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缘龙虎镜 （古坟时代初期·4世纪）
鎏金镂空铜饰（飞鸟时代·7世纪末-8世纪初）
陶板复原高松塚西壁女子群像 （飞鸟时代·7世纪末-8世纪初）
陶偶（距今约3000年前）
男性坐俑（古坟时代末期·6世纪）
奈良三彩小壶（奈良時代·8世纪）
五铃镜（古坟时代中期·5世纪）
鎏金铜造筒形器复原（古坟时代末期·6世纪）
◎黄哲
本年是中日国交一般化五十周年，做为纪念活动的一部门，展览“逾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期间文化交换”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
2020年岁首年月武汉疫情爆发，日本以物力援助中国，还送上一句“山水异域，风月同天”。那句话诗意而精辟地归纳综合了两千年来的中日关系——两国文化的基因密码高度同量，但从艺术到文字，从轨制到宗教，诸多看上去类似的现象背后，塑造“何以中国”和“何以日本”的内驱力却可能风马牛不相及；虽然两国政治、经济等范畴的交换多少曲折，文化传统上的羁绊却底子无从回避，更无法扼杀。本次展览中百余件两国早期文化交换实物，恰是更好的证明。
古坟时代 “大和”由来
《名侦探柯南》的京都特辑一开头，步出京都站的园子振臂高呼：京都实是每个日本人的精神故土啊！那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京都做为日本的首都长达11个世纪，天然有资格称为他们最久的故土。但若问日本人最古老的故土，骄傲的古都人也只能指指隔邻——奈良。
在展览初步的奈良县史迹地图上，旧石器、绳文到弥生时代等原始社会的史迹相当零落。曲到公元1、2世纪，日本列岛的文明中心还位于和大陆间隔比来、交往最便当的九州岛北部。那一地域出土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和大量汉代铜镜就是明证。而展览的第一部门“倭人百态”中，以土偶为代表、出土自奈良县的文明早期展品，无论是外型工艺，仍是表现出的对世界的认知，其实不高于同期日本其他处所的程度，以至和笔者曾在九州国立博物馆见到的同时代文物比拟还稍显滞后。
当日本汗青进入到古坟时代，同一民族国度起头构成。所谓古坟时代，因其时统治者广建古坟而得名。在日本大部门疆土上都有普遍散布的古坟，在今奈良县境内的数量和密度遥遥领先。“墓葬代表消费力的更高程度”，也就是说，当消费体例从收罗渔猎进入农耕，彼时天然、天气前提在列岛中最为优胜的奈良盆地，也就成了孕育更高级文明的天选摇篮。
展览中一只不异地区出土的古坟时代男性坐俑固然工艺其实不复杂，但寥寥几下，“美豆良”发型、左衽格纹上衣、膝绳腿衣，以至连同座椅的智弧纹都栩栩如生。更难能宝贵的是，简单的工艺却让表示对象气派十足——那应当是位坟主，也就是领袖级此外统治者。
展览中还展现了一座庞大的古坟模子，其前方后圆的钥匙孔平面外型，为大量圆柱形陶器环绕；不远处的展柜里便有如许一件出土的单体，被称为“特殊器台”。固然它和前面的陶俑一为器形、一为人形，一个相对简陋、一个相当精巧，但二者素质没有区别：除了都是烧陶之躯，更因为其实都是“人”——那种竖立在古坟的陶器被称为埴轮；只是圆柱体以笼统的形态拟人，取代了昔日的活人殉葬。
奈良县史迹地图上散布着的那些四字地名，诸如大和高市、大和小泉等，和北京的西城三里河、崇文三里河同理，加上前缀是为了消歧。奈良县在明治维新之前不断是大和国的所在；奈良盆地又称大和盆地；而古坟时代还有另一个学名：大和时代。
