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概念看鲁迅(转载)

曾经喜欢过鲁迅，也曾经喜欢过余秋雨那种人。

　　关于鲁迅

　　梁实秋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伴侣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可能不过几点：一、如今在台湾，鲁迅的做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猎奇，于是想晓得一点那小我的工作。二、一大部门青年们在大陆时总传闻过鲁迅那小我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做品，无意中难免多几少遭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而关于那小我几也许怀有一点妄想。三、我畴前曾和鲁迅发作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肯意议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若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更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抵触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允，再说，鲁迅已经死了良久，我再攻讦他，他也不会答复我。他的做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身后，我很少议论到他，只要一次例外，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如今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现在被催逼不外，再例外一次，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起首声明，我小我其实不赞成把他的做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在。”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很多攻讦鲁迅的文字，功德者还曾经搜集两边的言论编纂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各人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期间的藏书楼长，书架上列有若干畴前遗留下的初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那是有损大学的威严，于是令人取去登记，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做品其实不在内。但是那件事立即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做品一律焚毁了，鲁迅本身也很快乐的操纵那一虚假谍报，派做我的罪行之一！其实完全没有如许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原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并且最后颇为反对其时的左倾分子，因而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事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屡次人事递换的潮水中没有被裁减，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材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做品。参与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留意，毕竟卷入其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挤出教诲部。尔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抵触，没有一个处所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初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致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四处“碰鼻”，所以很天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绵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轨制，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词讼吏”的程度，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其时一般白话文学做家里当然是鹤立鸡群的，所以他的做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其时确实是难能宝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做为零散的挖苦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次要做品，便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做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敷的，他必需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惟，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观点，纵然没必要即构成什么系统，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敷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立场，勉强总结起来，便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立场。那个立场其实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若何？我们的国度民族，政治文化，实是哀鸿遍野，怎么办呢？渐渐的寻访一点一滴的改进，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若是不赞成那个办法，也能够，若是认为那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前程的，也能够，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克不及单是漫骂，漫骂败北的对象，漫骂他人的改进的主张，漫骂一切，而本身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峻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题目便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批驳的一文不值，你到底诡计如何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那一逼，可能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答复很妙，起首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多此一举的挖苦我一番，说我的文字欠亨，“褒”是“褒”，“贬”是“贬”，若是不做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克不及加褒，（鲁迅可能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批驳”二字连用，做隐恶扬善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斯。）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诘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答复了。(当面临被揭出的人生暗中时，差别的人有差别的立场。智者将以深思，回省本身，然后择法改之；愚者不谋自赎，反责备对方不详细告知本身哪里是坦途。----宇慧按)

　　不要认为鲁迅自始便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原来没有关系，他是穷途末路，最初铤而走险。他从不攻讦共产主义，那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如许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操纵他来指导右翼做家联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关于左倾分子的攻讦是很严厉的，比及后来得到共产党的喜爱而成为右翼指导人的时候，才停行对他们的进攻。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那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工作，那很明显的表白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那一本书能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其实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那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签字而他又无法推卸。那一文件的寿命其实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苦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衔命消声匿迹，所谓“右翼做家联盟”亦即衔命匿迹销声，那一段戏剧式的改变之颠末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礼服的艺术家”一书。颠末那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切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那个时候，我国东北发作了中东路抗俄事务。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作了抵触，并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克不及不表关切的。那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查验。我很骇怪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遍地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口号“反对进攻苏联！”我很无邪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仍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答复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挑唆而进攻苏联。颠末那一查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起首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末乃完全遵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把持。那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标题问题仿佛就是“死”，他似乎觉得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劝说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没必要以人废言，那句话即是：“切莫做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做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那句话说的很对。随意写过一点工具，便自认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如许的人其实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挖苦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挖苦了他本身。鲁迅身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便利。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书了，有几册我记不得了，可能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情景。那不克不及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罗在内，突破了古今中外的常规。鲁迅生前能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晓得，不外把成本大套的翻译做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好在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不然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做品，我已说过，比力漂亮的是他的杂感。但是此中有几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挖苦文学，也仍是有问题的。所谓挖苦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前提。第一、意图要深入，文笔要老辣，在那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做者固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仍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标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垮他人。在那一点上我很思疑鲁迅能否有此胸襟。第三、挖苦的对象更好是一般的现象，或配合的缺点，至少不是小我的攻讦，如许才气维持一种客不雅的立场，而不流为悍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小我攻讦的成分太多，未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水淘尽，那些杂感还有几价值，颇是问题。第四、挖苦文固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恰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量，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优良的文学做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火的苛责，因为鲁迅本身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做，不外崇敬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成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做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更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构造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仿佛是一些断片的零散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漂亮的。单就一部做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处所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画上是很深入而细腻。但是若说那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便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认为那是强调其辞，鲁迅本身也未必有此意图。阿Q那小我物，有当时代性，有其处所性。一部做品，在艺术上胜利，其实不等于是说那个做家即能成为伟高文家。一个伟高文家的做品，必需要有其庄严性，必需要有恰当的重量，像“阿Q正传”如许的做品似乎尚嫌不敷把它的做者形成一个伟高文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做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高文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段高峻须发雪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段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比照，其实不称，身量不称做品的数量重量也不称。那种比力倒其实有胡搅蛮缠之嫌。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独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那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那方面的好书。我认为，至少那一本书应该提早解禁，准其畅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此外奉献。有人说，他译过很多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做品。我的常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攻讦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事实若何。不外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而关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恰当的领会，而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自己的文学价值，他未必非常留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做者良多，而实有成就的其实不多，像鲁迅如许的也还不多见。他能够有更可不雅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惟根底，以致于被共产党的潮水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天然不克不及成天的吟风赏月，天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四周，天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必要“沉静的察看人生，并察看人生的整体。”（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那一句话是英国攻讦家阿诺得Matthew Arnold攻讦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那一点，他对人生的察看是零散的部分的浅薄的。我若是要攻讦鲁迅，我也要借用那一句名言。鲁迅的立场不敷安静，他豪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方案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作了没必要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收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筹办。他写了很多的工具，立场只是一个过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