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良
摘要：万荣庙前村因处于闻名的后土祠前面，后土祠又称后土庙，而得名。庙前村在汗青上屡次发现青铜器。新中国成立以前曾有过五次，建国后别离于1958年，1961年12月和1962年春季有过两次考古发现和发掘，出土了浩瀚文物，此中包罗大部门青铜器。此中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是闻名青铜器的代表，摘用了错金术，别离收躲于山西青铜博物馆和山西省博物院。本文简单介绍庙前村青铜器发现的汗青，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概略，以及错金术粉饰身手。同时延伸介绍了运城地域的青铜文明，以及侯马的陶范铸造工艺。
关键词：错红铜鸟纹壶；错金鸟书“王子于戈”；错金术；庙前村古墓葬；青铜器
万荣庙前村是一处文明的热土，位于荣河镇西南7.5公里的的黄河滩涂上。在庙前村的背后，有一个由河边向河滩中心凸起的土岗。汗青上著称汾阴脽上。那汾阴脽上就是举世闻名的后土祠所在地。后土祠也称为后土庙，村子因处于庙前而得名。
1庙前村出土青铜器汗青笔录
据有关史料记载，1949年之前，万荣后土祠旁，也就是庙前村四周因汾河岸倾圮五次发现过铜器：
第一次：公元前116年，《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元鼎元年夏蒲月五日，赦全国，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
第二次：公元前113年， 《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
第三次：722年（唐开元十年），唐玄宗修建后土时挖出两个铜鼎，当然是祥瑞之兆了，遂改汾阴县为宝鼎县。
第四次：金代，明代陈继儒《妮古录》 ：“金大定中，汾东岸崩，得古墓，有鼎十余，钟磬各数十。”此中鼎有盖。
第五次：1862年（清同治初年），发现良多古物，长安（今西安）雷姓商人获得郘钟13枚，有84字铭文（重文2），上海博物馆收躲10枚、大英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各1枚，另有1枚仅存摹刻图像。
建国后庙前村考古又有新的严重文明发现：
1958年3月初在庙前村挖出铜鼎、铜尊、铜罍、铜鉴、铜鬲、铜簋、铜匜、石磬等二十三件。山西省文物治理委员会闻讯后即由侯马工做站工做人员前去勘察,成果发现一座规模较大的土坑竖穴墓,除墓的西南角和西北角曾受过扰动外,其余大部尚保留无缺,于是在同年3月13日—19日停止了清理。共出土遗物五十七件，大部门为铜器，包罗铜鼎7件，铜钟9件，铜尊1件，铜罍2件，铜鉴2件，铜鬲3件，铜匜1件，铜簋2件，铜车軎2件，石磐10件，玉石饰片9片，蚌饰7片，玛瑙管1件，骨饰1件。
1961年，脽上贾家崖又发现多量铜器。1961年12月和1962年春季山西省文物治理委员会派工做人员前去庙前村停止查询拜访，共发现墓葬308座。1962年抉择此中35座停止了发掘。在那些东周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文物，此中陶器250余件，铜器230余件，其它玉、石、骨、料等小件器物400余件，共计约900余件。在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两件反常精巧：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也是春秋战国期间精湛身手的青铜器的代表。
2018年7月，2019年9月，因为参与《山西铸造史》编写的缘故，别离特地赴山西省博物院和山西青铜博物馆察看和赏识了那两件贵重的青铜瑰宝。下面予以简单介绍。
2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介绍
2.1错红铜鸟纹壶
战国期间。
规格尺寸：口径11厘米，腹径25厘米，通高38厘米，共出土形造不异的两件。
出土时间：1961年。
出地盘点：万荣庙前村。
现躲山西青铜博物馆。
形造特征：方唇，口微外敞，短颈，腹中鼓，下附圈足，腹上部两侧各有一辅首衔环，三环钮钮上饰有触角的隆盖子口较长，正与壶口扣合。盖为素面，壶自颈下饰绳络纹，颈及绳络纹各单位、圈足上纹饰均摘用镶嵌红铜的先辈工艺造造而成。圈足上为点与线均成的几何纹饰，而颈及绳络纹各单位则有对三角纹、树叶纹做为配衬的怪鸟纹，此中绳络纹各单位自上往下共四组，每组怪鸟姿势各别，但均两两相对或相背构成一单位图案。造造身手精湛，粉饰精巧，乃战国期间错红铜青铜器的精品杰做。【1】
