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195年—256年），字子雍。东海郡郯县 （今山东郯城西南） 人。三国时曹魏出名经学家，王朗之子、司马昭岳父。早年任散骑黄门侍郎，世袭父亲兰陵侯爵位，任散骑常侍，又兼秘书监及崇文不雅祭酒，屡次对时政提出定见。后历任广平太守、侍中、河南尹等职，曹芳被废，他以持节兼太常驱逐曹髦继位。又搀扶帮助司马师平定毌丘俭之乱，再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甘露元年（256年），王肃逝世，享年六十二岁，逃赠卫将军，谥号景侯。[1] 唐代时做为二十二先贤配享孔子。宋实宗大中祥符九年（1009年），逃赠司空。
王肃师从大儒宋忠，曾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意加以综合。又以其深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撰《孔子家语》等以鼓吹道德价值，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注经学在魏晋期间被称做“王学”。
除以上汗青记载外，还有书《汉书 艺文志》记有《图书秘记》十七篇。《隋书 经籍志》有《河图》二十卷。注：梁有《河图、洛书》二十四卷，《目次》一卷。《河图龙文》一卷。注梁有《老子河洛谶》一卷。
河图洛书两大学派内部本身的不合
宋代《周易》学家墨震在其《进周易表》曰：“国度龙兴，异人世出，濮上陈抟《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那是宋代图书教授表。以后收行派衍，千条万绪皆从此出。
图书派内部的不合焦点，一个以图九书七为说，另一个以图十书九为说。始于刘牧的《易数钩隐图》，其认为《河图》数是四十五，《洛书》数是五十五。另一个之说是宋代以墨熹、蔡元定为代表。他们认为《河图》数五十五，《洛书》数四十五。亦即，一个以图十书九为说，此是汉以来的旧说。
刘牧在《易数钩隐图》曰：“《河图》以五为主，六、八为膝，二、四为肩，左三右七，戴九履一。”“或问《洛书》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则曰《龙图》五行之数之位不耦者何也?答曰：此谓陈其生数也，且虽则陈其生数，乃是已交之数也。下篇分土王四时，则备其成数矣。且失《洛书》九畴惟出于五行之数，故先陈其已交之数，然后以土数足之，乃可见其成数也。”
然后王湜、墨震、郑樵、墨元升、李筒、张理、薜季宣等皆承刘牧之后说。
王湜《易学》曰：“《河图》数谓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与四为肩，六与八为足，五为心腹，纵横数之皆十五。”
墨震《汉上易传》曰：“《河图》刘牧传于范谔昌，谔昌传于许坚，坚传于李溉，溉传于种放，放传于希夷陈抟。其图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纵横十有五，总四十有五。”又云；“《洛书》刘牧传之，二与五合而为六，二与五合而为七，三与五合而为八，四与五合而为九，五与五合而为十。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十即五、五也。”
墨元升《三易备遗》曰：“《河图》、《洛书》天授之，圣人以觉斯世者也。图之数四十有五，书之数五十有五。夫子日：‘河出图，洛出版，圣人则之。’此之谓也。”
郑樵《六经奥论》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以五为主，此《河图》四十五数也。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志，五与十相等，此《洛书》五十五数也。
李简《学易记图说》曰：“《河图》九宫，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纵横皆十五，伏羲不雅《河图》而画八卦者此也。”“《洛书》之位，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居北，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居南。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居东。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居西。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居中。”
张理《大易象数钩深图》曰：“《河图》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为腹，总四十五，纵横数之皆十五也。天五居中央，圣人不雅之遂定八卦之象。”“《洛书》数：《河图》之数四十五，盖圣人损去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凡十数，独天五居中而主乎土，《洛书》则有土十之成数，故水火金木成形矣。””
以上是刘牧一派之说，另一种则以图十书九为说，宋代以墨熹、蔡元定为代表。即《河图》数五十有五，《洛书》数四十有五，此说上承汉代之说。
《易学启蒙》曰：“蔡元定曰：古今列传，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认为《河图》授羲，《洛书》赐禹。关子明、郡康节，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盖《大传》既陈六合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赐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龟背之象也。惟刘牧臆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饰辞出于希夷，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大传》，认为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图书，并没有明验。”
墨熹《书河图洛书后》曰：“世传一至九数者为《河图》，一至十数者为《洛书》，考之于古恰是反而置之，予于《启蒙》辨之详矣。读《大戴礼》书又得一证，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而郑氏注云，法龟文也，然则汉人固以此九数者为《洛书》。”
墨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白文公。本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出名的理学家、思惟家、哲学家、教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墨子。墨熹是独一非孔子亲传门生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1] 墨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门生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墨学派”。墨熹的理学思惟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墨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仕进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立。官拜焕章阁侍造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墨熹著作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讲解》《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墨子大全》《墨子集语象》等。此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测验的原则。
