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力挺郭德纲到猛烈报复南方各大媒体，引来南方报系“围剿”的北大出名传授孔庆东，近日因旗号明显地提出反“三俗”报导、反“判官”式媒体、“应将无良媒体送上法庭”的标语，再次引起各界热议，令人深思：今日之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到底应该饰演什么样的角色？
媒体是做什么的？媒体就是社会的保健医生，她的职责次要是搀扶帮助社会发现问题、处理问题。但媒体要履行保健之责，需要具备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她本身必需是安康的。遗憾的是，时下某些媒体的安康情况其实不抱负。
就实情而言，无良媒体的险恶，是操纵“无冕之王”的言论力量来谋取一己私利：红包记者到处可见，有偿新闻屡禁不行，言论监视灯下黑。其险恶之文雅手法，是打扮成正义的化身，超越法令、公德和良知，以判官的姿势居高临下，挟持公家眼球，谋杀别人声誉；其险恶之地痞手法，是要挟事主收取封口费，随心所欲、无恶不做。某些无良媒体更是挖空心思，误导公家言论，将各类“XX门”事务放在显眼位置，迎合初级兴趣，松弛社会风气，为赢得一己出位而成为社会公害。
就那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信息时代，是一个被媒体绑架了的时代。
安康的社会需要媒体保健。但若是媒体是不负责任的媒体，是歪曲事实、逃逐利益、哗寡取宠的媒体，那指望靠他们的监视来防微杜渐，无异于缘木求鱼。更有甚者，只愿监视别人，却死力排挤被监视，一旦遭遇报复，立即操纵媒体业在话语权上的先天优势，占据造高点，对报复媒体者展开“围剿”，培养畸形的言论生态。
历来监视别人者，必置于别人监视之下。口口声声呼吁言论自在者，却为什么容不下别人的声音？
所以，在孔庆东和南方报系的对峙中，不难看出媒体一方更蛮横、更强势。
监视者回绝被监视，等同于医生身患恶疾却回绝别人诊治。若是无良媒体和无操守媒体人享有“法令优豁权”，那些收受财帛，掩藏三鹿奶粉含毒事实的记者和媒体人能否都该被免责？
孔庆东传授呼吁“将不良媒体送上法庭”的标语，其本意原是呼吁媒体准确行使话语权，重建优良社会免疫系统，媒体人也应以优良的职业道德尽监视之职，并积极承受监视。如许的媒体才是阳光媒体、清洁媒体、专业的媒体。反之，对无良媒体和地痞危机公关的一再容忍，只会让更多类似三鹿奶粉的事务发作，在红包记者、利益媒体的黑幕下，若是我们连本身的孩子都不克不及庇护。那你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