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娄上·第一章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端方，不克不及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克不及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克不及平治全国。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成法於後世者，不可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敷认为政。徒法不克不及以自行。
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圣人既竭视力焉，继之以端方准绳；认为方员平曲，不成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成胜用也。既竭心思焉，
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全国矣。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於寡也。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诗云：‘天之方蹶，无然泄泄。” 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
故曰：青难於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克不及谓之贼。”
翻译
孟子说：“纵有离娄那样超凡的目力，有公输子（鲁班）那样高明的技巧，若是不消圆规和曲尺，也不克不及画出准确的方形和圆形；
纵有师旷那样灵敏的听力，若是不消六律，也不克不及校正五音；
纵有尧舜那样慈祥的道德水准，若是不合错误苍生施行仁政，也不克不及使全国承平。
如今只要仁爱的思惟及慈祥的传说风闻，但苍生并没有得到恩德，也没能做出后代人值得效法进修功绩，原因就在于并没有实正行施古代英明君主的治国良策。
所以说：单凭仁慈的心地，其实不能处置好政事，单凭有适宜的法度，其实不能天然而然地施行起来。《诗经·大雅·假乐》中说：‘不要违犯，不要忘却，必然要遵守过去的准确章律。’遵守古代英明君主的准确律例而形成过错的情状，从古至今没有发作过。
圣人既然已经竭尽目力眼光，才得以创造了圆规、曲尺、准绳，我们用那些工具来画圆形、方形，是足够用了；
圣人既然已经竭尽听力，才得以操纵六律校正五音，那也足够后代利用了；
圣人既然已经竭尽心力，才得以创建了慈祥的政治办法，我们只要将之详细施行，那么全国就能够充满了仁爱之心了。
所以说：构筑高的楼台，必然要选择在地势高的丘陵上；开挖池塘沟渠，必然要选择地势低的河道池沼；办理苍生，如果不遵照古代圣明君王的优良律例典章，能算是明智吗？
“所以只要慈祥的人才适宜处于统治地位，如果没有慈祥之心的人当了统治者，他就肯定会普遍地传布他的邪妄。
指导者没有道德原则，被指导者就会不守律例；朝廷中的人不讲道德，工匠们也就没有了法度；贵族们违犯道义，布衣们就会违犯刑律。在那种情状下，一个国度还能存在的，地道就是依靠幸运了。
所以说：城墙不完好，战士兵器不丰裕，算不上是国度的灾难；荒地没有开拓出来，财力物力没有积存起来，也算不上是国度的灾难；执政官员不讲礼义，苍生不培育提拔小我道德，乱民大盗呈现并增加，那个国度离消亡也就不远了。
“《诗经·大雅·板》中说：‘全国正要昌隆的时候，不要随便使之懒惰下来！’———懒惰，就像是怠倦疲塌啊。不按礼节信义侍奉君主，当官或退隐不遵守礼法，启齿便非议古代英明君王行之有效的办理体例，那些就是国度怠倦式微的迹象。
所以说：指出执政者的错误，就是恭；多发扬善事闭塞邪说，就是敬；妄言君主不克不及（改正迁善）行施仁政，就是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