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曾任太子少 傅。后人因而称“白香山”、“白傅”、“白太傅”。本籍太原。后迁下邦（今陕 西渭南县）。他身世于一个小权要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父亲皆以明经出 身。十多岁时，因避战乱，只身流落江南。
他读书勤奋，二十九岁中进士， 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科，初仕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造举“才识兼茂明 于体用科”，以第四等进选，授官盩厓室尉。此时，写了到处颂扬的《长恨 歌》，和反映农人困苦的《看刈麦》等诗。不久进翰林学士。又做3年左拾 遗。白居易迟疑满志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进寡耳，迹升清贵。
” 白居易面临社会现实，深感有“为民请命”的责任，而更高统治者的相信， 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发出了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唤喊， 为了实现本身的宏愿，不怕牺牲，不计小我得失：“杂色摧强御，刚肠嫉喔 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 ”那不只是白居易 的政治立场，也是他的文学创做立场。
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门累月，揣 摩现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提出人民贫苦的原因是“仕宦之纵 欲”，“君上之不克不及俭省”、“财富不均，贫富相并”。他要求统治者“以全国之 心为心”，“以苍生之欲为欲”。定见“立摘诗之官，开讽谏之道”。在任左拾 遗期间，一方面履行谏官职责，“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 下短长无不言”；一方面操纵诗歌共同斗争，“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
《秦 中吟》和《新乐府》等许多讽谕诗像白一样射向暗中的现实，刺痛了权豪 们的心，使他们“变色”、“扼腕”、“切齿”。然而白居易却“不惧权豪怒”。 不惧权豪怒末授权豪害。元和十年（815)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是有 史以来的“国辱”，起首上疏请捕贼，显贵们怒其越职奏事，造谣中伤，借机 将他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心中大白：“始得名于文章，末得功于文章。”被贬之后的白居易“换尽旧心肠”，固然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 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的微辞，但是人生立场已转向消 极。跟着政治情况日益邪恶，逐步滋长了佛、道思惟。他把儒家的“乐天安 命”、道家的“知足不辱”、佛家的“四大皆空”揉合在一路，做为洁身自好 的法宝。
他懊悔本身“三十气太壮，胸中多长短”，力图“面上灭除忧喜色， 胸中消尽长短心”。白居易缄默了，“世事从今口不言”。他认为“多知非景 福，少语是元亨”。为避牛李党争之祸，他摘取中隐之路，不做朝官而做处所 官，以父母官为隐。于是力图外任。任杭州、苏州刺史之后，又以太子来宾 分司东都，在洛阳渡过人生的最初十八年。
在消极思惟的收配下，白居易写 了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讽谕诗”固然不写了，在不惹恼权豪而又 力所能及的情状下，白居易为苍生办了许多实事。在杭州筑堤浚井，至今尚 有白堤在西湖。在苏州，苏州人民对他豪情深挚，离任之日，“苏州十万户， 尽做婴儿啼”。
在洛阳“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会昌六年八月， 白居易病逝于洛阳，葬于洛阳龙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