图一：错红铜鸟纹壶（摄于山西青铜博物馆）
图二：错红铜鸟纹壶纹饰图（摄于山西青铜博物馆）
2.2错金鸟书“王子于戈”
春秋期间。别名错金鸟书戈。
规格尺寸：援长16厘米，胡长9.5厘米，内长8厘米，阑高10.6厘米。
出土年代：1961年。
出地盘点：万荣庙前村。
现存山西省博物院。
形造特征：长方形内上有扁长方形穿，长胡，阑侧有三扁长方形穿，援上翘与内有夹角，中脊凸起，尖圆状末。内两侧都有变体云纹粉饰，一侧内有一错金鸟书文字，无法辨认；另一侧援上部有错金鸟书文字“王子”，内有“于之用戈”，合为“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即吴国国王的儿子于，于继位后就是吴王僚，也就是舂秋的闻名故事"专诸剌王僚"中的被剌杀者。【2】
该青铜器为吴国所产，当然也是吴、晋两地交换的重要物证。
图三：错金鸟书“王子于戈”（摄于山西省博物院）
王子于戈的铭文属于“鸟虫书”，流行于春秋战国期间，十分贵重。做为一件带有铭文的国度一级文物的青铜刀兵，王子于戈的造造年代为吴王僚即位前。春秋战国期间吴晋两邦交往频繁，山西有多件出土的青铜文物见证了两地的交换，好比山西代县蒙王村出土的吴王览，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等。那些青铜文物的出土，佐证了如许的汗青事实：公元前584年，楚人巫臣主意向晋景公提请出使吴国，施行联吴抗楚政策。反映了其时群雄争霸的情形。特殊是吴王光剑，是和王子于戈同样有名的刀兵。
吴王光剑，那把剑长50.7厘米，剑身全是火焰状，暗纹亮光而尖利，剑上的铭文为攻吴王光自感化剑。那把剑现躲于山西博物院，那五把王光剑上的铭文除了明白写明是吴王的自用剑以外，还屡次呈现以战喻人的铭文。那四件铭文背后还有一段吴越之战的汗青世界。春秋期间，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吴国和越国相互征战不休。据文献记载，中国春秋战国期间有着较为齐全的佩剑轨制，不单能够防身，并且也代表了佩剑者的品级身份和权力，同时豪华的粉饰还能够夸耀财产。吴王阖闾命报酬本身铸造了多把宝剑，那反映了阖闾对宝剑的喜欢，也表现出了中国古代特殊的配剑文化。自中国汉代以后，钢刀铁剑逐渐代替了青铜剑，成为短刀兵的支流，吴王光剑也成为了汗青上的绝响。
3 错金术
错金术类似于镶嵌法，是春秋战国期间鼓起的重要青铜器粉饰身手，所差别的是把金、银或铜为原料的丝线嵌进铜器斑纹留出的凹槽内，经加工固定打磨后，留在青铜器外表的图案则愈加灿烂耀眼。山西曾出土许多错金银、错铜粉饰的青铜器精品。赵卿墓出土有两把错金几何纹铜带钩，体积不大，却错有繁缛的几何纹样。至于用错金术造成的小铜虎，身长仅5.4cm，宽2.25cm，高2.1cm，造造身手非常精湛。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也是错金术粉饰身手的典范做品。
4河东地域青铜文明
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是河东古代青铜文明的灿烂代表之一。反映了河东古代兴旺的青铜器造造手艺。
运城地域位于山西南部，古称河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青铜器的重要出地盘之一。浩瀚的典籍记载、古文化遗址、遗存，均见证了运城地域源远流长青铜铸造文明。
运城地域中条山铜开摘与冶铸的汗青非常长远，多种古代典籍均有记述：《史记•封禅书》载：“黄帝摘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管子•地数》载：“黄帝修教十年，而葛庐之山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造之，认为剑铠矛戟。雍狐之山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造之，认为雍狐之戟，芮戈。”；《墨子•耕柱》载：“昔都夏后开（即启），使蜚廉折金于山水，而陶铸之于昆吾。”；以及《盐铁论•力耕》《逸周书•大聚解》《拾遗记》（卷十）等典籍也有记载。根据史籍记载，能够证明运城中条山是中国早期的重要铜矿产区。那为青铜的铸造供给了物量根底。
