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至10月30日，“迁想妙得—中国中古石描绘像展”将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展出，由巫鸿担任学术主持。该展览旨在通过拓片、原石、场景、影像、手稿等的多重组合，部门闪现中国人物画、花鸟画、山川画早期开展的原貌及此中的“思惟性”，补足中国早期绘画史的那一阙环，同时为今天的不雅者带来时空回望、审美愉悦与精神启迪。
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保藏的汉魏南北朝期间的画像石刻，具有汗青、文化、政治、艺术、美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对中国早期绘画史研究而言，是出格值得重视的素材。
在唐前无可靠传世绘画做品的今天，石刻中保留的那些汉魏南北朝绘画的“镜像”或“倒影”已成为弥足珍贵的素材。在那些石刻艺术中，既有汗青的投射，又有现实的影像，还有图式的改革，更可见刻工的创造，从天然到绘画再到石刻，闪现的恰是由物及人的“迁想”与由人及物的“妙得”，“迁想”与“妙得”，配合培养了石刻艺术出色卓绝的视觉形态，也成为早期绘画思惟的重要反映。
传移模写——石刻中的人物
南朝“竹林七贤”的盛绘也影响到了北方，东魏武定元年（543）翟高足石床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刻于石屏风后背。画像中固然呈现了“来通”“隐囊”“胡瓶”“胡服”等中亚的因素，仍可见以西善桥宫山墓为代表的南朝“竹林七贤”的气概。
墓主像与出行图代表了早期人物画的另一个传统，可上溯至战国期间，东汉期间，墓主像起头大量呈现，并演化出两个类别：一类是较为凸起的独立的墓主像；另一类则是不太凸起的出行或宴飨中的墓主像。北朝线描绘像中的墓主像与出行图应是那两类墓主像在汉代之后别离、转化、演变所构成的。北朝石床上的墓主像一般描绘于围屏中心位置，男女墓主各自坐于床帐之中，为正面偶像式“肖像”。出行图则别离以牛车图、牵马图为中心，附以侍奉、备食、羽葆、吹打、随行等场景，具有较强的叙事性。
东魏武定元年翟高足石床围屏（中右正面）男墓主像（拓片）
正中描绘一座屋宇，门户敞开，内有一张大床，围以忍冬纹屏风，上垂帐幔，屏前坐一须眉，头戴高冠，身披羽裘，左手抬起，右手正在从一高足杯中取食，身前摆放杯盘食具，内有饮馔，两侧各站立一位侍者。画幅正下方线刻七个竖格，格中楷刻“胡客翟高足造石床瓶吉利铭刻”，知床上坐者为一胡人，名叫翟高足。
琦玮僪佹——石刻中的瑞兽
瑞兽的形象早在战国时代已见于楚国的宗庙，入汉之后，更有普遍的表示，宫殿、祠庙、墓葬等皆有描绘，那些“飞禽走兽”“杂物奇异”“山神海灵”，是在汉代谶纬神学与天人感应思惟影响下产生的瑞像，多被视为不祥的征兆，具有沟通六合人的内涵。北朝线描绘像延续了汉代描绘瑞兽的传统，以千秋、万岁、墨鸟、青龙、畏兽、獬豸、麒麟、天禄、天狗、牡狮、牛首鸟等最为多见。那些纹样多为精心设想之做，有较强的设想感，并构成一套既定的款式，相互之间因器物差别而不竭组合出千变万化的外不雅，极其富于粉饰性。那些瑞兽雕琢于葬具之上或墓葬之中，既令“幽墓美，鬼神宁”，又可“通于神明”，佑护墓主于鬼域。
东魏兴和四年石床前腿（拓片）
石床正面三腿，灰岩，浅浮雕。近上沿处雕琢覆莲纹饰带，莲纹之下，以中部床腿为中心，摆布各设四个长方形框格，框格之内，雕琢千秋、万岁、墨鸟、青龙等瑞兽。中部床腿浮雕两个站立的高冠人物，其上摩尼宝两侧刻铭文“兴和四年七月廿日亡人墨洛石洑冥记”。摆布床腿各浮雕一羽肩或焰肩畏兽。
神之所畅——石刻中的山川
魏晋六朝期间，已呈现见于记载的山川画家及画做，顾恺之、夏侯瞻、戴逵、戴勃、宗炳等均画过山川画，惜无传世，仅从《洛神赋图》略可窥知其原貌。二十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墓葬、石刻、壁画大量被发现，那一期间山川画的面孔也随之逐步明晰。此中的北朝线描绘像出格令人注目，那些线刻多见于石床、石棺、石椁等葬具上，且多出土于较高档级的墓葬，雕琢程度极高，虽以描绘墓主像、牛车图、马车图、出行图、孝子图为主，但均或多或少雕琢了山川的图像，或者也可称之为山川的因素，其视觉形象与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魏晋以降，……其画山川，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某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完全相符，那些画像原由绘画经粉本“传移模写”而来，最能展示其时山川画的原貌，在原做已不得见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北朝石床围屏部分·“如履薄冰”图（拓片）
那幅拓半晌画的是《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意象。画面为三段式构图，下部是薄冰与山石、中部是人物与树木、上部是层叠的山峦，画面的绝大部门已经为山石树木所占据，虽尚未离开其工艺属性，却已经明示了山川画即将到来的变化。
象外之意——石刻中的思惟
中国早期石刻包罗的思惟是多方面的，石刻中的各类表示题材均有其奇特的汗青不雅念、思惟内涵与文化诉求，并因朝代更迭而不竭有所改变。儒家思惟和汉唐绘画构成了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的密切关系。如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家思惟不只是察看汉唐绘画的逻辑起点，更是形塑中国绘画的视觉机造。
魏晋南北朝石描绘像的图像内容、气概形态及其汗青变迁，正可从儒家思惟系统中予以描述与诠释。北魏中后期，在文明太后蓄意操纵“子贵母死”擅权那一特殊的政治语境中，在东汉谶纬神学影响下产生的“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欠亨”的思惟不雅念随《孝经》进入北魏宫廷，因为那一“天人感应”思惟同时契合了北魏视墓室为墓主神灵“归趋之地”的墓葬不雅念，因而，《孝子传图》成为“东园匠”粉饰葬具时选择的重要画像题材。西晋葛洪《抱朴子·对俗》中“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性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那恰是中古期间儒家思惟合成道教、释教因素的墓葬“礼器”的思惟崇奉与灵魂不雅念。
东魏武定元年翟高足石床围屏（中右）郭巨孝子图（拓片）
描绘“郭巨埋儿”的场景，中竖刻“郭巨生瘗儿天赐金一釜”榜题，榜题右侧是手执锹铲的郭巨正在掘地，左侧是一坛黄金，下方是跪地号天，哀思欲绝的郭巨妻，其前方是一小童。榜题正上方是一翱翔于空中的天人。
南都记者墨蓉婷 练习生曾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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