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
（一）张浚墓
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再次侵宋，宋高宗想起了因为反对订定合同而被他免除二十余年的主战派大臣张浚，命其以不雅文殿大学士出判潭州（湖南长沙）。清余正焕《城南书院志》称“南轩先生（张栻）为宋名儒，父紫岩（张浚）于绍兴三十一年以不雅文殿大学士知潭州，先生陪侍，遂家焉。乃即妙顶峰之阳，筑城南书院，以待来学者”，仿佛张浚全家是知潭州时才迁往长沙，那是完全错误的。张浚于十月下旬出判潭州，十一月初即改任判建康府（今江苏南宋）兼行宫留守，他在潭州的任职时间不敷十日，无论若何也不敷时间购置宅地。
事实受骗时张浚已迁居长沙将近二十年。张浚原是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政和八年（1118）进士，靖康之难时不肯承受张邦昌的伪职而投奔高宗，建炎三年（1129）组织平定苗刘之变，从此成为高宗宠臣，并于绍兴五年（1135）拜相。张浚固然坚决主战，但他言过其实，并且主张削夺上将兵权，并在金朝呈现议和意向后失去高宗的信赖。绍兴八年（1138）高宗与秦桧决意订定合同时，张浚即被罢相，尔后一度出知福州。绍兴十一年（1141）订定合同达成后，张浚被夺职。因为老家路途遥远，那时张浚便择居长沙，“公以蜀远朝廷，不欲径归，遂奉太夫人寓长沙”。绍兴十二年（1132）张浚在长沙迎来母亲，因为担忧母亲思念家乡，“乃即长沙城之南为屋六十楹以奉色养” （墨熹《张浚行状》）。
那期间张浚因不竭上书要求抗金而遭到秦桧忌恨，数次被贬，绍兴二十五年（1155）以至一度被秦桧诬陷谋大逆而面对死刑，适逢秦桧病卒才幸免于难。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张浚出判潭州之前已获自便，十一月改判建康府后立即购船冒雪到差。其时金兵正在方案渡江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长江东岸）后再攻建康，建康正处于求助紧急之中。有人劝张浚不要随便前去，张浚答以“赴君父之急只知曲前”，在长江北岸官船飞行的情状下乘小船抵达建康。十一月八、九日虞允文在采石大胜完颜亮，完颜亮遗至扬州，不久被金军将领杀戮。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抵达建康，张浚迎拜于道左。高宗称“卿在此，朕无北顾忧矣”，当即命张浚节造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马。
完颜亮败亡后，高宗不肯再为战争担惊受怕，索性退居德寿宫坐享福威。高宗是投降派的领袖，但继位的孝宗抱有强烈的抗金意志，“慨然以奋伐仇虏、光复神州为己任”。孝宗刚即位就召见朝野呼声更高的主战派领袖张浚，“上自藩邸熟闻公德望，临朝之初，参谋大臣，咨嗟感喟。首召公赴行在，赐公手书”。其时史浩主守，张浚主战，于是孝宗升引张浚策动北伐。隆兴元年（1163）正月，孝宗录用张浚权枢密使，都督江淮工具路军马，开府建康，详细负责用兵事宜。三月，由史浩等强烈反对，张浚在征得孝宗同意后，绕开三省、枢密院，间接号令宋军出战。于是史浩坚辞相位，退居德寿宫的高宗对孝宗说“毋信张浚虚名，未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度名器财物做情面耳”。
张浚遣宋军别离自濠州（今安徽凤阳）、盱眙（今属江苏）渡淮北伐，连克灵璧、虹县、宿州等地。孝宗为此一度十分兴奋，下诏亲征。金朝派精兵进攻宿州，宋军李显忠率部主动出击，与金军展开强烈战斗，两边伤亡万人以上，胜负相当。但邵宏渊耻居李显忠之下，未收兵救援，反而漫衍蜚语摆荡军心。李显忠独力难收，率师撤退退却，宋军很快瓦解。金军无力逃击，宋军退守淮河一线。宿州旧称“符离”，符离兵败后，孝宗升引汤思退从头议和，北伐大志大受挫败。但金朝对议和的开价太高，孝宗无法承受，隆兴二年（1164）三月再命张浚全力备战，遭到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强烈反对。四月张浚被召回朝廷，江淮都督府被罢废，不久孝宗罢去张浚相位。张浚在回长沙途中还说“上如欲复用浚，当本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辞”，但八月行至余干时病逝，留下遗言说无颜归葬故乡，“吾尝相国，不克不及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妥葬我祖先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其子张栻等“不敢违公志，扶护还潭州”。张浚刚逝世，金军便于十月再次南下，主和派主动设防，招致楚州、濠州、滁州相继失守。十一月，张浚埋葬于“衡山县南岳之阴丰林乡龙塘之原”，十二月宋金从头达成协议，史称“隆兴订定合同”。
