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随意翻看《掌故从编》，看到了康熙的家书,竟然和《一封家书》一样不克不及免俗的儿女情长。
此中的《清圣祖谕旨一》大部门是远征葛尔丹时的写的。根据《清史稿》记载，爱新觉罗·玄烨在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丁亥起头亲征噶尔丹，蒲月乙未回到北京，可能三个多月的样子。那期间康熙的家书都是由一个喊参谋行的大寺人保管的，并在40年后的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存档在懋勤殿洪字八零八号箱内。
康熙家书的内容大多是絮叨家常，阿哥们胖了吗，嫔妃们想我吗，太后身体可好；还向太后报告请示所到之处的天气风物；说三月二十二日在兴武营射了三百十一收兔子，三月二十三日在清水堡只射了一百有零二十四；收到西域送来的甜瓜干，转送太后，并阐明食用之法；天冷了，吩咐宫中再多做两件袍子，还抱怨以前做得太瘦了，穿的不称身。
除了身份特殊，康熙的家书和平头苍生没啥区别。
可是再翻看曾剃头的家书，那就是政治军事、家事国是包罗万象了。
在信中，曾国藩教导子女，筹备粮饷，传递军情，调动戎行，功用几乎能够和正式的官文奏折比拟。有一封和他爸的信，看信的样子，应该是曾麟书写了封信教诲儿子若何用兵，什么“营中食饭要早”、“安营要表里挖三道壕沟”、“调军出战不成太散”、“要捉拿形迹可疑之人”等等，曾国藩逐个回禀。似乎老爸也是大军事家似的，其实只是个43岁才考中秀才的老帮瓜。
那问题就是，为什么康熙的家书不提政事，而曾国藩的却不克不及不提政事呢？
查查材料才晓得，曾国藩的湘军是体系体例外的戎行，从头起头的，没有标准化的报告请示系统。其骨干是湖南的宗人乡亲，征集和调动除了正式的报告请示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同样重要；于是，曾国藩的家书就应运而生了。那其实是曾国藩的密令、手谕。
至于康熙那边，政事早已经有成熟的系统，家书就是简单的絮叨家常，所以不提其他罢了。
私家信函的效劳强于公函，且规模如斯之大、时间如斯之长、公私如斯之不分，也算是中国汗青上的一大奇谈怪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