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为何对昆曲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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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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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声戏 ◎陈益   顾炎武出生在昆曲发源地,而且与创立昆山腔的顾坚同为千灯镇人。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在清代官居高位。徐氏私家花园“遂园”,位于昆山玉峰山麓,时常丝管繁兴,歌唱不绝,是演唱昆曲的最佳场所。从小就和顾炎武并称为“归奇顾怪”的好友归庄,曾写下散曲《万古愁》,评论历代史事,悲痛明朝灭亡,斥责明朝官吏的误国,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然而,顾炎武先生却并不热衷于昆曲。在他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没有一篇是谈论昆曲的。偶尔有一两处提及,也多为贬义。这是什么原因呢?   典雅精致的昆曲,之所以既能受士大夫青睐,又能受平民百姓的喜爱,关键在于它在兴盛时期,始终是主流文化载体。当时人们对它的痴迷,绝不亚于今天对流行歌曲的“发烧”。

  清兵南下,改朝换代,对苏州、昆山一带的时局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逐渐稳定,昆曲演出很快就恢复了。从士大夫到老百姓,宴饮侑酒、迎神赛会、结社聚会等等,都少不了昆曲。   当时的士大夫,尤其痴迷昆曲,任何时候都不愿意丢开。哪怕是在情势危急之中,比如南京被清兵占领,有些官员不得不逃亡杭州,他们仍随行带着家班,一旦安顿下来,又开始演戏。

  清军气势汹汹地进逼时,才高命蹇的文化人张岱竟然在家里宴请被拥立监国的明鲁王,大演《占花魁》。这是最典型的一例。   昆曲全盛时期,官绅阶层蓄养家班成风,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家班。尽管家班与宫廷供奉戏班、民间职业戏班一样,是昆曲表演的重要力量,家班的演员对于唱腔艺术、表演艺术和剧本创作,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明代初年,由于连年战乱,急需休养生息,朱元璋、朱棣等皇帝,采取严格强硬的法度来治理国家。

  出台的许多管束官吏、整顿吏治、禁止买卖奴仆的律令,阻碍了家班的发展。   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提到,明孝宗弘治朝,郎中顾谧在校尉张通家里饮酒,因为“令优人女装为乐”被人举报,竟然被迫离开官场,从此赋闲在家。显然,顾炎武是以此作为反面例证,告诉朝廷的官员们,千万不能整天吃喝玩乐,沉湎于声色犬马。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卷十三),何况是你们这些手握权柄,享受着民脂民膏的人呢?他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   顾炎武先生一辈子不当官,离开家乡后,骑在马背上四处奔波,一心做学问。他坚持反对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经世致用的学问,才是君子所应该追求的。   还有一个方面,六百年来关于昆曲逸闻趣事的记载,只存在于野史笔记中,正史中是找不到的。而在那些苦心孤诣于科举,孜孜不倦地沉浸在八股文里的人们看来,昆曲只是三教九流的娱乐,在水磨腔中是永远也找不到进身之阶的。

     由此,我们已不难看出顾炎武疏离昆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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