衡山县丰林乡龙塘之原就在今天宁乡县官山乡官山村罗带山，张浚墓的东侧是其子张栻之墓。现存张浚、张栻墓为1981年按清代形造修复，原墓重修于顺治八年（1651），1959年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庇护单元，1967年被毁。2013年张氏父子墓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庇护单元，罗带山下原有墓祠，1967年被毁后，2017年又重建包罗父子两座祠堂的南轩书院。
张浚墓
（二）张栻墓
张浚是重要的道学家，《宋元学案》称“魏国张公尝从谯天授（定）游”，就是说张浚是程颐的再传门生。孝宗继位后第一时间召见张浚，张浚就对孝宗说了一番“天者，全国之公理罢了，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指，无有不妥，人心自归，敌仇自服”的大事理。孝宗感兴趣的是恢复中原而不是道学，符离之败也证明“内圣”开不出“外王”。所以隆兴订定合同之后，张浚的儿子张栻，就连带道学一路，遭到了孝宗的嫌弃。
隆兴北伐时，张浚在前线，孝宗毕竟没有亲征，张栻就以“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之职饰演起张浚与孝宗联络人的角色。张浚经常让张栻零丁进宫向孝宗面陈机宜，孝宗则以手札或口信的体例向张浚传递信息。那段时间张栻经常见到孝宗，张栻也跟孝宗大聊天理抗金的理论，鼎力保举道学家入朝：
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诚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焉，无使其或少息也，则不唯今日之功能够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宋史 张栻传》）
其时孝宗正想依靠张浚北伐，因而与张栻处得非常和谐，呈现了孝宗“召南轩（张栻），上在一幄中，外无一人，说话甚款”的亲热情形。
张栻入宫，还曾见过高宗。高宗问候张浚，张栻则上奏边事不成和之意。高宗对张栻很客气，不外在张栻告辞时说了一句“不如和好”。高宗、孝宗父子在和战问题上的不合显而易见，张浚、张栻父子的道学及主战立场却相当坚决。
隆兴北伐的失败不单让主战派失势，以至证了然高宗“张浚虚名，未来必误大计”的预判。固然孝宗不甘于议和，但他似乎抱定了道学家关于恢复中原毫无才能不雅念。隆兴议和之前张栻再次以“正心诚意”的说辞上书反对议和：
吾与虏人乃令人切齿之仇，历来朝廷虽亦尝兴缟素之师，然财宝之使未尝不可乎其间，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诚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今虽重为群邪所误，以蹙国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开圣心哉？谓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而虏不难却矣。继今以往，益坚此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成哉！（墨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
那时的张栻早已不再饰演联络人的角色，他的奏议“疏入不报”没有任何回音。尔后孝宗把恢复的希望拜托于批示采石之战但不是道学家的虞允文，而张栻将更多的精神投入到道学的学术活动中，孝宗与张栻在北伐前的“君臣之契”那时已经渐行渐远。
