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昏起飞》封面、志谢与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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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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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梁兄催促了两次,因为书尚未全面上架(重庆能够先拿到),故迟发了几日。出书社说,那周发货,估量周末就能附庸大雅于各大新书栏。感激诸位垂注。

  志谢

  2002年春天,刘晨曦借给我一本名叫《拯救与逍遥》的书,白色的封皮,很干净,正如书的内容。我用最快的时间读完它,其间不行一次感到到犹如被电流震击一般的眩晕或虚无,书中提出的问题化做一柄柄解构的刀子,使我旧时辛苦累积的信念系统轰然崩塌。良多年以后,我才晓得,那本书将我送进了思惟的大门。

  那年秋天,我在重庆沙坪坝区藏书楼锈迹斑斑的书架一角相逢到《燃烧的迷津》,书比书架还要破,它的出书寿命已超越十载。我读得相当迟缓,因为做者的话语形式很难进入与掌握,但翻过最初一页,我毕竟处理了一个长久以来令我困苦不胜的难题,从此我晓得本身应该如何去写做。

  转眼是2003年,忘记是谁的保举,我阅读到一张叫“心魂书写”的网页,那里收录了大约二十多篇文章,八门五花,可读罢第一辑,我发现做者拥有一个固定而明晰的问题意识。随后我便将此中的大大都文章打印出来,为节省纸张,利用的是小五号字体,那无疑加重了阅读的困难,使我不只要与本身的目力做战,还要与本身的耐心做战。数月之后,我仍没有读完它们,但我已然生出一种深切的意识:我是那场战争的成功者,灵魂的成功者——我找到了个别思惟的基点。

  我对那三本(张)著做或网页的做者不断心怀感恩。我历来不敢声称是他们的学生,而他们,却实其实在是我的教师。没有他们的引导,我可能会在诗歌的道途游移末生,而始末迈不进思惟国的金色城门。当然,最初我仍是走出来,走本身荣耀的荆棘路。但我不肯掩饰本身的感恩之心。更为幸运的是,我与三位先生中的后两位了解,并当面聆听他们憨厚而诚挚的教诲。他们中的一位,还屈尊为那本漫笔集做序——需要声明的是,此序言2004岁尾即已写成,而书稿颠末两年的辗转波动,早不复原初的容貌,可序言中的劝勉与攻讦其实不过时,它一度是起点,现在却是我从头跋涉的起点。两年的勤奋,希望我上缴的答卷可以对得住他们的等待。

  在三位先生之外,我必需提到我的两位好伴侣:刘晨曦与姚伟,他们在成就那本书的过程之中所饰演的角色丝毫不弱于前者。我们在2002岁首年月相逢,从而极有默契地结成一个读书与思虑的共通体,无休行的争论、争吵、鼓励、沉寂——那些细节像一部永久放不完的黑白片子,铭记着歌乐山下艰苦而欢乐的劳做岁月。与他们二人的精神碰碰,构成了我的思惟之前行的灵感和动力,亦让我懂得,在友爱的无尽捐赠之中阅读和写做是多么幸福的工作。虽然今日我们天各一方,斗转星移的世事情更常常令我黯然神伤,可我们之间的友情却长久稳定。

  还有诸多师友,需要说一声谢谢。但请原谅我不再提及你们的名字。惟愿你们阅读到此书的某一段、某一句,觉察那是源自你的攻讦或修复,你尽可会心一笑。因为你的参与,那本书——以其为前言,我们结成了公开或隐秘的共通体——才充满无限的张力。它的翻开是为了到来,没有起点、超越言辞、朝向一切人的虚拟聚会。在此,我愿意领受“做者死了”的后现代判语,而做品不死,它化做一颗种子,无论将来是什么土壤,它末归拥有独立的生命。如今,我将那枚凝聚着感恩之情的礼品交到你手上。

  感激花城出书社的邹峥华教师,还有丁放鸣教师,她们采用了那颗种子,并以不凡的目光、热情与认实,将其培育成尚且可不雅的果实。感激品味那枚果实的所有读者,并代为感激你们受伤或得益的牙齿、胃,还有思维。

  若是那本书可以生长一点荣光的话,我愿将它献给我的父母和我的女友K。前者赐赉我生命,并在磨难之中抚育我成人;后者带给我的宽大、鼓舞与爱,使我逐步认清了生命及磨难的实在涵义。

  感激命运。

  跋文

  那是一本关于记忆或遗忘的书。它起首是一种见证,见证着做者自2002年放弃诗歌、起头漫笔书写以来,所穿过的门,走过的路,遗留的脚印,辛酸而浪漫。近四年,我的生命完全被朋分成两块,似乎决定着那本书的团结气量:一半写于白日,一半写于黑夜;一半是著书只为稻粱谋,一半是无关功利的个别化写做;甚或文字的调子亦一半沉郁,一半昂扬;一半庄严,一半戏谑,沾染上那个时代时髦的倾覆或解构的喜剧精神。由此,那本书其实不成熟,它展示了做者与团结的灵魂停止肉搏战之时的剑拔弩张,还有其后的伤痕累累;它充溢着矫情、过火、武断、浅薄与大言不惭的自得。而我无法承认它的长处,那就是对问题的敞开,却不是遮蔽——恰是基于那一在我们保存的时代相当稀有的风致,我承认了出书它的需要。

  对我小我而言,见证的意义高于一切。此书中的大大都文章,恐怕我此生都不会再写,以至连重读一遍的激动都已流失。我筹算遗忘它们,就像遗忘在黑夜行走之时死后拉长的令人悚然的影子。但我晓得将来的成果,忘不掉,就像你永久抹不用本身的原功。我们末归得无视残酷的汗青,不管它属于国度,仍是私家。而出于对那种见证的尊重,我在编纂书稿的时候,并没有对旧日的幼稚文字做过多的硬性修改,除了使文字畅达,矫正一些常识性的错误——那不是自恋,或者骄狂,而是要表达对汗青、抵消逝的光阴的敬意。比起假装的成熟,我更愿意看见原始的青涩绽放于青春的枝头。那些因愤怒、懊悔与虚无而写下的文字,一种谦虚的实在感不断流淌其间,即使时代列车的波动再过猛烈,毕竟难以消磨它们的价值。

  那本书的公共意义,照旧与记忆或遗忘相关。我要再次反复米兰·昆德拉的话:“人与权利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权利”的另一种译法是“强权”,或可翻译为“专造权利”。从古到今的专造者有一个配合的特征,不只要统治公众的身体,还要统治公众的灵魂;它们不只要掌握现世的所见所闻,还要改写那块地盘的汗青记忆。龚自珍曾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亦是那个事理。当然,此书根本与政治无涉,但人们未尝不成将其视做政治史的隐晦一面。它在反向上勤奋使人们服膺某些事物,包罗瓦尔特·本雅明的那句话:“不管我们所拜托的工具的将来是多么不确定,今天我们胜利地出书出来的每一行字,都是从暗中力量的手中扳过来的一个成功。”

  2006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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