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乌托邦，丑恶的乌托邦
俞晓群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声称：美国社会患上了一种不治之症：文化艾滋病。那种疾病正在爆发，招致美国文明的倒退，逐步回到“野蛮世纪”。目前人们还没有找到医治的办法，因为此“病”不像专制者和专造主义那样容易辨认且遭人厌恶，它往往是满脸笑容向我们走来，使致病者毫蒙昧觉或毫不勉强地受其传染，最末因大笑过度而力弱身亡。那种疾病是由两种病毒引起的：一是电子传媒，再一是以电子传媒为载体的极端娱乐化倾向。
为了阐释“病毒”的危害，波兹曼写了许多书。此中有两本书，光是标题问题就让美国人震惊，以至让整个世界震撼，一本叫《童年的磨灭》（1982），他声称：以电视为标记的电子媒体，已经使美国社会丧失了“童年”，而童年的磨灭一定招致美国文化的式微。另一本叫《娱乐至死》（1985），他更是高声疾呼：电视将人类社会全面地娱乐化，人们在欢笑中不再思虑，日渐丢掉了精神和思惟。《娱乐至死》的封面就让人深思：一家四口温馨地围坐在电视机前，他们只要身躯，没有脑袋。
先说童年的问题。波兹曼的“童年”定义在7—17岁之间，但他的述说不只涉及生物学的范围，更是一个文化学的概念。他对成年与童年的定义十分奇异：成年是有阅读才能的人，童年是没有阅读才能的人。而社会性的阅读，只是在活版印刷术创造之后才成为可能。其实早在11世纪中国的毕升就创造了活字印刷的手艺，他的“活字”是用胶泥造成的；15世纪初，朝鲜已经有了金属活字。但那项手艺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应用，正如波兹曼所比方的，他们造出了“魔鬼”，魔鬼醒来后却发现那是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便倒头又睡去了。不外15世纪中叶，当西方人谷登堡创造活版印刷术后，欧洲文化簇拥而上，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100多个城市拥有了印刷机，印出800多万册书；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欧洲已经由中世纪的“全民文盲”，快速到达50﹪以上的男性都识字。于是，阅读有了新的意义。一般说来，成年人的阅读是开放的；未成年人需要通过识字与阅读的进修，生长为一个成年人。就如许，“阅读”将文化意义上的成年与未成年划分隔来，“童年”的概念也产生了。你可能要问：莫非15世纪以前，欧洲社会构造中就没有童年吗？波兹曼说：是的，现代意义上的“童年”，（到上世纪80年代）只要400年的汗青。
当然，仅靠“识字”来构造“童年”是不敷的，文明社会还需要通过掌握阅读内容，来连结童年的生命力。也就是规定一个儿童应该晓得什么，不该该晓得什么；或者说，儿童关于成人的行为的领会，应该有一个挨次。好比，我们起首要对他们停止名望感的教诲，然后让他们逐步晓得社会的冗杂性；还要对他们停止耻辱心的教诲，让他们学会对“原始激动”的掌握，然后才让他们晓得更多与性相关的奥秘。总之，童年存在的重要根底是对成年的奥秘感与敬畏感，正如成年人的另一个定义写道：所谓成年，就是生活中的一切谜（尤其是性）都已经解开了。若是童年就与成年一样没有奥秘，或自觉地、不分先后地、随意地解开那些“谜”，那在生物学和文化学的意义上都是危险的，同时势必安葬人类的童年。
怎么办？波兹曼是“纸造书阅读”的崇敬者。他认为，“纸造书”是更好的媒体，它既解放了人的个性，同时册本“有限传布”的属性，也能够做到对未成年人阅读内容的掌握。在学校和家庭中，规定他们应该读什么，不该该读什么，从而实现常识与生长的良性连系，划清成年与童年的边界。
