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文选（五）
高力士史话
金性尧
高力士不只为唐中叶的巨阉，并且是民间性的人物，京剧《贵妃醒酒》中就是一个重要的副角，贵妃喊一声“高力士”，他必答一声“奴仆在”。其时诸王及公主皆称力士为“翁”，国戚称为“（1 ）”，皇帝也唤为将军而不名，所以贵妃也不会曲唤其名，可能因为酒醒了。
唐有宦祸，而宋无之，明有宦祸，而清无之，不外在玄宗时，宦官尚未成为大患，但通过高力士一生的荣辱，反映了唐皇室的盛衰，也是宦祸的一个转折点。
唐时诸道进阉儿，号“私白”，闽广最多。高力士本是安南大领袖高州人冯盎曾孙，武后时武臣李千里所进，武后因其伶俐，命供奉摆布，后因故被逐出，宦官高延福领养为子，遂姓高，因凑趣武三思，故得复人禁中。
高母麦氏，为隋将后人。十岁时，母子相别。麦氏抚其首抽泣曰：“与汝别离，再见无时，然汝胸上七黑子，别人云必贵，吾若不死，得重见，记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双金环，吾亦留着，待见汝伺之慎勿忘却。”(郭湜《高力士别传》)此本小说家言，但燕国公张说所做《唐故高内侍碑》(此高内侍指高延福)，便有“验七星于子心，认双环于母臂”语。唐宋传奇，有时可做信史对待。
他历仕四朝，曾为内侍省长官。唐代宦官，中宗时已有三千余人，穆宗时多至四千六百十八人。玄宗在藩邸时，高力士即倾慕附结。内侍省在太极宫之西，因此中皆阉人，故临近掖庭宫。唐代宦官私第多在宫城四周，力士旧宅在翊善坊，后舍为保寿寺，私第便改在兴宁坊。寺钟铸成后，大宴公卿，叩钟一次，便纳钱十万，有的报酬了讨好他，便叩了二十次，起码亦很多于十次。但他不常往私第，虽休沐也不常出，只眠息殿帷，所以玄宗说：“力士当上（当值），我寝乃安。”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等都因厚结力土而致将相，谄附者则见力土如天人然。
他在极盛期间，官职为左监门将军、招讨使，阶为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第一阶)，骠骑将军，爵为虢国公，品为从一品。四方进奏，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由力士自决。
玄宗之纳杨贵妃，是高力士从寿王李瑁府中觅得的，另给寿王娶了韦昭训之女。后来贵妃因“妒悍不逊”，被送回其兄杨铦家中，玄宗因而整天郁郁不乐，不进饮食，灵敏的高力土已看到了那一点，就用百余车的物品载送杨贵妃，玄宗也分一些御膳赐之。到了晚上，力士就奏请迎贵妃回宫，遂弛禁门而进。夜里弛禁门是很严紧的，必需有皇帝之敕，敕上写明开门的理由，然后送中书门下存档。
过了三年，杨贵妃又触玄宗之怒，送回私第，后又觉得懊悔，又遣宦官赐以御膳，贵妃哭了一阵，便剪发一束还献玄宗，玄宗即派高力士召还。
总之，从寿王府中觅得杨贵妃，后来两次迎回贵妃，都是由高力士承当的，但马嵬之变时，陈玄礼、韦谔都请玄宗处死贵妃，玄宗还想保全她，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说：“贵妃诚无功，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摆布，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通鉴》卷二一八)
其时军变的理由是“国忠与胡虏谋反”，但国忠实无反意，安禄山造反时就以声讨杨国忠为藉口。只因军民都恨透了杨氏一门，所以连虢国夫人也被视为大敌。高力士的话也不无事理，因为不杀贵妃，此后回京时，玄宗若仍厚宠贵妃，贵妃岂有甜休之理？军士也称为“祸本尚在”。