乾道六年（1170），张栻召为吏部员外郎兼权起居郎，后又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在不到一年内被孝宗召对六、七次。那时张栻所言多是道学说辞，让孝宗相当不快，还因为反对张说出任宰辅而得功孝宗与虞允文，以至以蔡京之流类比虞允文，“宦官执政，自京、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张栻早已不是隆兴年间孝宗的阿谁宠臣了。
乾道七年（1171）张栻短暂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后归长沙故宅。第二年刘珙复知潭州，再修岳麓书院，请张栻主持教事。淳熙元年（1174）张栻出知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颇有政绩。淳熙五年（1178）改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淳熙六年（1179）病卒于江陵府舍，常年48岁，由其弟张杓护丧归葬于其父张浚墓侧，墨熹又应张杓之请为张栻撰写了神道碑。
张栻墓
（三）岳麓书院
张栻为父服丧时，湖南发作了李金指导的起义，连破郴州、桂阳两城。宋廷派刘珙前来镇压，刘珙的父亲刘子羽是张浚的部将，此次张栻又辅佐刘珙镇压了起义。然后刘珙就重修了岳麓书院，张栻为此撰《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刘珙则请张栻主讲岳麓书院。张栻本来在衡山从胡宏进修，由胡宏、张栻创始的湖湘学派的重心也就此从衡山转移到了长沙。
刘珙的父亲刘子羽不单是张浚的部将，仍是墨熹的义父。刘珙在重修岳麓书院的同时，还邀请墨熹前来讲学。固然墨熹因“劝行者多”及气候炎热等诸多未便没有成行，但墨熹的著做起头在长沙出书，他与张栻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频繁。乾道三年（1167）刘珙被召入朝，继任的知潭州张孝祥继续死力促成墨熹至长沙，最末促成了思惟史上赫赫有名的“墨张会讲”。
墨张会讲已是墨熹与张栻的第三次碰头。两人最早是隆兴元年（1163）在临安了解，其时张浚北伐已经失败，主和派东山再起，墨熹为坚决孝宗抗金决定，决定入朝进谏。墨熹其时见到的张栻仍是孝宗的宠臣，两人讨论的也多是朝局与用兵之道，墨熹还希望张栻多保举道学家入朝。不久张浚逝世，张栻扶柩归葬，墨熹又千里哭祭，那一次两人起头强烈热闹地讨论学术问题，墨熹还感慨张栻“其名量甚敏，学问甚正，若充养不置，何可置也” （墨熹《答罗参议》）。
乾道三年（1167）八月初一，墨熹与门生林用中从福建崇安启程，于九月初八日抵达长沙，与张栻等湖湘学者起头长达一个多月的会讲与交换。十月九日、十三日，墨熹、张栻、张孝祥同游岳麓山之赫曦台、城内定王台，十一月六日墨熹与林用中往游南岳衡山，张栻伴同前去。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二日，墨熹与张栻争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克不及合。二十三日墨熹与张栻各返归途。“墨张会讲”在愈加出名的“鹅湖之会”之前八年，初创宋学“会讲”之风，湖湘学派也由此构成全国性影响力，岳麓书院也因而名动全国。其实墨熹在长沙与张栻盘桓月余，次要是在城南书院即张栻的住所。湘湖学派鼓起之后，全国学子“以不卒业湖湘为恨”，“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簇拥而至岳麓书院肄业问道。
岳麓书院能够逃溯确实切时间是知潭州墨洞修建于开宝九年（976），现实兴办时间可能更早。北宋时经咸平、大中祥符年间屡次扩建，学员已多达数百人。两宋之际岳麓书院一度沉寂，但在刘珙重建、张栻主教、墨张会讲后末于成为传播至今的千年学府。宋元战争中，岳麓诸生乘城共守潭州，书院虽遭兵燹，入元后从头复兴。宋元期间岳麓书院始末连结私学性量，明朝按捺书院，明前期岳麓书院一度沉寂，但正德以来再次复兴。清朝统治者对书院极加嘉奖，乾道特赐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岳麓书院走上了官学化与大开展的期间，号称“唯楚有材，于斯为盛”。近代以来岳麓书院与时俱进，一度成为湖南维新志士的活动基地。1903年岳麓书院改造为高档学派，最末开展成为今天的湖南大学。今天的岳麓书院仍是湖南大学的重要构成以及长沙市的出名景点，不外宋代的文物已经难觅踪影。
岳麓书院墨张会讲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