若是西方文化根据波兹曼的描述走下去，产生于16世纪的“童年”是不会磨灭的。但是19世纪中叶，情状发作了改变。跟着人类第一封电报的发出，电子媒体降生了。它是“第一个使信息传布速度超越人体速度的前言”，同时它也宣告了“纸造书”一统全国的完毕。接下来的100年，是电子工业和信息手艺大炽的时代，尤其是电视的呈现，快速地化解了波兹曼的阐发。起首，“识字”不再是认知的屏风，什么人都能够津津有味地坐在电视机前“认实阅读”，品头论足；正如萧伯纳看到百老汇五光十色的灯光时所言：“若是你不识字，那灯光无疑是斑斓的。”其次，对未成年人阅读内容的限造也不攻自破，电视毫无所惧地揭开了成人所有的文化奥秘，诸如：身世好莱坞的罗纳德.里根历来没写过文章，也没有什么思惟系统；但在电视上，那些傻乎乎的政治家底子不是他的敌手。他以至在大选中公开说：“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 如许的政治还有什么名望感可言？至于性问题就愈加紊乱了，诸如“请不要走开，告白之后我们谈一下乱伦的问题”一类的话语，几乎成了美国电视上的口头禅，“它使美国人持久处在性亢奋的形态，而且强调性称心上的公允主义。”做为一个文明国度，波兹曼愤慨地说：“忏悔室里的交换，都寡廉鲜耻地成为公开的话题。” 就如许，电视摧毁了美国人的“童年”。若是说，那种“磨灭”还只是在文化学的意义上，那么波兹曼还发现：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童年的概念也在萎缩。在近100年里，美国女性的青春期每十年大约提早4个月；也就是说，1900年女性初潮期均匀年龄是14岁，而1979年就是12岁了。那莫非是与同时发作的“信息手艺革命”巧合吗？
童年磨灭了，接着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出书《童年的磨灭》三年后，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又发出更为恐惧的预言：信息手艺革命所带来的副感化，不单使美国人丧失了童年，还将使他们丧失全数思惟和精神的生命。那本书的写法，不再像《童年的磨灭》那样照顾汗青与文化的流变，不再层次明晰地沿着理性的途径娓娓到来。在激动的情感下，波兹曼列举了大量的例证，用以阐明一个事理：电视只要一个声音——娱乐的声音。它外在的因素是贸易化与收视律，内在的因素是电视自己的表示形式，就是一种以娱乐为目标文化。因为我们在没有认清电视的素质时，就筹算操纵电视的娱乐功用辅助于各行各业的工作，成果纷繁落入娱乐化的圈套，被转化为娱乐的附庸。大量的“文化悖论”被衍生出来，好比：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带来几笑声，因为“只要娱乐才有新闻”；尼克松“水门事务”的表露，是因为他的电视形象太像一个说谎者，引起了人们的疑心；一个播音员因为长相欠好影响了收视率，成果遭到辞退（波兹曼说，他由此想到野蛮社会，带来坏动静的人将被摈除或杀掉）；一小我的心脏手术在50多家电视台曲播，过后记者问：“你不惧怕吗？”患者答道：“他们绝对不成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1984年，有人拟破费2.5亿美圆把《圣经》拍成225小时的节目，搬上荧屏；1983年，电视曲播耶鲁大学的结业仪式，要请电视脱口秀名角主持，而当一位好莱坞明星呈现时，“那庞大的欢呼声足以把本地的死人吵醒”；今天总统竞选的电视争论，与昔时林肯和道格拉斯的典范争论底子不成同日而语，里根在与弗里茨争论中说了一个很调皮的笑话，第二天许多报纸都说，里根用笑话击败了敌手。面临那些怪现象，波兹曼更愤慨地说：“在那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文化已经酿成了一场风趣戏。”所以当欧文.柏林的歌中唱道：“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时，波兹曼歹意地讥讽道：只要改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他就会成为像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了。
