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相权陵夷，相业难以成就。太祖废宰相在先，成祖命翰林院编修、查抄等官进阁辅政继后。大学士本是文学随从官，搀扶帮助皇帝批阅奏章草拟诏令，类似今天的秘书。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因其侍奉皇帝，参预机务，议论政事，常在殿阁之内，故称“内阁”或“内阁大学士”。
但大学士位重品低，其官阶仅五品。所以，凡大学士进阁者，必兼任六部尚书，其名义为“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遂为二品官。于是，正官反为兼官，而兼官反为正官。明朝类似宋朝，诸多官职名实不符。那种以大学士为宰相的轨制，为清朝所秉承。
做为皇帝的贴身秘书，内阁大学士只是奉旨处事，即只要得到皇帝的批示才气处置政事。皇帝对大学士所拟谕旨有修改权，而大学士只要听命拟旨，没有定见决定权。
内阁对中心和处所政府也没有间接批示权，中心和处所政府也没有向内阁报告请示政务的职责。
张居正，湖广江陵人（今属湖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年改授编修。后因不满严嵩擅权而称疾家居。三十六年返京，仍供职翰林院，颇不得志。四十一年，严嵩罢相，徐阶任首辅，得晋升。隆庆元年（1567年）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身居储相之列了。
明中叶以后，跟着内阁势力的加重，大学士的权位逐步划分为首辅、次辅、群辅。主持阁务者称首辅，“偃然汉、唐宰辅”，余称次辅、群辅。
穆宗即位时，内阁大学士有徐阶、高拱、郭朴、李春芳等，以徐为首辅。徐自严嵩身后代嵩为首辅，世宗末年颇受眷宠。张居恰是他的高足。
徐阶长得短小白净，性颖敏而持重，与严嵩同在朝十余年，以擅长迎合帝意，故久安于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使御史邹应龙劾严世蕃，末于推翻严氏父子。到辅佐穆宗继位时，年已七十五岁。隆庆二年（1568年）辞职归里，李春芳乃为首辅。不久，李春芳致仕，高拱乃为首辅。
高拱，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穆宗即位后，高自认为先皇旧臣，不把他的举荐者首辅徐阶放在眼里，常与之抗衡，迫使徐阶“乞回”。主持阁务后，一反徐阶之所为，专与徐阶做对。凡与拱不合者皆被排斥。总之，穆宗在位五年半，前一段是徐阶用事，后一段则为高拱用事。两人中间又交叉着一个张居正。
后来发作的事儿，可谓“高拱扼徐阶，居正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势力之间相轧如斯。”（孟森《明史讲义》）
（二）
穆宗临末前召见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高仪，到乾清宫受顾命，遗诏曰：“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办事机构。明代宦官机构浩荡，号称“内府”，共有二十四衙门，包罗十二监四司八局。此中尤以司礼监的权位最重，掌印寺人，人称“内相”，视若外廷的首辅；其次是秉笔兼掌东厂寺人，外廷视若次辅，再次是秉笔寺人、随堂寺人，好像辅臣。司礼监的职责是代皇帝批阅公函，凡每日奏进文书，大多由五、六名司礼监寺人做为“秉笔寺人”认真阅读，并向皇帝做扼要报告请示。秉笔寺人遵照内阁所拟 字样，用墨笔楷书批在公函上。他们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又是耳目喉舌。
明代政事充满弹性。司礼监的权柄素无确定的范畴。名义上，掌印寺人“掌理表里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寺人“掌章奏文书照内阁批墨”，现实上权利扩大的空间很大。
高拱唯恐大权旁落，决定拿司礼监寺人冯保开刀。
冯保，实定府深州人，为人通情达理，学识修养在宦官中鹤立鸡群，因而官运利市，嘉靖年间便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寺人。隆庆元年又兼任掌东厂寺人。但冯保还想上升一步，成为掌印寺人。而其时恰逢掌印寺人空缺，按老例，冯保以秉笔寺人兼掌东厂寺人升为掌印寺人是名正言顺、瓜熟蒂落的事儿。不意，冯保以小事冲犯穆宗，高拱乘隙选举御用监寺人陈洪代办署理。按内宫端方，掌御用监的寺人不克不及兼管司礼监，高拱选举陈洪意在箝造冯保，以提防冯的权利过于膨胀。
陈洪不久就因忤旨而罢官，但高拱仍是不选举冯保，而选举掌尚膳监的孟冲。孟冲因主管皇上炊事而深受宠任，竟然例外当上了司礼监掌印寺人，冯保为此对高拱恨之进骨，处心积虑觅机抨击。
