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陈独秀一家人》
做者：吴晓 出书社：人民日报出书社
本书简介：该书以陈独秀为中心，描述了从他祖辈到孙辈五代几十小我近百年的斗争和坎坷遭遇。陈独秀四次婚变，扑朔迷离：德配高晓岚，文武攀亲强结姻缘，婚礼事后，一生落寞；妻妹高君曼，才貌非凡，而与姐丈自在爱情，志同……[连载内容]
陈独秀
1940年7月，地处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重庆上游的江津，非分特别的炽热。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热得心慌意乱，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坐在一张陈旧的木椅上，不地停摇动手中的扇子，煞是难熬。
一天上午，陈独秀在后院的青竹、梨树之下乘凉，潘兰珍手中拿着毛巾，不断地给他抹汗。那时，忽听得有敲门声，陈独秀对老婆说：
“兰珍，你快去开门，看看又是哪位伴侣来了。”
潘兰珍听了老先生的叮咛，放下手中的毛巾，疾步向石墙院前门走去。边开门，边亲热问道：
“是哪位先生？”
“师娘，是我！”门外来客答道。
潘兰珍翻开大门：“张先生，是你啊！”
“师娘，教师在家吗？”来客问道。
“在，伊热得正在后院树下纳凉。张先生请进！”潘兰珍操着上海口音答道。
来客进入院内，边扇动手中的画扇，边问潘兰珍：
“教师身体可好？”
“时好时发病。”
陈独秀在后院闻来客声，放下手中扇子，便从椅上站起来，边步履困难地向前院走去，边问道：
“谁来了？”
“教师，是我！”
陈独秀历来客一瞧，脱口而说：
“是你啊，国焘！”
“教师你好！”来客快步上前，一把扶着陈独秀问好道。
来客不是他人，恰是陈独秀昔时北大的学生、陈独秀的跟随着张国焘。陈独秀见是张国焘来访，心中倒有些快乐。陈独秀出亡武汉时，他与张国焘时有碰头，畅叙师生昔时之情，以至有时应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蔡孟坚之邀，小聚在蔡孟坚家中。张国焘与蔡孟坚为江西同亲、小学同窗，陈独秀、张国焘同是蔡孟坚奉戴笠之命的监护人。但陈独秀自武汉僻居江津鹤山坪，他们师生已有两三年未见了。然而，陈独秀究竟结果是“疆场上”的宿将，关于此时已投靠蒋介石的张国焘到来，心中顿生一些疑惑，那炎热的炎天，他的突然到来，必有原因。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于是，陈独秀开门见山地问道：
“国焘，你冒着似火的烈日来看我，是不是受人之托，有什么事？”
“教师，我此次来一是看望你，二是受墨家骅先生之托，转来他的手书与赠款。”说着，张国焘便将墨家骅的信与一千元赠款，递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摆了摆手，说：
“国焘，你先把家骅的信给我。”
陈独秀接过信，拆开一看，墨家骅在信中写道：
仲甫先生大鉴：暌违既久，咨觐末由，时寄动静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惟，念此何堪别也。比者侧词文旆，入川体颇不适，便欲诣前叙其悃愫，绊于部务，未果所怀。故请张国焘同志代致拳拳之意，并面奉医药费一千元，幸善摄卫，早日复安，临褚布臆，不任迟悬，敬颂痊祺。弟墨家骅亲笔。三、六。①
