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包产到户”为基本形式的家庭生产责任制在20世纪的后40年里，先后两次推行，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早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有人就曾提出实行包工、包产责任制。1959-1961年，由于“大跃进”所带来的影响，我国正经历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农业生产急剧下降，I960年，粮、棉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而国家征购的粮食却有增无减，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出现了国家挤农民、口粮挤伺料粮、粮食作物挤经济作物的现象。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邓子恢等积极支持农村“包产到户”等形式的各种生产责任制。
刘少奇认为农业上“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包括包产到户”。邓子恢针对农业集体经济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主张实行严格的生产责任制，他把自己的要求呈报中央，希望给农民更多的经营自由，并说明这并不偏离社会主义轨道。但毛泽东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这是“单干风”，是“走资产阶级道路”，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尖锐斗争的表现”。
在1962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遭到了批判，到12月上旬，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已停止实行。“左”倾错误在思想领域所占的统治地位，及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使这种生产责任制在当时得不到肯定和推广的主要原因。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理论界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兰中全会，确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讨论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在此之后，农村改革的重点是逐步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地区小岗生产队20户农民（两户单身）率先实行“包产到户”，进而又实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包干到户”。很快，这种生产责任制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它充分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打破了“大锅饭”，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思想的解放是这一制度得以推广的关键，同时，适应我国当时农业生产力状况的这种经营方式,把集体所有制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农户自筹资金结合起来，把国家对农业生产的统一计划领导和承包农户的自主经营结合起来，把按劳分配和农户自投资金的收益结合起来，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经济全面振兴，粮棉产量稳步增加，农村经济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前后两次实行“包产到户”的经历，颇使人感慨。早在1955年就已初露端倪的生产责任制,20多年来一直被错误地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经过了风霜雪雨的洗礼,历经了跌宕起伏的考验，人们终于对它有了正确的认识。
由此可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认清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