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建构
“尊德性”与“道问学”本是《中庸》里的一句话，原文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说的是君子所应有的一种程度，而宋儒以后渐成为中国思惟界的两大支流，而在清代最末构成其理论建构，即汉学与宋学之争，不克不及不说是中国思惟史上的一大奇迹。
“尊德性而道问学”中的“性”原来是“天命之为性”，以到达“率性之为道”的目标，它重视人的道德的内省；而“道问学”则是对“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的归纳综合。而在宋儒那里却演化为章句和义理之争，墨熹《中庸章句集注》对那句话停止了阐明，他认为“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尊德性，所以故意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衷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2]在墨熹看来，“尊德性”和“道问学”两者缺一不成的，他本身也是那么做的，在“尊德性”上面墨熹继承洛学程颐的系统，创建了理学；而在“道问学”上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宋儒中做正文考据的范例。而如今的人一提到墨熹，想到的就是理学而漠视了他在道问学方面的成就。与墨熹同时代的陆九渊也就是因为那个攻讦墨熹的学问“易简功夫末久大，收离事业竟浮沉”[3]，而陆九渊就实的只存眷义理了，认为“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4]他就继承了洛学程颢的系统，创建了心学。[5]后来理学与心学并称，就漠视了“道问学”的地位，而只要“尊德性”了，那在王阳明那里到达了极致。王阳明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时间”。[6]后来晚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严峻，那种空谈义理的“尊德性”的学问遭到了攻讦，顾、黄、王就出来了，然后就是清儒，他们在满清文化高压政策的压力下，就做起“道问学”的学问来了，考据学大兴其道。到了乾嘉期间，江藩写《国朝汉学师承记》与《国朝宋学渊源记》，汉学与宋学的名字才实正确实立起来，它在素质上仍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对来，后来不断沿用至今。
思惟史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将中国思惟史的开展归纳综合成几个过程，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形而上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那是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里面临中国的思惟流变做的一个整体的归纳综合，那种说法为后来的思惟史研究供给了一个范式，到如今仍然是学界归纳综合思惟史开展过程的典范语句。[7]我们先不说那种别离的办法能否适宜，[8]因为梁启超并没有写出一部中国思惟的通史，仅仅是对中国思惟史的一个大致的掌握，而其最得力的思惟史著做莫过于他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此中他就提到清代的朴学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反动，那却是贯彻了他对中国思惟开展脉络的一个整体掌握。[9]然而那种说法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清代的学问就是考据学（汉学或者“道问学”），[10]那就形成了一种曲解。余英时先生就认为那种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只是从外源动身，没有掌握思惟史开展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他将汉学与宋学之争归纳综合为一种研究办法的争论，并将其说成是儒家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与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之争，那能够说是对“尊德性”和“道问学”在现代诠释下的一种新的应用。[11]他从两者的内在关系上阐述了从晚明以降到清代中叶中国思惟的开展脉络，认为晚明义理的空谈使得“尊德性”没有了“道问学”的根底，那才起头了清代的“道问学”的大盛，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在清代清代考据学的范畴之内仍然是存在着义理之学的，他用的就是考据学巨匠戴震的例子。[12]
余英时先生在对晚明清初的思惟研究上初步运用了那种“尊德性”与“道问学”两分办法，获得了很大的功效。若是将那种研究办法应用到整个中国思惟史的研究上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二、详细构想
余英时先生的那种研究构想最早表示在他对先秦诸子学的研究的片段上。[13]1975年他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对儒、道、法三家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上的表示。他认为儒家是主智的，道家和法家是反智的，当然他们的最末目的都是为了各自的政治抱负。后来儒法合流，儒家也起头反智了，当然那个时候的儒家已经不是先秦时代的原始儒家了。[14]固然余英时先生在那里次要是为了论述儒、道、法三家的政治抱负，并没有实正的对三家思惟的内在理路停止阐发，但究竟结果开了一个先河，即原始儒家是主张通过“道问学”来到达“尊德性”的目标的，而道家和法家就不是。至于其他诸家，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能够看做是主张智识主义的，其他诸家能够说主张不明白。先秦诸子是中国思惟史的初步，其主张有一应俱全的态势，而以后的不合则使得思惟的分化愈加严峻。
两汉我们习惯上用两汉经学来归纳综合其整体的思惟潮水，而根据周予同先生的研究，经学可分为三个部门“今文学派”、“古文学派”、“通学派”，[15]清儒所说的汉学根本是后两个，即以贾逵、服虔、许慎、马融为代表的古文学派和以郑玄为代表的通学派，他们是“道问学”的，而西汉的今文学派则更多的是“尊德性”，以董仲舒、公孙弘为代表他们把孔子当成素王，说孔子是“微言大义”的，那显然是儒法合流的延续，他们更重视义理的发扬而不是章句的梳理，但因为后来新文献的发现就使得今文学不克不及一家独尊，后来古文经就在政治的因素下快速的开展起来，在东汉到达高峰。到了东汉末年，古文经学根本上已经陷入了“道问学”的汪洋大海之中，沦入了文献主义的泥潭之中，那个时候“尊德性”起头对“道问学”的冗杂停止反动，开启了魏晋的形而上学时代。