陈独秀看着墨家骅的信，不由想起他与墨家骅的私交，勾起了他的感情波涛。他对墨家骅何尝不是“时寄动静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惟，念此何堪别也”呢？墨家骅，浙江湖州人，曾留学德国。昔时陈独秀与墨家骅都在北大任教，他任北大文科学长，墨家骅任北大德文传授，两人过从甚密，私交笃深。1938年8月，陈独秀从南京监狱释放后，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诲部长的墨家骅，曾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欢送陈独秀出狱的家宴上，对陈独秀说，他受蒋介石的委托，要他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赐与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那本是墨家骅对他的一番好意，为他出狱后寻找的一条出路，但陈独秀不承情，当即予以回绝，弄得墨家骅为难不已。
陈独秀看完墨家骅的信，沉思了会儿，对张国焘说：
“国焘，墨先生的赠款我不克不及收，本人历来无功不受禄，请你转告我对墨先生的问候与谢意。”
张国焘似乎理解教师的表情，怕收了墨先生的赠款，又要招来没必要要的费事。张国焘向陈独秀那消瘦、难过的面庞瞅了瞅，说：
“教师你的那种表情，学生能够理解，王明、康生无端地加在你头上的委屈暗影，还未完全消弭。不外，教师，据学生之见……不知该不应说。”张国焘佯拆难以启齿，到嘴的话又缩了归去。
陈独秀听了，有些不耐烦地对张国焘说：
“国焘，你在我面前有话曲说，什么该说不应说。有什么话，说给我听听。”
“那好，学生就曲说。据学生所见，墨先生的赠款教师完全能够收下，那是墨先生以小我名义赠予教师做为医药费，是他对教师的一番‘拳拳之意’。我受他之托来时，他再三吩咐我必然要向陈先生讲清晰，地道是他小我之名、之意，那点墨先生在信中讲得很清晰。”
“话是那么说，我总不想收来自国民党、托派方面的经济帮助，那些都是长短之钱。”陈独秀不断地抽动手中的烟卷，不由感慨道。
“教师，墨先生赠款是做为教师治病医药费之用，别无他意。以学生之见，看在你与墨先生多年的私交之密意厚谊上，仍是收下为好。”
虽然张国焘再三向陈独秀劝导，但陈独秀正如俗话所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一旦想起承受王明、康生造造的拿“日本津贴”的汉奸、间谍冤案，心中就有些七上八下。那时他心中甚为矛盾，墨家骅的赠款收也欠好，不收也欠好。他猛抽着烟卷，沉寂不语，在后院踱来踱去。张国焘见此情景，也忍不住陪伴着教师踱起步来。
那时，已时到中午，只听得潘兰珍亲热地喊道：
“张先生，老先生，快请进屋里向吃中午饭！”
潘兰珍那一叫喊声，突破了那沉寂为难的气氛，陈独秀扔掉手中的烟头，应声答道：
“来啦！”接着，饶有幽默地对张国焘说：
“国焘，你师娘小菜做得蛮好，既有江津山间特色，又有上海小吃风味。你能够品味品味噢。”
其实，午饭小菜没几个，大都是陈独秀与潘兰珍亲手种植的土豆、青椒、白菜等。不外，潘兰珍将那些家常小菜搭配烹饪，青丝碧绿，有辣、有酸、有甜，吃起来美滋滋的。尤其那四时豆红烧肉，挺有上海小吃风味，那也是陈独秀爱吃的，凡来客大几不了那个菜。虽然张国焘投靠蒋介石之后，吃的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但见了四时豆红烧肉，仍是有点馋，拿起筷子夹着就吃，不断赞道：
“好吃，昔时在上海时，我也爱吃四时豆红烧肉，多年未尝过了。师娘手艺不错。”
陈独秀不爱酒，只得以茶代酒陪着张国焘喝山里人造做的香醇可口的酒。如许，师生又翻开了话匣子。张国焘喝了一口又一口，又夹起一块四时豆烧肉送入口中，边有滋有味地嚼着，边问陈独秀：
“教师，可想好了没有，墨先生的赠款收否？”
“国焘，我思索再三，家骅的赠款仍是先收下，但请你转告家骅先生，谢谢他的好意，但请他下次不再叫我为难。”
陈独秀考虑再三，收下了那笔赠款。
“好，收下就好，我必然向墨先生转告教师的意思。”张国焘听了如释负重，当即应允答道，并随手将墨家骅赠款一千元递交给陈独秀。但陈独秀并没亲手接下，而是对站在一旁的老婆叮咛道：
“兰珍，你先将墨先生的赠款收下，再说。”
“好的！”潘兰珍应声答道，并接过了那笔赠款。
张国焘心中一块石头末算落了地，归去也好向墨家骅交差了。
尔后，张国焘受墨家骅之邀，一次又一次地不辞辛勤，登上鹤山坪，踏破陈独秀寓居的石墙院之门，送来一笔又一笔的国民党方面以墨家骅小我名义的赠款。
