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识小录（五十七）何启治、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
最早晓得牛汉先生，应该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后期。
切当的时间记不得了，因为差不多同时有两点与那个名字有关的记忆。
其一是那时候从杂志上抄录了《空阔在远方》一诗，也许是从《诗刊》上吧，因为那时候似乎每一期《诗刊》我都看的，当然如今已经良多年没有看见过那本杂志了。那是一首颂扬惠特曼和哥仑布的长诗，适才上彀查了一下，据说颁发于1986年、1987年，或者1989年，那么，也许我是在其时的年度诗选，好比《1987年诗选》上读到的。那时十几岁，颇为耽读新诗，还没有文学史或者诗歌界的概念，只长短常喜好诗中昂扬的调子，于是抄录下来，当然其后还无数次读过，于是至今还留有印象。
再一件是白崇义编的《现代百家诗》，北京宝文堂书店1987年12月初版，我1988年4月10日购得，此中必然收有牛汉先生的诗，可我如今记不得是哪一首了。揣度，也许应该有《华南虎》、《吊唁一棵枫树》两诗，书不在手边，一时也无法查看，但那也许是我最早读到牛汉先生的诗做，应该仍是读《空阔在远方》之前。没有记住做品——以及做者——名字，故而也许不克不及算是“晓得”牛汉。
那一次读“牛汉自述”，此中写到他1953年4月1日到人民文学出书社上班后：“白崇义是北大学生，来人文社练习，我交他审理《冯至诗文集》，从发稿到看校样，都很认实。”（第96页）那才晓得白崇义竟然与牛汉颇有渊源，不外那也是几年后第一次再逢“白崇义”之名：他和出书《现代百家诗》的宝文堂书店，都是仅仅见过一次罢了。
再后是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1982年的诗做，假设没有收进《现代百家诗》的话，我算是在诗人写出十年之后才读到的。那是第一首给我留下深入印象的牛汉诗做，有甚于《空阔在远方》。那时我已经参与工做，是不是也觉得本身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因而与诗人共喊了呢？难说。心理阐发一下，最少潜意识中该有几分吧。
《华南虎》，《吊唁一棵枫树》，《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空阔在远方》，其实那也差不多就是我至今还印象深入的全数牛汉诗做了，或者再加上《半棵树》与《汗血马》。
一位诗人，能被读者记住那么几首诗，应该也算是不随便的了吧：我能准确记住五首以上优良做品的诗人，似乎也不是良多。
有意思的是，我所熟悉的牛汉诗做，除《空阔在远方》之外，都是“咏物诗”。也许和他们都是诗人后期做品有关，我比力熟悉且喜好的艾青后期诗做，除《致亡友丹娜之灵》外，《鱼化石》、《盆景》、《虎斑贝》，也都是咏物诗。当然，和中国古典以及现代诗歌中经常被写滥了的咏物诗差别，那些诗做更多包罗了诗人的“家国之感、出身之悲”，故而允称上乘之做。
但我觉得咏物诗始末难以包罗特殊丰富的内涵，因而较之《致亡友丹娜之灵》或者《空阔在远方》如许的抒情之做，老是处于稍低一个层次的佳做。那也许是我的成见，因为即便像闻名的布莱克的《山君》或者里尔克的《豹》，也老是觉得内涵事实有限。
而牛汉先生早期的诗做我不熟悉，像闻名的《鄂尔多斯草原》或者《山城和鹰》，也许当得起良多评论家的赞誉吧。然而，赞誉似乎也不该该过火。近日又读到同样由何启治、李晋西两位先生编撰的《生正逢时——屠岸自述》（生活#8226;读书#8226;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4月第1版），此中引述郑敏先生的评论：“牛汉的诗歌成就已经超越了艾青。牛汉是一个很特殊的诗人，他人绝对写不出他那样的诗。”（第335页）我觉得那是一个过于斗胆的评语：艾青在新诗创做方面的成就，我认为是远在牛汉之上的，晚年的他们能够说八两半斤，但艾青在抗战前后的诗做，其实是一个常人难以超越的顶峰。
其实牛汉先生在自述中也屡次表达过对艾青那位诗界前辈的推重之情，虽然他也说过要“超越”的话：“艾青、田间都没有完成一生对诗的逃求。但给我的启发是我不克不及如许，整小我生立场要超越他们，绝不模糊。田间很苦恼。他爽快告诉我，他没有当官，可见没有投靠。他的晚年很暗澹。我要继续他们，而他们没有到达的境域，我要勤奋到达。心愿如斯。我要在那方面超越他们。”（第281页）但显然那里说的是要在“整小我生立场”方面超越他们，完成本身“一生对诗的逃求”。何况“逃求”和到达之间仍是有着很大一段间隔的。