墨熹《易学启蒙》曰：“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夕邵子日：‘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仿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做《范》。”
因为墨熹将图书置于《周易本义》篇首，此说乃大行，宋、元、明、清以后，皆以此说为主。元代易学家胡一桂《启蒙翼传?刘牧易置图书之疑》也驳刘牧之说。其云：“《易?大传》曰：‘河出图，洛出版，圣人则之。’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关子明、陈希夷、邵雍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至刘牧乃以己意易置以九为图，十为书。饰辞出于希夷，与诸儒旧说不合，而不知希夷《龙图序》固有以十数为《河图》也。今不雅刘牧云《河图》、《洛书》皆出于羲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蕴、纵横合六合天然之数，《洛书》则唯列五行生成之数罢了。伏羲但则丹青卦以垂教，而《洛书》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
刘牧图九书十之说，其时影响很大，但后来因袭者不多，明代喻国人撰写《周易辨正》，仍祖其说。
疑古派与河图洛书派在学术上的大论战
宋代易学家的疑古派与河图洛书派在学术上的大论战
宋代图书派坚信，河出图，洛出版，圣人则之而画卦。疑古派们则认为《河图》、《洛书》为妄言，鼎力大举进攻和褒贬。
疑古派的前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欧阳修在《易孺子问》中云：“孺子曰：。敢问八卦之说，或谓伏羲已授《河图》，又俯仰于六合，不雅取于人物，然后画八卦尔。．二说虽异，会其义则一也。然乎?曰否则。此曲学之士牵合附会，以苟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学尔。其失因为妄以《系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能不曲为之说也。《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授之罢了，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需人力为之，则不敷为《河图》也。其曰不雅六合、不雅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做八卦。盖始做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使其劳如斯，然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不雅于六合、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始所授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情面乎?考今《系辞》二说，离绝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误惑学者，为患岂小哉?古之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者杀无赦。呜呼!为斯说者，王造之所宜诛也。”
在中国汗青上那位甚称“唐宋八各人”之一的大文学家，在学术上，竞容不下他言，不单不容，并且还要杀之然后快，可谓过矣。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醒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累赠太师、楚国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各人”。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各人”。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创始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1] 指导了北宋诗文改革运动，继承并开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做的高度成就与其准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创始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化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停止了改革。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
宋代叶适承欧阳修之说，在其所著《习学记言序目》中对太极两议之说也发出驳诘，他说：“《易》有太极，近世学者认为目标秘义。按卦所象惟八物，推八物之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孔子认为未足也，又因《彖》以明之，其微兆往往卦义所未及。故谓《乾》各正人命，谓复见六合之心，言神于《不雅》，言情于《大壮》，言感于《咸》，言久子《恒》，言大义于《归妹》，无所不备矣。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自老聃为虚无之祖，然犹不敢放言，曰：无名六合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罢了。至庄、列始妄为名字，不堪其多。故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茫昧广远之说。传《易》者将以来源根基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又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则文浅而义陋矣。”。
疑古派们的反对，并没有使图书派摆荡，墨熹和蔡元定，不担对峙图书派的立场，并且为此宏扬。他们在《易学启蒙》中，不单进一步论述《河图》、《洛书》的内含，并且明白指出《河图》数五十有五《洛书》数四十有五，并将其冠之于《周义本义》篇前。从此图书在《易》学之中，占有了首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