正如“中国”最早指分封造下、周天子栖身和曲辖的心脏地带，也恰是从黄河流域的此处起头，华夏民族展开了“何以中国”的壮丽史诗。从大和故地走出的大和国，从公元3世纪中期起头曲到6世纪，奠基了除北海道和琉球之外的今日本主体邦畿，并做为一个国度对外停止交往。与那一过程同步的，还有大和民族的构成。至今大和民族仍是日本的绝对主体民族，大和也不断是日本人对本身国度的别称，那无疑值得今天的奈良人骄傲。
风起飞鸟 宅兹奈良
为展览奉献了大量展品的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其所在的橿原市和史迹“藤原京”完美叠合——那是飞鸟时代的最初一座国都，也是那个岛国第一座不再年年迁移的定都。
固然那里也只做了16年首都（694-710），但那个国度从本身生齿中的“大和”和他人嘴里的“倭”（二者在日语中读音及罗马字写法均为Yamato），实正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造国度“日本”（Nihon或Nippon），是701年从藤原京正中的藤原宫里发布的《大宝律令》起头的。次年，武则天为“日本国”的第一位遣唐使粟田实人设席赐官，记载那件事的文章则是《旧唐书·日本传》——那个基于中国所在的大陆方位所取的国名，连同独立的国度地位，末于获得世界的正式认可。
那座方圆整十里、根据《周礼》建起的古代东方“抱负都会”，不只让生者在中国式条坊里生活，阴宅也移风易俗，一改古坟时代动辄上万平方米的铺张；而薄葬的同时，墓葬粉饰的艺术性却大大进步。
此次展览更大的一组展品，是占了半面墙的高松塚壁画复成品：箱形石椁的工具南北四壁，别离绘有青龙、白虎、墨雀（因盗墓被毁）、玄武四神，工具二壁另有日月和人物群像，顶部则是绚烂星宿。虽然是复成品，但那组展品或许是此次展览的更大欣喜。其接纳的最新的复造陶板手艺取材低廉，却尽可能恢复到壁画的原状；不只经久不坏，更能够触摸，堪称文化遗产保留与活化之大幸。
除了新的活化手艺之外，艺术自己的更大欣喜要算男女人物群像。我惊异地看到其人物位置关系，竟然是按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才起头普遍利用的透视法来表示；而同样的透视法，也被用在706年中国唐代的懿德太子墓中。不只如斯，女子们手中的团扇和如意，则和统一年的永泰公主墓中的描画别无二致。再看人物打扮服装，和后来奈良时代的人像上常见的、和唐朝外型一致的宽袍盘发差别，此处的贵族男女一律是长袍结发。
文物无言，但会说话。正如昔时梁思成凭“出檐深远”的外不雅，便“斗胆假设”佛光寺东大殿是唐构建筑，然后经林徽因的远视眼在房梁上发现了“女门生宁公遇”字样，最末得到“小心求证”。高松冢壁画让后人得以赏识时代风气的同时，也神鬼不觉地留下了断代时间线索：天武天皇逝世（686年）前，发布了包罗筹办迁都和移风易俗在内的一系列法令，详细到穿戴装扮，既要进修唐朝，又要有别于唐，于是就有了壁画上的奇特外型；而如许的外型，至迟也只能存在到705年——此时，崇尚唐风的文武天皇已即位，再次筹办迁都、再次移风易俗，结发令在推行不到20年后也便宣告废行。综上，那组墓葬只可能是飞鸟时代末期的产品。
文武天皇英年早逝，其母元明天皇即位后，不只把首都迁到了更宽广的平城京（奈良），新都也继续进修唐风。宫城位于平城京中央正北，以南是宽达70米、笔挺的墨雀大街，无疑是以唐长安城为模板。至于横陈于展厅中央的鬼瓦和鸱吻，都来自那时的平城宫遗址，都是典型的唐构。飞鸟-奈良时代的二百年，根本叠合隋至盛唐，固然国力和文明水平不克不及比，但几乎不连续地派出遣隋/唐使的那二百年，也堪称日本古代最开放、更具进修精神的时代。
奈良时代以唐为师，还包罗让唐三彩在异国生下的“孩子”——奈良三彩。长相恐怕只能那么说：能看出是亲生的，但并非全随了长处。若要知那奈良三彩的“基因突变”是若何产生的，非得去东大寺正仓院，翻看《造佛所做物帐》查找对其造做身手的记载不成。