穆宗骸骨未冷，冯保就以遗旨的名义公布：“着冯保掌司礼监印”。有明一代，司礼监掌印寺人与掌东厂寺人肯定由两人别离担任。因为两权柄势过大，不宜集于一人手中。冯保一身兼两要职，权倾表里，对内阁首辅构成了威胁，从而激化了高拱与冯保的矛盾。
高拱起首与顾命大臣高仪相商，说新主年幼，冯、张二人所做所为，必成社稷之忧。高仪刚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阁视事，人轻言微，不肯卷进那个漩涡，便泛泛而论，不置可否。高拱不认为然，但高仪就是不亮相，声称“祸福未可逆视，吾固不敢赞公行，亦不敢劝公行也”。
见高仪不反对，高拱便派心腹把此事传递张居正：“行且建不世功，与公共之。”张当面容许，还佯笑道：“往此阉（冯保），若腐鼠耳。即功，胡百世也！”
出乎高某如意算盘之外，张转身即派人告知冯早做预备，以合力斥逐高拱出阁。高某自视甚高，过低估量了工作的复杂性，误认为事涉内阁与内府的权利设置装备摆设，张某肯定站在他首辅一边。
（三）
1572年六月初十，太子墨翊钧即皇帝位，是为神宗，诏改翌年为万历元年，故称万历或万历帝。时万历仅十岁，朝政由穆宗陈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贵妃主持。
就在新皇登极日当天，高拱上疏陈新政所急五事，题为《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从外表看，此疏是顾命大臣在辅导小皇帝若何处置朝政，连细节也逐个交代清晰，给人的印象是并不是专为冯保而发。现实上隐含着深层意图：“请黜司礼，权还之内阁”。
高拱的本意是：神宗阅此疏后转发内阁拟票，然后神宗照准，即可将大权收回内阁，再策动言官弹劾冯保，由内阁票拟免除，斥冯便大功乐成了。
一着失算，全盘被动。高拱又一次低估了敌手的实力。
冯保给人的印象是安然平静隆重，颇有儒者风度。实为神宗儿时的朋友，提携掖抱，悉心看管，几乎形影不离，万历视为亲信，称他为“大伴”。
再说冯保接到高拱上疏后，其实不转送内阁，而由本身代皇上拟票曰：“晓得了，遵祖造”。高一看便知，此为不予理睬的委婉表达体例。于是再上一疏，强调第一疏的重要性，“未蒙大白允行，恐失人心之看”，“伏看皇上鉴察，发下臣等拟票”。冯保无法，只得将高某奏疏发下内阁拟票。高便代皇上拟批语：“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具见忠荩，俱依议行”。
见时机成熟，高拱便授意高足故吏上疏弹劾冯保。为预防冯保将奏疏留中不发，高拱要弹劾者上疏时将副本送到内阁。
冯保固然老谋深算，却从未碰见如斯步地，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便派亲信向张居正请教。张告之：“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
张熟知申（不害）、韩（非子）权谋术数，深知助高逐冯于己并没有益处，而助冯逐高反倒有利于己升为首辅。
张、冯二人奥秘筹谋，饰词激怒陈皇后李贵妃。冯保挠住高拱在穆宗身后对阁僚所说一句话：“十岁太子若何做人主”，把他告到皇后贵妃面前：“拱斥太子十岁孩子若何做人主？”后、妃听了大惊，神宗面色立变。
六月十六日早朝，宫内传话：“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寡皆至！”高拱兴高摘烈，高仪称疾家居，张居正姗姗来迟。高见张，连声说：“今日之事，必是为昨科道本。有问，我当对，我必以正理处死为言，言必忤意，公可就此处，我往则无事矣。”
张心中有数，敷衍了一句：“公只是如许说。”
文武百官来到宫门时，寺人捧圣旨出，说道：“张老先生接旨！”接着念道：“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擅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准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准停留。”
高拱听罢，“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克不及起”，张居正“掖之起”，又“使两吏扶携出”。
高拱离京返乡后，张居正接任首辅。陈皇后李皇贵妃“内任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四）