魏晋根本上是主张“尊德性”的，形而上学的一个次要内容是处理儒学在本体论上的缺憾，从而为儒学的开展供给一个本体论的根底。[16]在运用《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理论资本以后，恰逢释教译经史上的大盛时代，般若空学与形而上学合流，到达了形而上学史上理论的更高峰。
释教典范卷帙浩繁，但释教素质上是反智识主义的，那在禅宗中表示的尤为明显。隋唐释教是中国释教史上的大盛时代，宗派林立，僧尼遍及。梁启超先生在总结隋唐思惟的时候用的就是“隋唐佛学”。隋唐同一以后，儒学也实现了南北学风的同一，在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中表示的非分特别凸起，能够那么说，隋唐儒学是一个智识主义的时代，《五经正义》做为科举测验的纲领，根本上全国的士医生都是要背诵的，那是儒学智识主义开展的一个时代。佛学在隋唐宗派林立，各类典范的正文也是浩如烟云，外表是智识主义的，但现实上释教讲究“寡人缘生法，我说便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17]那现实上表白释教是假智识主义的，他们最初的目标是放弃一切，到达空一切的境界。那在后来的禅宗中表示的更为详细，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那更是反智识主义的了。道教在隋唐期间因为政治的原因也获得了三教并立的地位，而道教的理论自己是在先秦道家的理论根底上杂糅了中国民间的良多诸神崇敬而构成的一套系统，因而它根本上也是反智识主义的。
中唐以后，因为国度危机的加重，做为支流意识形态的儒学起头深思，那时反智识主义的苗头再次鼓起，当然那里面还有儒学自己在义理方面缺陷性的因素，为了与佛、道在理论上争锋息争决现实问题，儒家一方面回归原始典范，起头进入了一个从头阐明典范的时代；别的一个方面就借助佛、道两家的理论系统为本身办事，构成了宋代的新儒学。后来宋明理学与心学大盛，他们根本上走的都是“尊德性”的路子了。
清代的学术在起头根本生走得是“道问学”的路子，可是后来外国人进来了，国度内部也不平稳，所以那些士医生们又一次起头走“尊德性”的路子，古文经学的义理根本上被宋明的理学巨匠们论述完毕了，隔了将近两千年的今文经学又一次被拉上了汗青舞台，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廖公允人就出来了。
三、跋文
汉学与宋学之争本是清儒之争，笔者在借鉴余英时先生“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理论根底上对中国思惟史的开展过程做了一个本身的梳理，浅薄之极，贻笑大方。因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者本不成分，清儒为门派之争而剑拔弩张，龚自珍也说“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18]那话是没错的，前文提到墨熹除了我们晓得的创建了理学系统以外，还做了《四书章句集注》，那可是“道问学”的高文。[19]而汉儒做“道问学”的功夫，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义理，“尊德性”与“道问学”本不成分，然而详细一个时代也确有两者之不同，而两者之间的感化却恰是中国思惟史开展过程中的一个庞大的动力所在。
在那个根底上余英时先生在他的文章著作中已经大致的把宋明以降至清代中叶的内在理路阐发的很详细了，[20]而先宋的思惟史研究中还很少有人涉及那方面的内容，做为一个思惟史研究方面的后代，小子斗胆以此理论办法对中国的思惟史研究供给一个整体的脉络，以备日后之用，错误之处，在所不免，敬请方家攻讦斧正！
[1] 《中庸》。
[2] 墨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3] 陆九渊，《象山语录》，上海古籍出书社，2000。
[4] 同上。
[5] 学界一般程墨并称，认为程墨（程颢、程颐）都是理学，那里笔者取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的说法，认为程颢开启的是心学的系统、程颐开启的是理学的系统。
[6] 王守仁，《传习录》，上海古籍出书社，2000。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书社，2004。
[8] 笔者不太赞成那种说法，因为那种归纳综合的办法在原则上不同一，在子学、经学、佛学上侧重于思惟家方面，在形而上学和理学上侧重于思惟方面，而考据学则是对一种学问办法的归纳综合，那种划分的办法整体上是那三个方面的杂糅，跟着思惟史研究的深切，那种办法已经产生了良多的短处，以下还会详细的阐述。
[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东方出书社，2004。
[10] 那里的清代次要指的是1840年以前的清代，那是思惟史研究的一种出格的断代办法，晚清的思惟研究学界一般把它纳入近代思惟开展的研究范畴。
[11]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惟史研究》，三联，2000。
[12] 同上。
[13] 当然反智论和反理论（智识主义）最早发源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在此不赘述，拜见《论戴震与章学诚》。
[14]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惟的分野与汇流》，见《中国思惟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书社，2003，第45页。
[15]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文艺出书社，1999。
[16] 余敦康，《魏晋形而上学史》，北京大学出书社，2004。
[17] 龙树，《中论》二十四品。
[18] 《定庵文集补编》卷三“与江子屏笺”。
[19] 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开展论清代思惟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见《中国思惟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书社，2003，第134页。
[20] 同上。
余英时，《墨熹的汗青世界——宋代士医生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三联，2004。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惟史研究》，三联，2000。
琴墨轩祭酒整理于戊子年孟夏
于苏州梓园琴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