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唐朝》:2、李世民：帝王弄笔墨
唐朝立国三百年，留诗数万首，写尽有诗以来的种种风华，成为奇光异彩的神异传说。有唐一代，举国士子以攻诗为业，红楼歌伎以唱诗为荣，市井小民以传诗为乐。那种大面积的诗歌富贵，恰如一面光彩夺目的旗号，立在唐朝的邦畿边境之上，成为有别于其它王朝的重要文化标记。写诗在一度期间，成为唐人的重要生活体例。
打开厚厚的《全唐诗》，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汗青上最出名的帝王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在毛泽东的笔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几百年才气出一个的天之宠儿、人中龙凤。李世民应该感应快乐的是，他参与创作发明了一个王朝的神话。若是说唐朝是一个绮丽多姿的神话，那么唐诗恰是全方位、多元化、立体式地展现了那部题材宏大的神话，李世民则兴致勃勃地挥笔题毫，为之剪彩，充任了一个诗歌文化推进者的重要角色。李世民留下贞不雅之治的灿烂史绩，也留下数十首诗，细细读来，倒也可圈可点。
隋末之时，全国大乱，李渊父子顺时应势，起兵于太原。全国大乱，群雄并起，似乎一匹脱疆的野马，需要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站出来，把握驰骋。事实上，一个旧王朝在寿末下寝之际，也似乎要将本身彻底走向衰亡。一个新王朝也总要以无数次的战争换得全国的长久平和平静，几乎是血祭承平。在那场历时弥久的战争中，李世民充任了英雄的角色。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全国，二十九岁升为天子，从一个弓马少年生长为一个国度的梢公，可谓崭露头角，才调如泻。李世民的一生，几乎都处于征战之中。即使是在国泰民安、全国承平的贞不雅十八年，他仍“发全国甲士，募集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在他逝世前十五个月的贞不雅二十一年冬，还派出上将奔赴前线，“以伐龟兹”。开疆拓土，征战全国，那个血液里流淌着战争因子的帝王，始末用武力维系着一个新王朝的根底。在《经破薛举战地》中他写道：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灵。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沉沙无故迹，灭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那首诗逃述的是事关成败的扶风一役。事隔多年李世民故地重游时，又回想起来，昔时雄姿英才的峥嵘岁月，似乎又一幕幕浮如今面前。同样地，在颠末陕西境内，又兴致不减地做了一首《还陕述怀》：“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爬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很有些汉高祖刘邦回老家时登高峻唱《大风歌》的味道。不外，表述上要委婉委婉得多。
李世民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帝王。他晓得文治武功、恩威并施的高级把握之术，因而从未荒废文化学业。在武力扩大到达必然水平，文化建国的方略也进入他的思维空间。他筹算打造一个武力第一、文化第一的强大帝国。他的进修，是一种内在需要，是一个文化牛耳的胸襟，也是政治家的大手笔：
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报酬学士，每更曲旁边，降以温颜，与之议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旧唐书#8226;卷二》
太宗每见人上书有所裨益者，必令黏于寝殿之壁，坐卧不雅览焉。
——《隋唐嘉话#8226;卷上》
皇帝与皇帝比，大臣与大臣比，一个朝代与另一个朝代比拟，在同等前提下，往往更能比出实在性，比出差距来。堂堂一国之尊，日理万机，还要发奋进修，议论到深更三更，或者坐卧不雅览，可见李世民关于进修的认实立场，可能不亚于今天的许多大学生，还有一些考研的同窗。那种政治家的进修，天然不是为名，不是为钱，确是为了治国的需要。并且，他也总能从汗青中学到常识，更重要的是得出本身的观点。譬如关于名讳的问题，他说：“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典范。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持续者，其实不须讳。”一句墨批，把那些曲意恭维、玩弄文字游戏的部属挡得远远的。他是看得透的。曾经有人在他面前评论前朝的隋文帝杨坚，他也有一段典范的评论：
此人道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欠亨，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成信赖，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婉言。宰相已下，接受罢了。朕意否则，以全国之广，岂可专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全国之才，为全国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