那是高力士与杨贵妃的始末。
其时宦官分两派，一是玄宗系的高力士，一是肃宗系的李辅国，但此人是有野心的。玄宗自蜀还京后，名义上是太上皇，现实则似釜底游魂，而又见忌于媳妇张皇后，生恐玄宗和外面通声气。李辅国素为玄宗摆布不放在眼里，欲立奇功以固宠，遂迫令玄宗自南内（兴庆宫）迁至西内(甜露殿)，那显然是和张皇后合谋的。（后来张皇后也被他杀戮）陈玄礼、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摆布，玄宗只好说：“兴庆宫，吾之王地，吾数以让皇帝(指肃宗)，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通鉴》)那并非实心话，他一贯爱住兴庆宫的；而一场和平政变，亦就此而完毕。
高力士被亡命至黔中道，至巫州时，地多荠菜而不食，因感伤而咏之曰：“两京做斤卖，五溪无人摘。夷夏虽差别，气息末不改。”唐人做诗，现在人之顺口溜，随口而出。
代宗时逢赦回，至朗州，遇流人，说是玄宗、肃宗都已死了，犬马恋主，遂北看号哭而卒，年七十九。代宗因高力士为耆宿老臣，庇护先朝，赠扬州都督，陪葬玄宗泰陵，泰陵之有陪葬，高力士一人罢了，可见玄宗死后之萧瑟。
史称高力士巧密，也就是圆滑，所以一生也没有显著的过错，张说为高力士撰祭父文，说“小子不天，夙龄闵凶……大固不敢不密，小亦不敢不诚。事必记心，言无漏口，日慎—日，将二十年。”那倒写出了他的性格，玄宗也说他“不多言事”。
汉之宦官，尚参与政事，唐之宦官，则典掌军权。代宗杀李辅国，不敢明杀，只是派人谋害，后世颇多非议，做了皇帝，怎么派人谋害阉人？那以后，宦官之弑君废君，几同儿戏。《唐书#8226;僖宗纪》说：“自穆宗已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宦官既掌兵权，等于处所之外，中心也有一个藩镇了。
报载高力士墓经发掘后，出土许多贵重文物，那对唐史研究者却是一个好动静。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二卷第九期）
校注（1）：括号里的那个字字库里没有，写法是“上父下者”。
18:31 01-12-15
【肖毛按】：
据我所知，黄裳的知音良多，可我却不是。我只看过几篇他的文字，觉得他的文字比力平实，清洁敏捷，但还没到让我沉沦的水平。因而，买过的黄裳做品不多，只要两本散文，一本书话罢了。此中比力喜好的却是他的书话，因为他能用短短的文字，把淡淡的小我豪情溶到他的书话里往。健在的做家中，他人似乎再没有那个本领了。《万象》上有一些黄裳的书话，但因为懒散的关系，我似乎只扫描了那一篇。
那篇“书香琐记”，固然字数不多，但却能把郭石麒的“潇洒”，徐绍樵的“狡诈”，杨寿祺的“慧眼”，曹有福的“好手”描绘得活乖巧现，就是国内的那些新潮做家似乎也难用那么短的文字获得如斯逼真的效果。此外，对那些人的驰念，也从另一个角度阐明：黄裳有着一颗爱书的心。他对古书和书商的感情就躲在那些文字里，细细品尝，就像闻到了花香，又如与做者一路回到了美妙的今天。那些回忆，不单慰籍了做者的心，也能冲动情愿被冲动的读者。
对黄裳的知音来说，我的那些话可能很希罕，因为我是丢了西瓜捡芝麻——那一类的文字可能还算不上黄的重要做品吧。
可是，我觉得芝麻的汁水虽少，但香气似乎更多一些。
书香琐记
黄裳
古旧书业的从业员，不但是书商，同时也是文化典籍的畅通者和庇护人。我曾说过，在史籍中于达官显宦、名土美人之外，完全有需要为贩书人写—篇传记。它能够反映、折射出传统文化
传承的侧影，其重要性、生动性往往不是高文典册所能取代的。五十年来出进书坊，碰见过很多书友，有些不但是贩书人，同时也是有丰富体味的版本目次学者。和我有较多接触的有北京通学
