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花类似，岁岁年年人差别”，恐怕差别的不行是人，还有对联。对联的由来，非常长远，据传周代已有对联的记载，足可见其渊源之流长，俗话里的一句“欢欢喜喜过大年，家家户户帖对联”，又可见当时髦之广甚。
“爆仗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暧入屠苏。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此乃宋代临川才子王安石佳做，《春日》，并以此诗做家门楹联之用。诗中“新桃换旧符”的“桃符”即为最古老的对联。“桃符”，乃周代悬挂于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据《后汉书、礼节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清代《燕京时岁记》言曰：“对联者，即桃符也。”
对联，无可争议可做为春节的象征。在中华传统文化日渐式微，西方节日大行其道之时，议论对联似乎有些许不达时宜。而多为时髦之士所不知的是，做为一种综合书法、音律、文学为一体，民族传统瑰宝的对联，曾如何深深的影响过华夏文明。
文学史上有“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之谓，而关于明代，仅一“小说”不敷以穷其奉献，还须说道对联。明代是对联的盛世。说来也怪事，草莽皇帝墨元璋偏偏对对联爱不释手，喜欢之意，溢于言表，曾一道圣旨广令全国：家家必需张贴对联。那或许只是一个传说，因其漂亮而广为传播至今，传说中的皇帝见一小户偏偏“素面朝天”，不见门前春色，大为震怒，问其原因，得知因其为腌猪人家，而无人愿为其书写时，便挥笔立就一联：“双手劈开存亡路，一刀割断长短根”。传说虽漂亮，实在性却有待可考，至少我就不认为他有如许的才思。
那是趣事。对联当然没有那般简单，否则也就不称为“做对”，对联的工整要求之高，以致在诺大的明代国都，可做联者寥寥无几。文士门前去往有若市集，村落野氓，市井小民竞相求之。多为崎岖潦倒者读书之人，在对联里能否找得了一丝的安慰？因其难为，也成了日渐式微的根源，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与之事理相通，高洁如和氏之壁，抱畅饮恨，膑足之祸怕也是宿命。
我当然不是在指摘，只是有些许可惜。
春 意盎然之时，行走陌头巷尾，对联照旧可见于到处，只形式已百般容貌。我曾刚强的痛挽：实正的对联已是令媛难求。至后来才醍醐灌顶一般恍然，莫非？那些才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对联？那么，“一窗明月一窗竹，满室图书满室馨”的淡雅清幽且隐在诗人的笔后，“一药一性，岂能混淆是非，百病百方，焉敢以牛易羊”，如斯以职业特点明志的佳做就等在书卷的底端。
我们似乎不断都在抱怨所谓的物欲横流，却也不免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潮。应时而变，也当是它魅力之所在。在我看来，华夏传统的文化，不过两种命运：沉溺堕落抑或开展。前者是玉碎，后者也并不是瓦全，开展是它的幸运，因时而变是其生命的张力。
于是，广庭舍间，陋室阔宇随意可见的对联，诸如：交游四海结贵宾，挣来财产建中华。间接的欲望表达，也不乏几分豪放之气。愈加常见的为：生财猪拱门，致富燕迎春，或：人逢盛世情无限，猪拱华们岁有余。人们不约而同的用如许的赞誉来驱逐新来的猪年。那些都无一破例的传达了世人的某些希望和逃求，也是最实在的心声。
我何不姑且一笑与之，虽已毫无传统意义上的对联的意境神韵可言，也平添了几答应爱，几许生活的新颖。更重要的是，在春寒料峭、咋暖还寒之时，它所展现的无疑也是暖暖的春色。
如许子，已然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