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自设“世界一流大学”评估原则
林明理
清华百年校庆之际，“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标语又挂在了良多国人，出格是良多教诲权要的嘴边。中国该创建如何的“世界一流大学”？该若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笔者认为，有关方面应该好勤学一学有关“中国特色”理论，主动先换个构想，先自设一套“世界一流大学”评估系统。
何出此言？盖因为，起首，我们要大白，我们要建立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度。按一再的教诲，我们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度”，那么，与之对应，我们要创建的，当然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了。是不是？我们原来就认定普世价值“其实不存在”，那“只不外是西方世界用以对我们和平演变”的迷魂药。所以，在办学背面，若是仍然还按人家通行的“世界一流大学”原则来要求本身，那就必需根据他们的那一套，搞什么“大学自治”、“学术自在”和“传授治校”，那不是在教诲范畴主动上“西方的套”吗？
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评估原则应该包罗哪些内容呢？笔者不是那方面的专家，初步想象一下提出下列几点，以抛砖引玉罢。欢送有同好予以填补完美。
起首，大学及其校长级此外凹凸应是一项最重要的评估分数原则。大学及其校长级别越高，阐明那所大学地位也高，国度重视，全民注目，尽享体系体例资本优势，成就当然也会越大，它的得分也该越多。北大清华校长什么级别？副部级，当然应该得一个高分。哈佛、耶鲁、剑桥、牛津，那些大学校长什么级别？没有级别。那当然，那一项他们得零分。
其次，一所大学的官员比率凹凸也应做为打分原则。一所大学官员占师生数比率高，那阐明那所大学公仆多，为一线师生所付出的办事也当然响应地多，那所大学教学前提、科研前提也就响应地好，所以也应该得高分。反之低分。
其三，大学能否与国度意识形态连结一致，与执政党连结一致，也应该是重要评论原则。大学为谁而办？当然为国度而办。国度就是政府，政府就是执政党。大学若是一失控，那还了得？所以，一所大学设不设“思惟政治工做者”，其“思惟政治工做者”有没有“必需与（执政）D中央连结一致”， 有没有实在施行“不克不及与D中央连结一致的，不得处置政治课教学”之禁令，应是评估得分凹凸的重要权数。
其四，大学的收费凹凸，其收费与国民均匀收入比的大小，也应是评估的重要根据。那一方面已有中国教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先生早做过阐了然——上大学就像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本身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那些优良教诲资本是有限的，天然比力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比如逛市场买工具，若是有钱，能够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若是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所以，收费高的大学，意味着那是“优良教诲资本”，应得高分。若是是要布衣苍生砸锅卖铁才气供子女读得起以至也读不起的，那就该得满分。而若是经常要靠设立高额奖学金来“引诱”优良生源报考，并且助学金也良多的，那当然就该得低分。
其四，大学的论文数量，也应做为评论原则。当然，那里只应该设论文数量，所以阿谁什么SCI数据，应该是重要的评估根据。要说现实量量，那工具谁能说了算？能设立什么国际公认的量量评论原则吗？好比，我们的什么“XXX理论研究中心”出来的论文，你说能用什么样的国际原则去权衡？何况西方一贯对我们的工具戴着有色眼镜看，往往还隐恶扬善。所以，归根到底，只要数量才是最实在可靠的。
其五，正如大眼李承鹏所提出的那样，不该以什么诺贝尔奖、普利策新闻奖、格莱美奖等获奖者的几为大学成就的评估根据，而应该以“鲁班奖”、“五个一朝上进步奖”、“双拥建立奖”、“精神文明奖”、“孔子和平奖”等奖项所获的几做评分原则。
其六，世界良多国度评估学校办学成就，都把结业生的人生成就做为一项评估要素。那方面我们当然是能够用用了。不外，也要“洋为顶用”，结业生的人生成就应该以其一生所能爬到的官位的凹凸，或所能获取的财产的几做为评论的最次要原则。那方面，清华百年纪念的阿谁特刊封面已经做出了示范，北师大一个叫董藩的传授也是那么教训本身的学生的（“40岁时没有四万万别来看我”）。
当然，别的，大学的大楼新不新、高不高，校门口办理严不严，学生社团能否严酷办理，结业生“书面就业率”凹凸……，都能够做为评估原则。热诚欢送同好予以填补。
不消说，只要用上述的原则一评论，那么，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就会很容易建成——或许它早已建成了。我们不是不断声称“中国形式”是具有另一典型意义的“先辈形式”，而且很有可能将在不久的将来代替“美国形式”、“欧洲形式”或“西方那一套”的吗？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克不及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系统与西方一争凹凸，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代替“西方那一套”大学形式呢？即使如许的“世界一流大学”可能会连国人都五体投地，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还有良多收集上发一贴能够拿“五毛”钱的人士吗？我们再来一次类似的“世界一流大学”收集投票，策动那些先生（密斯）到时都投一票，什么成果得不到？我们能够整出一个“美国信誉低于中国”的国际资信评估陈述，能够整出一个“中国人幸福感高于西方”、“农村人幸福感高于城市”之类的陈述，那么，再设想一个原则，让中国大学早日跻身“世界一流”，又有什么难的呢？
至于那么一来，优良生源会持续加速外流，北大清华将持续沦为“留美筹办站”，至于像熊丙奇之类的人懊悔说“本来我读的底子不是大学”，至于每一个有才能的家庭几乎持续希望把子女送进来读大学，那都是要么“思惟过火”，要么“崇洋媚外”，要么“心怀叵测”的言行，我们搭理他们干什么呢？
至于那么一来，中国的传授，出格是人文学科传授在国际上被同业看不起（据说其实就是在台湾、香港都如斯），中国大学的师生剽窃功夫会持续立名世界（那位剽窃的德国防部长就曾以中国为师），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不来好勤学学我们的先辈经历，不“对峙走本身的道路”埋头开展本身的“特色大学”，不来虚心进修一下我们的“多快好省”的学术开展、大学开展之路，我们不窃笑你们就已经很客气了，你们还有什么资格取笑、傲视我们呢？
又闻：教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在江汉大学做陈述，称世界上的教诲没有共轨，更谈不上接轨，中国教诲要有本身的轨道，反对与国际接轨。他还说，美国在吸收欧洲和世界教诲功效的根底上走上“美国道路”，德国走上有别于法国、英国的道路，日本的教诲吸收欧洲、美国的工具良多，但仍然走本身的路。——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