武能定国，文能安邦。李世民登基因为读史颇多（中国的二十四史，此中八部在贞不雅期间问世，而且唐太宗还亲身给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王羲之等纪传书写评论），深谙此中玄机。登基之后，他逃思古代贤王，立即启用贤人，轻徭薄赋，与民歇息，闪现出一派河清海晏的承平盛世气象。在治理国度上，他重视“以民为本”，只几年功夫，贞不雅四年，“斗米不外三、四钱，末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道路焉”。到了贞不雅十三年，高丽、新罗、西突厥、波期等国，相次遣使朝贡。贞不雅二十一年，吐火罗等“远夷十九国遣使朝贡”。做为一代守成之君，唐太宗也积极地投身到了反映经济社会开展的文化步队中来，以一枝墨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诸多诗歌，勾勒大唐风度。在《正日临朝》中，他沉浸在百蛮归附、万国来朝的喜悦之中，“虽无舜禹迹，幸欣六合康”，在虚心的背后，那该是如何的一种豪放与满意？还有诸如《伤辽东阵亡》、《帝京篇》、《过旧宅》等篇，也正对应了唐太宗文治武功的峥嵘岁月与济世安民的帝王胸襟。李世民也确实是一个大手笔的诗人，他只要悄悄说出一部做品，就足以叫人怦然心动，心旌摇摆，那是他写得最用心、更好、最满意的做品——《贞不雅之治》。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帝王与大臣之间的君臣之道，是一道不成超越的鸿沟。李世民执政期间，竭力缩小那种品级森严的鸿沟，君臣之间的友谊，成为后人津津有味的范例。早在他为天策上将时，便开设弘文馆，“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格是将本来政治上的反对派请进来，恩礼优待，论说文籍，有时谈到三更才睡。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入，他喜不自禁，全国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再譬如魏征，曾经是李建成的心腹幕僚，而且屡次定见早点对李世民采纳办法，先发造人，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不只不功，反加重用，位至宰相。那十八学士，如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等人，在后来的文事武事上，都成为他重要的助手。没有过人的胸襟，是撑不起二十三年的长治久安的。
连合文化精英，施行清明政治，事实上也大大削减了后世人们关于他“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那些致命错误的口诛笔伐，更多的是托起了一个功大于过、有为有威的帝王形象。李世民的诗中，有许多是大宴群臣、将掖大臣或是怀思故臣时所做，如《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赐房玄龄》等，君臣之间协调相处、其乐融融的情状，跃然纸上。以善谏闻名的魏征病逝之后，唐太宗不堪哀痛，做有一首《望送魏征葬》，送葬的步队愈行愈远，昔日不吝犯颜切谏的股肱耿曲之臣离去，心中百感交集，“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良臣之死，他在宫中翘首踮望，为之泪下，动人至深。到了晚年，与李世民一路发难的大臣，包罗他最后的政敌，也成为同朝君臣，最初大都安享晚年。而墨元璋一旦坐稳龙床，便大开杀戒，开国功臣几乎斩杀殆尽。两人胸襟，不成同日而语。
帝王也是个别的人，李世民更是个脾气中人，他兴致普遍，在“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到了贞不雅之后，尤喜读书，手不释卷，以至在编写《晋书》时，亲身给司马懿、陆机、王羲之等人做传论。闲暇之余，兴之所致，一座小山，一树烟柳，一把琵琶，他也会捉笔写来，丝毫不掩饰做为一个凡夫俗子的点滴得失之欢。大殿之上，烛光摇摆，他便《咏烛》了：“焰听风来动，花开不待春。镇下千行泪，非是为思人。”面临一丛残菊，他也随手拈来：“细叶凋轻翠，圆花飞碎黄。还持今岁色，复结后年芳。”桃花盛开，见之心喜，便也赋诗，“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一场细雨，扫却尘埃，滋润庄禾，他抚掌大悦，“对此欣登岁，披襟弄五弦”。那哪里是一个君临全国的帝王？清楚是一个脾气扩达、把酒临风的文人或诗人。
唐太宗李世民的诗，不管程度若何，但是他一带头，一倡议，一鼓舞，诗歌似乎立即又上升到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那种庞大的颤动效应，恐怕是他本身也没有想到的。整个唐朝，无论兴衰成败，都洋溢着浓重的人文风所，“王者精神鼓扇一世，故其时海内士，人人毕力称诗”，那与李世民的最后的赏识与逃捧，甚至自创诗歌，是有很大影响的。
有一个细节，太宗驾崩之后，褚遂良为之草拟《哀册文》，颂扬生前好事。那篇文章大约费了很大的精神，此前多受太宗恩德的褚先生也必然绞尽脑汁，加之心烦意乱，万千慨叹，满腹心思，以致于下得朝来， “马误入人家而不觉也”。很显然，一贯隆重的褚遂良，悲从心起，因为那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惟家、文学家的离世，显得方寸大乱了。
《全唐诗》的编者如许赞扬唐太宗，“有唐三百年大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太宗是个很爱文学的皇帝……到了开元天宝之世，唐初下的种子都生根抽芽开花成果了。”自古以来，皇帝贵为九五之尊、人中翘楚，喜欢舞文弄墨、吟诗做画，并且将山河治理得有条不紊的君王，屈指可数，李世民是此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