1941岁首年月，陈独秀高血压等疾病时常爆发，鹤山坪缺医少药，去重庆看病既不便利又无钱。墨家骅闻之，于3月6日，又请张国焘送来医药费五千元，并致书陈独秀。从信中要义看出，陈独秀收下墨家骅第一笔赠款后，曾给墨家骅回过信。
仲甫先生道鉴：客秋国焘兄返后，详述尊况，并奉惠书，快何如之。近闻贵体欠和，时，思趋承话言，回冗未果，不审比来尊恙若何，甚悬悬也。兹特邀国焘兄诣前奉候，面致拳拳，并送上医药费五千元，敬希哂纳，并祈珍摄是幸。耑此敬颂台绥。弟墨家骅亲笔。三月六日。①
陈独秀关于国民党方面的赠款，收得其实不情愿，并表达决不肯再受。但事与愿违，1942岁首年月，墨家骅又派张国焘送来八千元。从下面陈布雷致墨家骅、墨家骅致陈布雷及墨家骅致陈独秀三封信中，可看出那八千元与前两次赠款帮助，不是墨家骅小我的行为，其来源当是国民党官方，不外以墨家骅的名义，又颠末本来同属于共产党的张国焘转交，以奥秘体例停止，不为外界所知。
1942岁首年月，墨家骅同陈布雷谈到陈独秀境状窘境后，陈布雷即“呈奉谕示”(“应该是颠末了蒋介石批准”——原做者语)。故1月17日，陈布雷致墨家骅：
骝先我兄大鉴：日前所谈仲甫现状艰困，经呈奉谕元一次补贴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当饬公费股周股长送上，送到时请察收赐复(德律风告弟即可)为荷！即颂时祉，弟陈布雷。②
1942年1月20日，墨家骅接陈布雷信后，即致信陈布雷：
布雷吾兄勋鉴：十七日手笔敬悉，关于一次补贴仲甫兄八千元由弟名义转致一节，俟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也。知关厪注，敬先奉复，祗颂勋绥。弟墨家骅。③
与此同时，墨家骅于1月27日，致信陈独秀：
仲甫先生大鉴：顷来不审道履何似，屡思趋候，以职事牵人，迄今未果。兹讬张国焘兄转奉国币八千元，聊将微意，至祈俯察哂存，幸甚幸甚，耑颂时绥不宣。弟墨家骅。①
陈独秀关于国民党以墨家骅名义的三笔帮助赠款，尤其是1942年1月那笔八千元，甚感“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羞愧也”。但同时声明，“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但那一次勉强承受的意思仍是清晰的。他在1942年1月29日，致墨家骅的信中说：
骝先先生台鉴：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未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羞愧也。弟寓生齿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火，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弟独秀启。元月二十九日 ②
一生自恃清高的陈独秀关于国民党方面的赠款，收得其实不情愿，并表达“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陈独秀的那种表情亦是发自心里的。陈独秀得到国民党方面以私家名义的接济，对他恰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那时四川物价飞涨，生活费用高，故1942年1月19日，他在致杨鹏升将军信中说：“川中生活不收”，欲迁居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廉价一半”。他收到国民党方面最初一次赠款八千之后，生活困顿得以缓解，同时身患疾病日益严峻，病休难以支持，不能不做罢贵阳之行。2月12日，他特函告杨鹏升将军：
贵阳之行已决计做罢，末以病体不堪此跋涉也。
没过几月，陈独秀即于1942年5月27日凄凉地病逝于江津鹤山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