斋的孙殿起，上海中国书店的郭石麒，来青阁的杨寿祺，修文堂的孙实君、修绠堂的孙助廉等。我们不但是书商和顾客的关系，也是很好的伴侣。他们肚子里都有一本书市兴衰、典籍离合的详
帐。从他们口里，能够听到闻所未闻的珍奇掌故，远非《书林清话》和李南涧、缪荃荪两篇《琉璃厂书肆记》可比。我也曾几次劝他们把所见所闻的书林逸事笔录下来，但往往被他们一笑置之，认为不外是笑话。跟着那些老一辈书友的离往，我那定见也末于成了虚愿。却是我那种游说，被年轻一辈的苏州文学山房的江澄波先生重视了，末于写成了一本《古刻名钞经眼录》，聊补遗
憾。但读后觉得其实不称心，就我所知，就还有很多出于文学山房的重要书册未曾网罗在内，是很可惜的。
那些老一辈的书友，都是熟于近代躲书家和他们的收躲的，那是他们搜书的路径、成本，能够由此获得罕见的秘本秘笈。例如南宋陆氏家刻本的陆游《渭南文集》，游字缺笔本，是传播有
绪的名书，可是除了《须静斋烟云过眼录》曾经一度著录过，近百年来无人知其下落，是郭石麒从费念慈家访得，才重现于世的。又书商往往秘惜躲书来源，不肯人知，郭石麒就没有那种顾忌
，曾陪我到王绶珊、徐乃昌家往看书，得见九峰旧庐、积学斋的很多遗躲。
有人则不是如许。我从传薪书店徐绍樵手中买到过张长子的稿本《史阙》和康熙原刻本《西湖梦觅》，问他从何处收来。他一会儿说是桐庐山中，一会儿说是绍兴乡间，后来晓得是从临近
的书摊上买得的。绍樵常往江北收书，一次得到旧刻大字本《潜夫论》，焦里堂躲书，只余其半。此书曾请徐森老看过，定为元刻。绍樵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书出宝应故家，余册必可找到。可是曲到今天也还没有发现。生意人有他们必需信守的贸易奥秘，是能够理解的，那仅是一例罢了。
王绶珊逝世后，有一部门精本在代他收书的抱经堂墨遂翔手中，深躲密锁不使人知，正巧那时墨另设金笔厂，功效不错。孙助廉就说动他售往躲书，添加笔厂本钱，墨遂翔被说动了，于是
精本陆续而出。一时温知书店的长案上就摆满了善本秘册。杭州猫儿桥书展刻三十卷本《文选》残册就在此中，书绝似北宋刻，助廉还找出《临安志》来给我看，此中公然有个猫儿桥，助廉的
搜书能耐是出寡的，他后来又从青岛收得同书的另一残卷。此书是解放后发现的宋刻无上精品，固然赵万里据书手姓名断为南宋初刻，但仍不克不及否认北宋杭州刻本之说，其实两说前后相差不外
数年，大可没必要为此狡辩不休。
结一庐的躲书后回张佩纶家，解放初最早散出的是《涧于诗文集、奏议、日志》等，在南阳路张家门口，实是堆积如山，后来大致进了还魂纸厂。此中几乎没有值得一看的工具，但不久以
后，来青阁却拿到张家所躲的四种宋本，此中最煊赫的天然是《花间集》，后回孙伯绳，今在北京藏书楼。不晓得是不是来青阁仆人杨寿祺的手腕。总之，一时上海旧书肆各出绝招，争奇斗胜，书市也热闹特殊。在多量旧书沦于废纸的可悲境遇中，是那些书友从中起了部门挽救感化，他们还衔命从烂纸堆中捡出了残宋本《磐石白叟集》等珍罕册籍，都是值得一说的。
在古旧书业从业员中，不该忘记的还有做修补拆池工做的人们。和郭石麒在—起的有一位曹有福老先生，他是拆书的好手。我的书大部门都颠末他拾掇。那部稿本《史阙》初人手时几乎是
几本漂帐簿。张长子著书的习惯是先做长编，写在便宜剪开的黑格纸条上，一事一条，然后分类搜集，粘贴在册子上。纸页多已脱粘，凹凸不服，无法翻阅。颠末曹先生的揭裱重拆，平整如新。
他不是拙劣地裱成册页，而是还他册页的原貌，几乎看不出是许多细碎纸片修理而成。那种手段实可钦佩。古书业不但需要精于判定熟于板本目次的人材，那种拆修工做也是不容漠视的。为古
书续命，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工做。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一卷第一期）
20:10 01-12-7
“谁杀死了荷马?”
