格内，每字一格，行书，共15行，满行15字，共计220字，志文题铭“唐龙兴故处士吴君墓志铭并序”。据志文所载，该墓为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吴宝及夫人张氏的家族合葬墓。棺床东侧的两具人骨应系墓志仆人吴宝及夫人张氏。
据该考古项目挖掘领队武俊华介绍，那四座墓葬，仅M203保留完好，其余均被扰。从出土墓志上记载的文字来确定，M204、M205年代别离为唐贞不雅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别的两座M202、M203未发现明白编年遗物。此中，M203出土陶壶、陶罐形造与两座编年墓陶器比拟，形态极为类似，而更接近M204所出，从墓位摆列看也同处一排，两墓年代相当。M202出土铜镜也具唐代气概，连系墓位散布、墓向特征等，判断为唐代早期墓葬。“据墓志中记载，M204、M205两墓墓主均姓吴，且墓葬散布有序，我们揣度那四座墓葬应当是一批唐代早期的吴姓家族墓地。”武俊华说。
历年来，在山西挖掘的唐代墓葬中，以太原和长治地域最为集中，太原地域约为24座，长治地域约为18座。除此之外，大同、侯马等地也有零散发现。那批墓葬的总体气概，与长治历年出土唐墓一致，如襄垣县唐永徽六年浩宽墓、长治上党区范澄夫妇墓、长治潞州区冯廓墓等，反映了唐代潞州地域葬俗文化的高度同一。长子县地域以往尚未公布过唐墓材料，M204也是目前长治编年唐墓中年代最早的一例，那四座唐墓出格是两座编年墓葬的挖掘，为长治地域唐墓研究又供给了一批珍贵材料，也增添了唐墓断代的准确年代标尺。需要阐明的是，M204墓葬所出“开元通宝”铜钱并不是唐玄宗“开元”年号钱，《旧唐书·食货志》载，唐初废隋代五铢钱，“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造词及书，时称其工”。那枚铜钱所用字文，就是初唐书法家欧阳询书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