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氏名著《塔里的女人》（完好版）连载
一千九百四十四年夏初，在写完“北极风情画”的三个月后，我的精神感应一种出奇的闷郁。常常接连好些日子，我不克不及看一行书，写一个字，连伴侣的来信，都懒得拆看一下，就擦根火柴把它销毁了。我不信赖友谊，我不希望友谊，同时我也不认为人世实有什么友谊。过去，我因为把生活里的友谊价值估量得过高，成果，不是挨骂，就是被骗。世界像一只快沉的船，每一个乘客都只赐顾帮衬自已，连向他人投同情的一瞥都不屑，更何况伸出手？我想：“那是宇宙间的不移至理。所差别的是：有的人大白自已无私，有的人连那一点的‘大白’都没有罢了。”我认可我无私。我大白我无私。为了叫他人少受我的无私所损害起见，我只要找求孤寂，设法远避人群。
在那些日子里，经常能与我谈谈的，只要两小我。
一个是挪威牧师，出名的神学博士。他懂得十几国文字。他曾用英文写过一本《墨子哲学及宗教不雅》，在商务印书馆出书，很懂得学术界好评。他在中国住了十多年，中国话顺畅极了，用语措词，都像一个教养最深的中国士医生，使你忘记他是高鼻子蓝眼睛。我们常常争论天主与神的存在，灵魂的不朽性。他有些定见很斗胆，很新颖。他认为天主只要象征的存在价值，灵魂的意义，而没有科学意义，而且也不需要科学意义。那一点，我觉得是他的大创见。他又对我说：“在西安，信赖基督教的固然不下数万人，但实正懂得基督教的不会多过五小我。”最有趣的是：他自认为最精采的宗教定见，只能和非教徒的我谈谈，若是和教友谈，他会挨棍子石头的。听他如许自白，我难免为他痛苦。我想，找宗教的人，原不外是希求安抚，想不到实正找到以后，那苦恼更大。我又想起一个出家的僧人的话：“没有做过僧人的人，谁都羡慕僧人。做过僧人的人，死也不肯再做僧人。”
另一个是大学传授，曾经在暨南大学做过哲学系主任，教了十几年的书。三四年前，他突然厌倦一切，回到西安，在乡下开了个磨纺，自已推磨、垦地、种菜、养猪，过一种陶渊明式的生活。他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不看人脸利驴脸。”阐明是：“人脸改变太大了，只要驴脸永久不会变，比力心爱点。”他有了点马脚。前几天我去看他时，他告诉我：夜里拿着灯去喂牲口，不小心，腹部被驴咬了一口，伤很大，到如今还不克不及出门走动。可见驴也没什么情意。不外，那只是比来几天的改变，前两个多月里，他始末过得很愉快哪！每回我去看他，他老是留我喝点酒，畅谈上下古今，谈一阵后就在他的果园和磨纺里溜一个转，接着我们便进来漫步，他室第附近是唐朝兴善官故址，留有良多奇迹，他在宫殿中游移。随意一拣，就是一块残断的唐瓦或唐瓷。他那时正在筹办写中国文化史，那些断砖零瓦即能够供他学术上的参考。他逐个收起来，存放在书斋里。在兴实善官逛了几次的成果，我也有点小收成：一个残缺的骷髅头。我把它带回来，挂在墙上，常常用鲜花插在上面，也算是一种粉饰。
除了那两位老先生外，还有一个年轻人也常和我来往：她是一个犹太籍女孩子，说得一口好中国话。她晓得我能写文章，有时很愿找我谈谈。从她的谈话里，我晓得她过去有一番极不服凡的履历，我倒想以它为素材，写一点工具，只可惜她太年轻，孩子气头重，书念得少，而社会经历又太丰硕。她的处世逻辑是：“凡汉子都是害女人骗女人的，假使一个汉子对女人好，他必然想害她。”我的处世逻辑是：“我必需对任何人好，出格是关于女子，因为我自已也有母亲。”在那两种逻辑下，我们的友谊就很难维持了。不久，她嫁给一个比我年轻二十岁的小伙子，和他一同到新疆去了。我送她的婚礼，是一本英文小说《飘》，那是美国女做家密西尔写的，曾经在美国颤动一时。我在扉页上题了那么几句话：“那是一本你所喜欢的书，我如今送给你。新婚的夫妇也正像那本小说一样，轻气球似地极幸福的往天上飘，飘，飘······”
生活太无聊了，想找点刺激。西安是一片荒城。没有半点刺激而得。我不由想起华山。我暗自思量：去年在华山住了半年，它曾经治好我的脑病，而且无意中找到《北极风情画》如许好素材。如今脑病似乎又发了，我何再到华山住些时候？如许，不只能够涵养我的精神，说不定还会找到类似《北极风情画》的素材，那么我不又能够给西安的读者谈一点好故事么？生命太短，好故事罕见。假设我实能从游览中得到一些人生珍珠宝石，假使拿我整个生命做代价，也是值得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