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那是基于与关不羽兄继《酒汉理论：我们不克不及享受民主的理由》一文的议论引申的，关兄为之做文《岂行是暖和与激进之争？——“五四”的深思》，来深思“五四”那个传统的断裂点的“激进”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那么一个整体，一个高调度想主义的整体，一个‘理性构建’招致失败的活标本，一条通向奴役之路。高蹈虚空的‘国民性革新’‘文化革新’公然是‘一万年太少’，只能等人家来‘分秒必争’。”在那一点上我与之共识，但是关于传统与“科学、手艺”问题却有歧义。故而提问：
辜鸿铭论儒臣与大臣：“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全国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度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末必至于无政也。”那也是教和政之区别，也是张之洞的南洋与李鸿章的北洋之区别，也是孔子的鲁国和管子的齐国之区别，也是二程和墨熹之区别，也是明朝陆王心学和清朝训诂考据之区别，更是五四民族性革新与宪政民主理论的区别。
关兄说孔子的礼和墨子的注，都是适用的，说二程被墨熹稀释，陆王还没待发扬感化，总而言之，中国在教化问题上、在人道（心性）革新上，是不为经历适用多的，也即中国有手艺上的用。而近代西方的现代化，也是归罪于手艺创造，如“蒸汽机-铁路汽船-城市化”。而五四更大的问题能够说是创造了一堆粗造滥造的口号，并为人好用，但是在我看来五四仍是引介了“科学精神”，昨晚与关兄议论到三点，也就归罪到那个问题上，关兄的意思是西方科学是因为航海的需要，才鞭策的，所以“科学精神为西方所孕育，是其系统”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如斯归根到了适用主义？但是好问“为什么”的西方精神和“存而不管”的适用主义是一路的吗？
在此我要填补的是西方的“科学精神”不但存在于古希腊因为多神教而产生的“智知主义”，但即使苏格拉底也是要遵从“神明”，那点是与基督有跟尾的，而中世纪的经院派关于神学的建构，也是关心于“天空”的；相反中国在那个问题上，强调在世间的伦理理论，即人文主义，那与“昂往天空”的神本主义是有区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