1990年，在运城平陆前庄发现了商代二里冈期间遗址，出土了出土了多件青铜器，包罗鼎、罍，爵、釿等。此中青铜方鼎呈正方形，通高82cm、口径50×50cm、耳高14cm、腹深44cm、壁厚0．6cm、足高23．5cm；饕餮纹圆鼎，通高73cm。均是商代稀有的青铜器，特殊是饕餮纹圆鼎是山西最早出土的大型青铜器。仰韶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了公元前1900--1500年摆布的石锛范和青铜器。石锛范是古代石范铸造的重要物证，表白了其时晋南地域已进进青铜时代。运城闻喜的令媛耙遗址，以及绛县的西吴壁遗址的考古发现，均有矿冶遗存，特殊是西吴壁遗址被学界认为“填补了中国青铜时代空白”，进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文化遗存，闻喜酒务头墓地，是运城盆地商代晚期的重要遗存，出土了多件精巧青铜器。绛县的倗国墓地，出土了大量精巧的青铜器等文物，并且揭开了不见于史籍记载的古倗国的面纱。夏县的崔家河遗址，出土的东周期间青铜器经金相组织与成分阐发，此中锡含量集中在11%～21%之间，铅含量在10%以上。那是铸造重要的科技史料。垣曲县北峪铜矿遗址和南海峪遗址等，均是古代铜矿冶的重要遗存。据运城市博物馆发布的信息，在运城市14个国有博物馆中，共收躲各类文物达17余万件，此中贵重文物就高达3926件（套）。除了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还有多件精湛造造身手的青铜器。
4.1蟠蛇纹镂空鼎：春秋期间失蜡法铸造的物证
被誉为晋式青铜器中稀世佳做，以及被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闻名青铜研究专家谭德睿先生誉为中国失蜡法铸造最早物证的蟠蛇纹镂空鼎，1965年出土运城新绛县柳泉村。规格为：通高24厘米，口径26.2厘米。纹饰为：镂空蟠蛇纹饰两周，中间以绹索纹分。那件春秋时的闻名晋式青铜器，铸工反常精巧，有很高的身手价值。
一般来说，泥范铸造、铁范铸造、失蜡法铸造被称做中国古代三大铸造手艺。那些铸造手艺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铸造科技成就。失蜡法铸造，又被称为熔模铸造，用随便熔化的蜡量素材造成铸器物的蜡模子。在模子外面用泥浆和耐火素材，硬化造成铸型壳。铸型壳颠末烘烤，蜡液流出，构成型腔，然后浇铸，最初清理型壳，构成铸件。蟠蛇纹镂空鼎的发现，证明了早在春秋的晋国已经掌握了失蜡法铸造，反映了其时山西运城地域的铸造手艺已经到达很高的程度。
图四： 蟠蛇纹镂空鼎
4.2刖人守囿铜挽车：机械造造的出色代表
运城闻喜县上郭村四周的“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目前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庇护单元。文物遗迹时代为：周至汉。详细位置为：邱家庄与上郭村相连的喊条岗丘岭上。上郭遗址南北长5000米，工具宽1500米，总面积750万平方米。为春秋期间的古曲沃城址。上郭遗址出土了多件青铜重器，此中最为闻名的当属刖人守囿铜挽车。
图五：刖人守囿铜挽车（山西博物院躲）
刖人守囿铜挽车，属于西周期间。
1989年出土。
现躲于山西博物院躲。
规格尺寸：通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
形造特征：为厢式六轮车，由两大、四小共六个轮子构成。粉饰有猴、虎、鸟等14个立体动物形象，象征“域养禽兽”的囿苑，与《周礼》“刖者使守囿”的记载相符。
机械功用：那件青铜器不只能通过挽环牵引，还妙手推动弹。六个轮子能够动弹，车厢两扇顶盖都能够开启。车厢顶盖铸造有一只生动的山公，提起猴身，即可翻开厢盖。出格值得一提的是铜挽车顶部的四只小鸟，鸟身内部设有一个能够动弹的顶针安装，只要悄悄一吹，小鸟就能够扭转起来。据有关研究，是因为其时的工匠在小鸟内部灌了铅，使其重心向下，最末落鄙人面的顶针上，如许上轻下重，扭转起来天然十分乖巧。专家经研究考证认为，那四只鸟应该就是我国“候风仪”（别名“候风乌”）的雏形。整个铜车全身可活动部位达十五处之多。设想精妙，设置装备摆设科学，堪称古代铸造精品。
粉饰技法：摘用了阴线雕琢、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技法。有着极其精湛的身手。