明代内阁阁臣员额不固定，少则几人，多则十余人，同称辅相或辅臣。操大柄者习惯上称“首辅”。一般说来，首辅以进阁先后，资历深浅，以及受皇帝相信水平来确定。资深才高，深受皇上相信的阁臣始称首辅，其余阁臣则称次辅、群辅。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以后，首辅秉笔票拟，与次辅、群辅的区别更大。嘉靖年间（1522-1566年）政回内阁，阁臣“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首辅地位日趋显要。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政都回其调度。为争夺首辅的权位，阁臣联册结党，攀引高足，彼此排挤，摘用各类权谋排斥合作者。严嵩、徐阶都是通过权谋出任首辅的。嘉靖十六年增修内阁房舍，内阁成为阁臣日常的办公处所，使阁臣一改参谋咨议角色，得以更多地干涉朝政。内阁造视前称完美矣。
到张居正任首辅时，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皆“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李贵妃训神宗，时常移出居正：“使张先生闻，奈何！”吓得儿皇帝神不守舍。张居正堪称明朝最有势力的首辅。他本人亦慨然以全国为己任，“中外想看风摘”。张居正柄政十年，能够说是权侔帝王。张父丧回乡时，朝廷凡大事皆委任专人“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回朝途中，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躯。道经襄阳、南阳，藩王俱抵郊外迎候，设席招待。“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内阁首辅的势力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恰是凭仗如斯煊赫的势力，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对明朝的旧政积弊停止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埋下了“祸发死后”的隐患。
（五）
从47岁出任首辅到57岁溘然逝世，张居正“以一身成万历初政，其相业为有明一代所仅有”。（孟森《明史讲义》）像张居正那样有才气的政治家在明代找不出第二个。
张居正曾自述其为政“以尊主威，定国是，振纪纲，剔瑕蠹为务”。
“尊主威，定国是”乃专造政治之第一要务。
神宗以幼主临朝，朝仪不定，国威未振，人有侮心。有鉴于此，张居正辅政，以尊君定国为燃眉之急。
神宗甫即位，张居正即上疏说，帝王虽具神圣之资，仍须以务学为急，而辅弼大臣的第一要务，就是培育提拔君德，启发圣学。更何况，先皇有遗诏在先，要圣上“进学修德”。
张居正特意为神宗安放视朝与讲读的日程。在他看来，十岁小儿，每日既要视朝理政，退朝后又要讲读，过于怠倦，因而视朝不如好学为实务。也就是说，要把讲读放在第一位。
神宗承受了张居正的安放，“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门听政，余日俱免朝参，只御文华殿讲读”。自万历元年始，每逢一、二、四、五、七、八、十日，神宗都在文华殿听张居正主讲《帝鉴图说》。那是张要诸讲官根据历代帝王事迹而编写的，拔取“善可为德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事绘一图，后附列传本文。因取唐太宗以史为鉴之意，故名。
为了让皇上领略编书的企图，张居正又写了《进帝鉴图说疏》，告诫神宗“视其善者，取认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认为戒，畏之如探汤。每兴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验今，因人而自考”。
培育提拔君德，启发圣学只是尊君定国的一个方面，且不是次要方面。强化皇帝的权势巨子，增进朝廷的威信才是尊君定国的次要方面。
张居正施政寓尊君之目标，认为今王之政令，即学术之指回。若于此外别立门户，即是离经叛道，乃君上所必诛。在他看来，国度政令具有绝对之价值，初没必要问政令之内容能否合于最完美之原则。故周官之法未必“度越前代”，而孔子以身为周臣而用之。宋儒议论“日以滋甚”，而程墨之书认为国度所摘，遂为正学。
故张居正“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素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论为学书》）除事君任职之外，更无学问德业可言。换言之，学者当养成乡愿之操行，无前提地从命官府，拥护君上。是为软的一手，偏重于拉拢。
张另有硬的一手，以惩戒为主，包罗抑异学、禁私学及生员不得干政。