此时，波兹曼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政治预言：美国正在不自觉地跌入一个赫胥黎式的“乌托邦社会”。那个赫胥黎是《天演论》（严复译）的做者汤马斯.赫胥黎的儿子阿尔都斯.赫胥黎。乌托邦的概念其实不清爽，它是人们梦想的美妙的社会形式。柏拉图的《抱负国》是乌托邦的先声，摩尔的《乌托邦》（1516）创始了那一奇特的文学题材的写做。但梦想末归是梦想，它的现实意义是迷糊的。上世纪初，情状发作了改变，一种“负面乌托邦”（又称反乌托邦、十分乌托邦）的文学创做降生了，它所阐释的是一些“美妙梦想”带来的社会灾难，引起了社会学家极大的存眷。波兹曼也筹算在那里找到灵感和根据，阐明美国文化行将式微的事理。他列举了两种负面乌托邦的形式，一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1948）中描述的极端专造主义社会；再一是阿.赫胥黎在《美好的新世界》（1932）中描述的极端科学主义社会。波兹曼的结论是：“专造”是丑恶的，它筹算建造的“文化监狱”容易辨认；况且奥威尔预言的“一九八四年”已颠末去，它最少没有在美国发作。即便发作，“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那些前辈的精神的鼓励下，我们必然会拿起兵器庇护和平。”但赫胥黎的预言就差别了，他的“手艺至上”社会四处莺歌燕舞：人不再天然生育，而是通过手艺人员孵化出来；“孵化人”是完美的，男性人高马大，女性弹性十足，他们没必要生育，没有婚姻，也不允许有专一的性朋友；他们不会生病，表情欠好时吃一种“解忧丸”，就立即愉快起来；人们不惧怕灭亡，因为他们从小就承受“安泰死”的教诲；他们运用科学手段停止“睡眠教诲”、巴甫洛夫式的教诲，一个不雅念会百次千次地在受教诲者的脑海中反复。许多词汇在那里消逝了：父母、夫妻、恋爱、痛苦、放纵，以及思惟、艺术、宗教、家庭、情感和各类人道、文化的不同都荡然无存；尤其是“灭亡恐惧”也消逝了，从而招致人类失去了追随文化精神的原动力，同时人与其它动物的区别也随之消逝。
那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它的美好之处就在于：它与奥威尔预言的专造主义社会同样危害人类文化，但它采纳的手段却更高明，不是监狱，而是欢乐。波兹曼指出，美国社会正在向赫胥黎式的乌托邦迫近。人们的“解忧丸”就是电视，它带给我们无限的娱乐；教诲手段也是类同的，“一个40岁的美国人，已经收看了超越100万条告白”；告白的手段大多是“伪寓言式”的：一对夫妇的衣服没洗清洁，是因为他们不懂科学，没有选择手艺更好的洗涤剂，他们受人挖苦、忏悔、赶紧改正，于是绿草茵茵，各处花开。娱乐之中，科学主义得到进一步的神化。就如许，美国向赫胥黎式的乌托邦社会一步步走去，没有斗争，只要笑声。因为“我们听不到痛苦的哭声，那又同谁去战斗？同满脸堆笑的娱乐吗？”
面临波兹曼的灰心主义情感，中国的有识之士久已存眷。关于负面乌托邦的问题，早在1979年，李慎之、陈翰伯、陈适五、董乐山等人就已经组织并译出《美好的新世界》《一九八四》，登载在《编译参考》上。其实那两部名著均属于“负面乌托邦三部曲”，另一部是扎米亚京的《我们》（1921）。还有一种“负面乌托邦四重奏”的说法（沈昌文语），即上述三本书，再加上费奥多罗夫的《配合事业的哲学》（1906—1913）。那四部书有三部已经在辽宁教诲出书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中出书，只是《别致的新世界》因为“文库”的夭折而未及面世。今天，它的清样还放在我的案头上，卢珮文译，此中有李慎之先生的序言《为人类的前途担忧》。如今此书已经有良多版本面市，题曰《斑斓新世界》。能够说，为了客不雅地认识波兹曼，读一些布景性的文字是需要的。
关于《童年的磨灭》《娱乐至死》，我国粹者也有一个逃踪的过程。它们的中文版出书人严博非回忆说，他早就传闻波兹曼和他的著做，从1997年起头寻找那两本书的版权，曲至2004年才实现出书的希望。但是，2003年10月波兹曼去逝，学者刘擎说：“他谢世的时候，我未曾读到任何中文的报导。在美国也有学者指摘，说他的死讯没有得到应有的存眷，因为其时的传媒正热衷于施瓦辛格竞选州长的戏剧性停顿。那对波兹曼来说可能并非遗憾却反却是安抚，因为那恰好验证了他的理论。早在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就曾预言，政治竞选将越来越多地接纳好莱坞的娱乐形式，而传媒将簇拥而至。”
在本文完毕时,我想：“显然，我的文字订定合同论的问题，不会给读者带来笑声。”但是，我的耳边却不竭地回响着波兹曼的声音：“人们感应痛苦的不是用笑声取代了思虑，而是他们不晓得本身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