黄洋
“谁杀死了荷马? ”那话实在骇人听闻。
关于荷马是怎么死的，可能已经无从查考。无论是古典的希腊做家，仍是现今的博学之士，都没有人下过断言，说荷马是寿终正寝。现实上，那个发问是—本颇有争议的新书的标题问题，由美
国古典学者维克多#8226;戴维斯#8226;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 和约翰#8226;希斯(John Heath)撰写，自在出书社一九九八年出书。该书—经出书，即吸引了浩瀚的读者，引起了公家普遍的重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其精拆本就卖出了三万册之多，并且加州大学出书社还方案于二○○○岁首年月推出平拆本。
不外，那本书的大旨其实不在讨论荷马是怎么死的，而在讨论希腊文化的现代命运，它的副题目“古典文化教导之消亡和希腊伶俐之苏醒”(The Demise of Class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Greek Wisdom)点了然那个大旨。在做者的笔下，荷马已不单单是一位诗人，而是一个象征，代表了希腊文化。因而，做者提出的问题现实上是：“谁杀死了希腊文化? ”那个短短的问句就已经表白了他们的立场：希腊文化的传统已经遭到扼杀，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出首恶祸首，加以惩戒，然后复兴“希腊伶俐”。不消说，要找出如许的首恶祸首其实不随便，要加以惩戒就更难了。但做者其实不畏缩，将锋芒曲指整个古典学界，报复说扼杀希腊文化的元凶不是他人，恰是肩负弘扬古典文化任务的新一代古典学者(Classicists) ，他们人人都有博士头衔，“热衷于颁发鸿篇巨著，投进新的责备学派，并且十分傲慢，因为他们如今能‘玩理论’了”，但问题是他们“几乎不领会希腊人，很少或底子不像希腊人那样所思所行。他们中的少少数可能会成为胜利的古典学者，但做为希腊文化的体验者，做为希腊伶俐的论述者和治理者，他们中的大部门城市是失败者”。在古典学里则充满了虚假、意义模糊不明的观点，天南地北的理论( 后现代主义等等)和日益蔓延的相对主义，充溢着不可胜数、但却只要少数专业研究者才气看得懂的著做和论文。在讨论会上和课堂上，古典学者醒心于讨论希腊人的性别鄙视，种族鄙视和抽剥压迫，那些说教无异于有意诽谤、以至是杀死希腊人。而对源出于希腊、做为现代西方社会之底子的一些看念如民主、自在、小我权力、财富私有造等，他们却不屑一顾。更有甚者，许多古典学者是十足的投契分子，靠讨好时髦来获得学术位置的升迁。简言之，做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古典学酿成了“唯物主义的和名利主义的(materialisticand careerist)、但却再也不是希腊文化的”工具了。
汉森和希斯对古典学者的尖刻责备引起了猛烈的争论。他们固然赢得了浩瀚读者的同情与赞扬，但却遭到同业们的一致讨伐。他们的著做刚一出书，因特网上的古典学书评杂志Gopher (Http
：／／gopher.Lib. virginia．edu ／ll／alpha ／bmer) 就别离刊出了两位古典学者的长篇书评，对他们的指控予以勇敢的回击。近期《纽约书评》上又颁发了古典学者彼得#8226;格林的长篇书评，腔调同样不成调和。有趣的是，评论者们都把那本书看成是庇护西方传统价值系统的右派宣言，是右派对学者们所珍爱的学术自在停止的猛烈进攻，妄图将古典学拉回到为西方意识形态大唱赞歌的老路上往，而出书此书的自在出书社又恰好是庇护西方传统价值的一个文化碉堡，以出书右派册本为特色。但该书的两位做者则回击说，评论者对他们的责备是右派学者漫无目标的“机枪扫射”。
撇开两边大扣政治帽子的做法不谈，汉森和希斯的感受和责备可能是发自心里的。因为他们本人也是古典学者，在报复别人的同时，还主动认可本身“或不知不觉地、或明火执仗地”也犯
下了他们所报复的许多功行，可谓言实意切，令人不克不及不心服。但逼真的言辞固然动听，却很随便掩饰做者的缺陷，以致读者被骗受骗。他们哀叹的被古典学者杀死了的希腊文化，实则是一种