一是抑异学，“国度明经取士，平话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纯正为尚”，“其有抄袭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
二是禁私学，“不准别创书院，群聚徒党”，以根绝聚徒讲授、奔竞嘱托之弊。各处所但凡私建书院，皆改为公廨衙门。
三是生员不得干政。明代凡颠末本省各级测验取进府、州、县学的，通名“生员”，习称“秀才”。“生员务遵明禁”，不准嘱托公务、兴灭词讼及败伦伤化。全国利病，诸人皆许婉言，惟生员不准。
（六）
振纪纲，剔瑕蠹乃专造政治之又一要务，也是张居正万历新政的重点。时人王世贞说：“居正之为政，大约以尊主权、明赏罚、一号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张居正认定嘉靖、隆庆二朝积弱积弊的症结在于纪纲不振，“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可，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含糊其词谓之补救，以勉强将就谓之善处”。（《陈六事疏》）
有鉴于此，张居正的施政方略是反其道而行之：振纪纲。“张纲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回之公允，而没必要曲徇乎私交；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同上）
振纪纲，从整顿吏治进手，以“致理之道，莫急于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为大旨，推行考成法，即确立一套明白可行又易于监视查抄的轨制，并构成一个考成系统，从而成立一个健全的行政及公函运做系统。
传统政治轨制的运做大多仰赖于公函的传递与处置。张创造的考成法要各衙门分置三本簿册，一本记载发文及收文，做为底册；然后剔除无须考察的官样文章，再造两本簿册，一本送六科备注，实行一件登记一件，若积久尚未实行，由各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查考。
六科为明朝特有的行政机构。明代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同时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做为六部的监察机关。六部尚书是二品官，六科都给事中只要七品，但七品官掌握对六部的封驳纠劾之权。明朝大官当然统率小官，但小官也能够牵造大官。各科分担各科的事，但对国度大事同样能够建言。
张居正以六科掌握六部，并未违犯明朝祖造。但以内阁掌握六科，则是一大创造。明朝内阁本是皇帝的秘书处，不负行政责任，更不负监察职责。施行考成法后，张扩展六科的本能机能，并间接向内阁负责，使六科成为内阁掌握六部的助手，无疑扩大了内阁的实权。
考成法的推行得到了神宗的鼎力撑持。他在张的奏疏上批示：“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皇上准奏后，大权集于内阁，政令必责实效。从六部到处所政府打点公函，须定时查考。所谓月有考、岁有稽。“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数日之内即行题复。”
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旨在矫无视朝廷诏旨为故纸的陋习，废除禁之不行、令之不从的短处，以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从而爱崇诏令，强化皇帝的权势巨子，增进朝廷的威信。
张居正振纪纲能够“大处着眼，小处动手”括之。从大处看，纪纲不振，国将不国。“君子为国，务强其底子，振其纪纲”。
从小处动手，即是“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吝，勿使滋蔓”。
所谓剔瑕蠹，犹今之肃清陈旧迂腐分子。张居正剔瑕蠹，以抑豪强，除干扰，安苍生为主干。
张目击“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睃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秉并之私，私人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其实此。”
嘉靖年间当国贪贿以严嵩最甚。严为相二十年，籍没时家产黄 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瑰宝无算。御史王宗茂称“陛下帑躲不敷收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蓄积可瞻储数年。”岁发边饷，“朝出度收之门，暮进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