不外，牛汉先生似乎能够公布本身的“逃求”大致上是实现了，最少在“整小我生立场”方面，他应该能够安然地说：较之艾青、田间，他本身应该愧悔的工作也许会少一些。
在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那一方面，牛汉先生是无愧于本身的时代，本身的亲朋的。
熟悉现代中国汗青的人，应该晓得要做到那一点是多么的不容易。
但牛汉先生确实是有其超越艾青之处的：他仍是一位在文学编纂方面成就凸起的人物。
早年的《流火》杂志能够漠视不计，牛汉晚年参与创刊并担任主编、施行主编的《新文学史料》与《中国》杂志其实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影响浩荡的刊物，而他九十年代参与主编的“思忆文丛”和“岁月文丛”，虽各自仅仅只要三本书，但无疑是世纪末中国文坛绝对不克不及漠视的文本，其意义当然又不行是在文坛，那是现代中国常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的展现。那两大刊物，出格是两套丛书，对我而言，其意义其实还居先生的创做之上，虽然如许说对做为诗人的先生也许有些不敬。
也许，几十年后，人们能再提及先生，仍是因为他的诗做；也许，几十年后，仅仅办过两年的文学期刊《中国》，或者仅仅六册的“思忆文丛”和“岁月文丛”，早已被人们忘记；也许，几十年后，早已和牛汉先生没有什么关系的《新文学史料》也已经停刊……但那一切都不敷以承认两本杂志和两套丛书在出书其时以及今天的意义：人，事实是活在当下的。
速朽或者不朽，并非一个判别文学者高低的绝瞄准则。
当然，对当下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或者人，也未必就是速朽的吧？
——其实，那也是我多年来猜疑，或者说是不断在根究的一个问题，恐怕也是一个我永久无力解答的问题。
那么，回到“牛汉自述”那本书来。
编撰者有闻名的文学编纂何启治先生，出书者是闻名的三联书店，但书中仍是留下了良多遗憾的失误。因而，读罢此书，乃再次提起校对的兴致，想逐个记下我在阅读中的发现。
第3页第三段：“家里有十几只羊，我五六岁就放羊，要一早赶出往让羊食上露珠草。”我可能七八岁时起头放羊，前后也有十来年吧，虽已二十来年未曾重温，但至今清晰地记得我们家的山羊是不食露珠草的：炎炎夏季，经常不能不比及近午才牵羊下地，其时深认为苦，所以记忆深入。莫非牛汉先生家乡的羊有差别的饮食习惯？——因为读至此勾起我少年时代的记忆，因而无妨一问。
第20页末段：“1946年我在汉中被捕。父亲……一小我在家叹气，饮酒，写悼亡诗。”《辞海》“悼亡”条：“晋潘岳妻死，做《悼亡》诗三首，后人因称丧妻为悼亡。”记忆中那是一个公用术语，似不宜用于父子之间。
第54页第二段，说到甜肃天水李广墓，“墓碑上刻有‘后汉将军李广墓’字样”。第181页又有“后汉将军李广故乡”的说法。李广是西汉文帝、武帝时代的人，“后汉”之说很是希罕。是本地墓碑上实有此字仍是先生记忆有误？
第64页，于赓虞“可能死在监狱”。据查，于赓虞1953年被捕，1959年出狱，1963年病逝于开封家中。
第67页下段：“我为中心人民播送电台用史新的化名写了评介殷夫的诗和袁水泊的《马凡陀山歌》的文章。”后者应为“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
第69页上段：“桐城有四各人族：张、姚、马、左（宗棠）。……吴家轮不上。”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桐城四各人族假设是那四姓的话，“左”应该是左光斗他们那一家。网上搜了一下，竟然不行一处把左宗棠划在桐城的，也很希罕。别的，“四各人族”之说不知起于何时，印象中桐城方家似乎也很闻名，缘何也像吴家一样不得预于“四大”呢？因为没有出过大官吗？
又，本段接下来说：“吴汝纶，担任过京师大私塾总学监，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吴汝纶（1840—1903）于1902年由管学大臣（相当于校长）张百熙奏请聘为京师大私塾总教习，随后即赴日本察看学政，回国后于次年病逝于家乡。京师大私塾于1912年5月改名北京大学校，严复为首任校长。