抱负化了的西方文化的范式，它代表了西方文化全数的核心看念，如民主政体，言论自在、小我权力、政教别离、中产阶级的平等主义、财富私有造、科学摸索的自在等等。明眼人—看就知，
那哪里是什么希腊文化，清楚是现代美国文化的抱负范式。古代希腊并没有做者所说的言论自在，否则，苏格拉底以会因其言论而被雅典的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吗?（1） 希腊人看念中小我权力也大差别于现代西方的小我权力，后一种小我权力同现代西方的自在看念密不成分，包罗了参与社会的权力与离开社会的权力。但对希腊人来说，小我只要参与社会的权力，他不克不及离开集体或社会。因而亚里士多德说，小我只要在做为城邦的—分子时才有意义，离开了城邦的小我要么是野兽，要么就是神。正因为如斯，据说梭伦还造定了法令，惩罚那些不参与政治的公民。政教别离显然是近代社会的产品，假设在希腊即有政教别离，雅典人在面对波斯进侵时，还会往德尔斐祈求阿波罗的神谕吗？还会为弄清神谕确实切含义而在公民大会上争得面红耳赤吗? 至于中产阶级的平等主义，则底子不是希腊文化的内容。充其量，只要全数生齿一小部门的男性公民是平等的，至于妇女，伟大的伯克克利告诉她们说，闭上嘴，从汉子的世界里消逝掉吧，那才是你们更大的美德。
在做者的眼中，希腊文化是崇高的化身，是优等文化，固然他们不想表示得完全明火执仗，但其文化优胜论鄙人面的论断中流露无遗：“并非说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做品、宗教、富于立异
的音乐、食物和时拆不克不及从西方文化之外产生，但我们时代正在演化中的国际文化的核心是在同希腊人有关的国家里决定下来的。”既然是崇高的文化，便容不得半点玷污。因而在做者的笔下，那些处置女权研究、或以解构办法和心理阐发办法研究希腊文化的古典学者通盘都是“叛徒”，变节了古典文化教导的神圣事业。
然而，希腊文化并没有被“杀死”。一方面，古典学者不具有如斯浩荡的力量。他们固然是希腊文化的阐明者和庇护者，但并非传承希腊文化的独一路子。受过优良教导的广阔公家通过曲
接阅读古典著做或看看希腊剧和喜剧巨匠们的做品，同样可以感触感染到希腊人的精神。另一方面，希腊文化现实上也是杀不死的。远的不说，只要看一看中国的情状就晓得确实如斯了。现今各大
出书社竞相推出希腊的原典做品，新近出书的罗念生译《古希腊悲剧典范》刚到学校四周的书店不久，就已销售一空了，不得已，笔者只好比及书店购进第二批，才堪堪买到。至于荷马史诗，则已经出书了三种中文译本，并且不外是近两年以内的事。假设说，在一个相隔数千里之外的异己文化中，连指导人物“言必称希腊”的责备都没有“杀死”希腊文化的话，那么在做者视之为“希腊伶俐”的传承者的美国，担忧希腊文化已被杀死就无异于庸人自扰了。难怪乎在《纽约书评》的文章中，彼得#8226;格林高唤：“荷马还活着！”别的，做者在书中抱怨说，古典学的博士结业生过剩，常常多有博士结业生找不到面子的职位，只好权充暂时工性量的教书匠，不计酬劳的多寡。那不正阐了然希腊文化的无限魅力吗? 可怕的不是博士生浩瀚，而是博士慕了高薪，离“荷马”而往，就像一位成名的古典学者，在其著功课已成为名著之后，突然跑往受雇于某大公司，成了一名时兴的“常识司理”(knowledgemanager)。
另一方面，汉森和希斯也提出一些令古典学者们非常难堪但却又无法驳倒的问题，譬如传授不授，疏于授课，热衷于连篇累牍地颁发鸿篇巨著，以致于著做和论文不可胜数，就连最嗜读的
专门研究者都感慨光阴的短暂。而那些所谓的“功效”除了少少数专门学者以外，几乎无人可以读懂，更不消说领略其深意了，几乎无异于天书。又譬如，许多人以学术的名义骗取研究基金，
然后四处觅觅景物温馨之地相聚，美其名曰学术会议，实则借机游山玩水，逃觅风流轶事。再如，文人相轻，彼此勾心斗角，遍地帮派林立。就像笔者在英国的导师所说的，稍有助名，便忙于成立本身的“小帝国”(little empires)，划分一块权力范畴，“外人”稍有忽略，失慎闯进，便遭恶言相报。凡此种种，并不是古典学界所独有，也不但是美国的学术界如斯，相信我辈对此其实不目生，不消赘述。
关于杀死希腊文化的指控，古典学者们是勇敢承认的，并且愤愤不服，如斯滔天大功，怎么能让他们揽下来呢? 但关于那后一类种种不良行为的指控，他们的立场就柔弱多了。一来那些行