有鉴于此，张居正主张“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严伸纲纪，整饬吏治，以惩救萎靡陈旧迂腐、因循苛且的政治风气。
黔国公沐朝弼仗恃开国功臣之后，并吞民田，隐匿逃人，无法无天，而本地官府不敢加以处分。张居正派人把沐捉拿夺职，禁锢于南京。
朝廷官员不管职位凹凸，若有不尽职者，以圣旨召进朝堂斥之，百官为之惕息。
时处所上响马滋多，以至潜进城内，官民为之保护。张居正严令彻查，捉到响马及窝躲响马者当即问斩。
时议尚姑息，太后性又慈祥，有一年秋斩之期，太后欲停刑。张拒之，说：“春生秋杀，天道之常。粮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恶不往，反害良民！”到时断然行刑。
张居正执法严格，雷厉流行。对父母官吏，张虽督核甚严，但政绩优良者必令其久于任所，不擅更易，使其才气得以施展。官员的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淮，不徒眩虚名，不尽拘资格，不摇之毁誉，不杂之爱憎，不以一事概生平，不以一眚掩大节。张反对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
张居正特殊重视吏治，主张对仕宦严加察看，偏重察看官员政绩，以定起落往留。京官六年一察看，外官三年一察看。除按期察看外，还有随事考成，即关于每件公务都期限办完，不得挈延推诿。此外，另有看望告诫，即对大臣奏报能否合符事实，必加以看望，以削减例行公事，对隐瞒不报或奏报不实者则严加惩处。
张居正施政风气类似于管仲、子产，唯精诚不及诸葛亮，刚鸷颇似于王安石。
（七）
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可谓传统政治轨制内最重要也最微妙的一对关系。那种关系，汉、唐、宋诸代尚能说清晰，到了明清便很难用言语说清晰了。总的看，两者的关系乃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的关系。
张居合理国十年，其势力之大，相业之隆，明代仅此一例。张成就相业的需要前提是神宗的鼎力撑持。
万历三年，御史傅应祯上疏，弹劾张居正以王安石“三不敷”误国，发泄对新政的不满。神宗愤然降旨：“那厮每一定阴构党与，欲以威胁朝廷，摇乱国是。”傅被锦衣卫打成重伤，押发浙江定海充军。
万历四年，刘台上疏，弹劾张“擅做威福”，说“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以离间神宗与首辅的关系。刘台以张擅权为打破口，责备他底子不把祖宗成法放在眼里。张所创考成法，“不外欲胁造科臣，总听己令耳……祖宗之法应如是耶？”神宗看了刘台奏疏大怒，斥刘“诬罔忠良，肆意排击，意在构党植私，掉臂国度成败”，令锦衣卫将他拘捕。
张因遭弹劾，前后二次向皇上提交辞呈，神宗都予以安抚。据说，张提交辞呈时伏地痛哭，神宗走下御座，手掖张站起，再三慰问。张仍不愿出朝视事。神宗又遣寺人持亲笔手敕到张府慰问。张居正只得复出辅佐朝政。
诸葛亮是张居正心目中的标干。他当国十年建树的政绩也无愧于诸葛亮。但他忘记了明神宗并不是刘后主，他当国即是神宗失位；他效忠国度就是鄙视皇上。
根据明朝祖宗成法，内阁无权干涉皇权，也就是没有预问之权，皇上暗里要他预问才预问。故刘台以内阁事权过大责备张擅权，理由足够，并没有不妥。你张居正不是宰相，却以宰相自居，说什么“吾相全国，何事不成做出，何人不成进退”，即是揽权。不应管的事你要管，不应揽的权你要揽，说轻了是权臣，说得重一点就是奸臣了！
张居正所揽的权是神宗的权，他当权即是神宗丧权，他不妥权是渎职，是无能！总之，居合理国，当也不是，不妥也不是。难怪他一死，神宗便抄了他的家。
促使神宗对“张先生”出此毒招的启事很是复杂，但亲操政柄后，必需完全消弭张居正威权震主的负面影响，无疑是主因。
神宗亲政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却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断。皇帝的那点责任都让他丢尽了。
时人顾炎武说：“全国兴亡，匹夫有责；国度兴亡，肉食者谋。”明朝亡于万历一朝，亡于万历不谋，故孟森说：“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明史讲义》）张居正万历新政不外是王朝暮色中的一抹余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