第79页第三段：“我们分开开封，先坐牛车到嵩县，在宜阳县拜见了李贺故乡。还路过二陈故乡。”“二陈”恐当做“二程”，即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他们是河南洛阳人，“二程故乡”今属洛阳（地域）嵩县，李贺故乡宜阳县也在洛阳，两地间隔不远。
第82页第二段：“1947年在北京《土壤》杂志第五期发长诗《摘色的生活》时第一次用笔名牛汉。”据稍后第101页及书后所附“年谱”（第327页），那首诗写于1948年2至6月，颁发于7月出书的《土壤》杂志第五期。
第89页第四段尾句：“那是50年代上半年的事。”欠亨，应该是1950年上半年。
第102页上段：“比来，我正日夜根究与凝聚着一首较长较大的诗，但他（《命运的档案》注：一般人都把诗代名为‘她’或‘它’。牛汉把本身的诗一般视做男性。……）”《命运的档案》呈现得高耸。那是牛汉2000年由武汉出书社出书的一部书。可能本书那一段是转录自《命运的档案》，于是连那个正文也转录过来了。那当然无可厚非，但不加阐明似乎不适宜。又书前插页中言及“档案”一书时写做《命运档案》，亦不确。
第152页，言及曾卓《悬崖边的树》“那首仅仅二十行的小诗”。诗是名做，不断见到的都只要十二行。“二十行”有误仍是本诗另有差别版本？
第207页，图片阐明：“2002年，牛汉看望卞之琳（左）时所摄”。卞之琳2000年往世。
第215页第二段：“唐达成就是代表中国做协指导来公布《中国》停刊。后来还办了两期（1986年9、10月份）。”那里说的应该是：那年炎天公布停刊的，但9、10月份杂志还在编纂，编出的现实上是第11、12期。《中国》最初是出满了两年的。
第219页第三段：《丛文自传》，当做《从文自传》。
第255页第三段：“1987年3月27日艾青生日那天”，艾青讲述了聂绀弩临死前想食蜜橘的事。第266页又述及此事，时间做1986年3月27日。似以后者为是。聂绀弩1986年3月26日往世，艾青次日谈及比力合理。
第282页，上段：戴看舒“说想改动工做，想到外文出书社和杨宪益、戴乃迭他们一路搞搞翻译”。杨宪益1952年凋到外文出书社工做，此前数年在南京政协工做；戴看舒1950年2月28日往世，在杨宪益进京之前。那里牛汉先生必然记忆有误。
第297页第三行：“他们黑褚赤膊的上身”。“褚”无颜色之意，或当做“赭”字。
第323页，年谱开头，牛汉“出生于晋东北定襄县四关”。据本书开头第1页，“四关”当做“西关”。
第326页，1944年11月，“与张禹良、寿孝鹤等筹备《流火》文学杂志”。前面第100页第四段：“1945岁首年月，我在西安编《流火》。”第311页第二段：“《流火》第一期在1945年3月出书了。”三处记载虽不矛盾，但“年谱”似以笔录杂志出书时间为是。
第336页，1996年3月与5月之间：“《收获》第四期颁发牛汉回忆吊唁艾青的长文《一颗不灭的诗星》。”艾青1996年5月5日往世，《收获》文学双月刊第四期七月（或者八月）出书，因而那一笔录应放在5月6日笔录之后。
本书是以牛汉先生的口述为根底，由何启治、李晋西两位先生再连系牛汉以往的文字填补完成的。书中那些错误，有的是牛汉先生记忆不确，有的是何、李二先生整理失误，但不管如何，那是一本值得所有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认实阅读的著做，也许未来还会有修订再版的时机，指出那些疑误，也答应供未来参考吧。
最初再说一句：读那本书，除了更多晓得了一些牛汉先生的生平史实之外，最有趣的仍是看他如何臧否人物，以及言语间偶尔涉及的一些文坛逸事、文人八卦。牛汉先生是一位勇于婉言的诗人，是一位值得相信的实人，看他的那些议论或者闲话，使我对几十年来的文坛有了更多生动详细的领会，当然，从而也加深了对牛汉先生的领会。那，才是那本书最有意思的处所，也无妨说是最有价值的处所。
二〇一〇年六月一日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北京：生活#8226;读书#8226;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七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