别的，刖人守囿铜挽车还被认为是中国刑法史上的重要物证，见证了古代残暴的刖刑，即砍断人的左脚，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把受刖刑的奴隶随葬在奴隶主的墓中，表白了其时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
山西还出土了与刖人守囿铜挽车在造造思惟和工艺办法上不异西周晚期闻名青铜器：龙耳人足方盒，高9.3厘米，口长19.2厘米，口宽8.8厘米。1993年出土于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动物纹饰的人足器是晋式铜器中常见的类型和风气。此器长方形、龙形四耳，顶部有两扇可启的小盖，此中一盖设卧虎形钮。周身满布纹饰，以4个裸身跽坐背负手抬的人形为足，或认为鼎。
图六：龙耳人足方盒
刖人守囿铜挽车展示了西周期间中国青铜铸造业程度的昌盛，机械造造的浩荡朝上进步，它所反映的不单单是单纯的艺术外型，同时还有社会刑罚的反映，与汗青记载联络密切，是在汗青、艺术、科技三方面具有极高价值的精湛工艺品。[3]
5陶范工艺
错红铜鸟纹壶出土于万荣，而刖人守囿铜挽车出土于相邻的闻喜县，出土刖人守囿铜挽车的上郭村还出土了多件闻名青铜器，好比陈信父壶、董矩方甗等。
陈信父壶。
西周期间。
1978年出土。
山西博物院躲。
通高28.5cm，宽22cm。西周期间陈国器，陈国铜器存世少少。现躲山西博物院。古陈国器，自铭为瓶，盛水或盛酒器。颈外铸铭5行20字。铭文：陈令郎信父做旅瓶，用祈眉寿，万年无疆，永寿用之。
图七：陈信父壶（摄于山西博物院）
董矩方甗。
西周晚期。
1978年出土。
山西省博物院躲。
通高37.5cm,体扁方，甑、鬲分体，插合而成。甑立耳外撇，平唇，曲腹壁，凸平底，上置“册”字形箅，插进鬲口。鬲附耳，平唇，斜曲口，短颈，弧形腹壁，联裆，四个兽蹄足。甑的腹面上饰夔纹。甑内壁铸有铭文四行共二十二字，为：“□（董）五氏孙矩做其旅甗，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此甗应是董国的用器。董国原在今山西闻喜境内，后被晋国所灭。
图八：董炬方甗（摄于山西博物院）
那些青铜器有一个配合的特征就是纹饰反常精巧，铸造量量一流。有些摘用了陶范铸造。陶范铸造以侯马陶范最为闻名。运城地域根本上都在侯马陶范的辐射范畴。
侯马铸铜遗址，那是一个以冶铜为主的手工业做坊。在1956-1965年十年间，陆续出土陶范、陶模五万余块，此中完全或能配套的铸范近千件，熔炉与鼓风管二万余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书社，1993。）那些出土文物与太原赵卿墓出土青铜器比拟较，时代不异，地点相邻，器物的类型、构造及纹饰也十分近似，工艺程度也八两半斤。因为出土陶范非常丰富，浇注系统工艺手艺就能比清晰地反出来，就更能阐明其时山西青铜器工艺手艺程度了。
在侯马发现的那些实心母仪中，也有用模型翻出来的，就是印模手艺，那就使得成器附件形态能完全一样。
侯马陶范，是中国古代铸造科技兴旺的产品和物证，创造灿烂的青铜文明。侯马陶范器形和纹饰已经相当丰富，证明了其时的晋国青铜器的消费已经到达高峰。侯马陶范是晋文化重要的符号。 [4]
图九：花朵纹范-侯马铸铜遗址（白店）出土（山西青铜博物馆躲）
6结语
错红铜和错金均是春秋战国期间青铜器造造的重要身手，反映了其时青铜器的造造已经到达十分兴旺的程度。金银错、错红铜，使得青铜器的粉饰愈加华贵精巧。那也是贵重的非物量文化遗产。那两件贵重的春秋战国青铜器出土于庙前村的东周古墓葬，为那块地盘增添了丰厚的人文魅力。同样错红铜鸟纹壶和王子于戈也是晋南地域古代青铜文明的闻名代表，配合展现了光耀世界的青铜文明。
参考文献：
【1】 梁子明 李夏廷 杨富斗 田建文 .万荣庙前东周墓葬发掘收获【J】三晋考古（第一辑）.1994：218-252
【2】 杨福斗.山西万荣县庙前村的战国墓【J】文物.1958 1958(12):34-35
【3】 胡春良.闻喜上郭出土的闻名青铜器西周《刖人守囿铜挽车》 【J】铸造设备与工艺.2019（3）：58-59
【4】 山西大学“山西传统工艺史”编写组.山西传统工艺史纲要【M】.北京：科学出书社 2013年 ：67-76
（原载《将来铸造》杂志2020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