以镜不雅史 互利互鉴
此次展览中数目更大的展品非铜镜莫属。展览起始时，那座“坟主”埴轮身旁，便有一面同样是陪葬品的铜镜，其表示的图像是一座鸟瞰“四合院”，也是古坟时代原则的领袖豪宅。有趣的是那一房型，竟然在展览最初一单位“中国视角的日本”中的一枚汉砖上喜提同款。
其实，那几乎再合理不外。几乎整个古坟时代，日本都没有发现铜矿。也正因而，贵重的进口铜在那时并没用于消费东西和钱币造做，而是成了礼节和墓葬等范畴的豪侈品；但也正因而，日本有青铜文化，却没有消费力上的青铜时代，而是几乎间接进入了铁器时代，也算歪打正着。
于是，日本铜镜履历了从一起头的纯从中国和朝鲜进口废品，到后来专门定造、“渡来”大陆工匠造造并教授身手，曲到最初独立消费，但平心而论与中国、朝鲜铜镜差距相当明显：汉字换成纹饰尚可理解，更复杂的神兽换成简单的龙虎，几有偷工减料之嫌。
但在普及一味模仿的和造铜镜中，一枚铃镜算是一股清流。那一日本首创的形造，让人不由联想起国博刚落幕的中日韩青铜器展上，铃器和铜镜一样耀眼。在青铜身手炉火纯青的古代朝鲜，剑代表世俗权利，镜和铃则代表崇奉和祭祀。至今日本大小神宫的巫女祭祀，铃镜都是不成或缺的道具。在当今世界的目光中，畅通领悟贯穿、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算得上日本的一大特长，那是资本贫乏的岛国自古便有的种族先天。
彼时日本在全数金属范畴都要仰赖大陆。古坟时代的大和称出产各类金属的朝鲜半岛为“金银之国”，为此也屡次对朝鲜半岛策动战争，并为该地域向包罗魏晋南北朝在内的历朝中国皇帝讨封。早期日本本土金银铜铁矿的大规模发现几乎都要比及飞鸟时代。无怪乎飞鸟时代的尾声，武藏国发现并向天皇供献了铜，竟被视为祥瑞——见本土也产了铜矿、有了本身的“和铜”，如获至宝的元明天皇将本身的年号改为和同（铜）元年，并起头铸造货币。
恰是拜那次“和铜”发现所赐，才有了如今能看到的、以“和同开珎”领衔的皇朝十二钱。只是随时间推移，十二钱的成色和重量肉眼可见一蟹不如一蟹。末于到安然时代后期的958年，日本国内再度接纳中国输入的成色好、重量足、保值坚硬的“渡来钱”，此次一用曲到德川时代。
日本的天皇轨制奠基于飞鸟-奈良期间，而代表其“万世一系”、世代相传核心崇奉的“三神器”，其实也来自传统儒家：剑代表勇、镜代表智、玉代表仁。比起每逢新皇即位总要请出的其余两件神器，八咫镜却最为奥秘——象征天皇祖先天照大神的它始末被供奉在伊势神宫，少少有人能够一睹庄严。也因而，即使有安然时代伊势神宫祭主亲撰的《神宝图形奥秘书》描绘，许多学者也认为“八咫”外形也只是想象出来的镜形。
而展览后部，一件来自清华艺博本身的保藏，却为日本“神器”的存在从形造上供给了背书：那是一面唐代铜镜，比起千年来中国产铜镜常见的瑞花瑞兽纹铜镜，不常见的十六曲边八葵外形，却完美契合日本伊势神道的几部典范中对“八咫”的阐释。
无独有偶，另一面同为清华自藏的唐代铜镜，也可参与到前文提到的高松塚断代解谜中——那面瑞兽葡萄纹镜从尺寸到纹饰，和从高松塚，以及位于今西安郊外的独孤思贞墓（698年）平分别出土的一面，堪称三胞胎。而来自西方崇奉、代表天堂的葡萄纹，恰是在唐高宗后期至武周年间，即7、8世纪之交大规模呈现在东方的。更相映成趣的是，和中国的李治、武则天一样，彼时日本先后执政的天武和持统天皇，也是一对夫妻帝王。
本次展览媒介提到，大学承担着教书育人、传布交换文化的重任。做为中国顶尖大学的清华，可以和奈良那个日本的文化遗产富县一路，联手参与到中日关系的交换构建中，实乃应有之义。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