为最多只适宜于道德审讯，承揽下来也无关紧要，二来连他们本身也不能不认可，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不外在那一点上，他们确有其苦衷，颁发是不得已的。正如一位评论者所
说的：“要么颁发，要么消亡！”(publish or perish) 。就是说，他们非但不是元凶，并且仍是受害者。如斯看，汉森和希斯最后的设问是完全错了，不该是“谁杀死了荷马”，因为“荷马还活着”。实正的问题应该是：“谁杀死了学术? ”或者说，“什么杀死了学术? ”至于那个问题，古典学者不单不会恶言相对，并且还会帮着觅觅谜底。并且，除了美国的古典学者之外，我辈恐怕都有本身的谜底。笔者现存的就有一个，是那种迫使每小我或骄傲地、或羞愧地( 笔者属于此列) 拎了本身的“功效”(或以塑胶绳子捆了、或用皮箱拆着) 往向评审专家们展现的晋升评审轨制。
一九九九年四月于复旦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一卷第五期）
校注：（1）原文此处是“呢”，错了。
22:28 01-12-7
他没有完全听信小丑
刘华杰
半个世纪前的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七日，做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为了迎合政治需要，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信口雌黄，挑起“两个阶级之遗传学”的争论，原来本身搞伪
科学却毫不客气地说他人在搞伪科学。此动做有示范感化，随即触发其他学科类似的阶级斗争，那已成为世界科学史／伪科学史中的一个有趣篇章。人们早就晓得李的行为得到了上级官员以至
得到苏共中心委员会的撑持，但撑持到何种水平，不断仍是个谜。跟着莫斯科中心档案馆部门素材的解密，李森科事务越来越清晰了。
根据《爱雪斯》(Isis)一九九三年第四期罗西安诺夫的文章，我们把斯大林为李森科修改讲话稿的工作简述如次。早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李森科就为“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写了讲话
初稿，并呈斯大林审阅。斯大林用黑、绿、棕、蓝四色铅笔对其手稿停止了认实编纂，并在页边写下一些定见。编纂后的稿件在一周内还给李，那其间他们也许还面谈过，但如今还没有间接证
据。李至迟于三十日把讲话稿改定并打印两份送达斯大林的密友。三十一日晚在会议开幕式上李自信地宣读了讲稿。八月一日休会，从二日到七日又持续开会。
李森科的原始讲话稿共有四十九页（隔行打印），分十个部门，斯大林在此中的二十二个页面做了编纂标识，共涉及八个部门。更大的改动是整个删除了第二部门：《资产阶级生物学的根底是错误的》，于是最初定稿中只要九个部门。标题问题也在最初一刻定为《生物科学的现状》。
李森科在原稿中死力把遗传学描画成“资产阶级的科学”，并试图把本身与遗传学家的抵触复原为差别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斯大林在编纂过程中有意淡化科学的阶级属性，在涉及科学之阶级特征时，他竟然二十八次删除“资产阶级”字样，斯大林明显同情拉马克而反对魏斯曼和马尔萨斯的看念，而那最末招致他撑持米丘林的学说。
其时有一个重要问题，斯大林本身也颇踌躇，便是不是所有科学都是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那么天然科学呢?李森科在第六部门中说，任何科学按其天性都是有阶级性的，斯
大林对此有些思疑，遂在边上写道：“哈哈！！！那么数学呢？还有达尔文主义呢？”当李森科公布“摩尔根主义者否认生物体的进化，仅仅把它视为地道量变的过程”时，斯大林勾掉了下面—句“此一结论刚好完全对应于其资产阶级世界看”，特殊地，斯大林还删除了三小段过激的言论：
在生物科学中，两种世界看、两种理解生物体的办法已处于无情的斗争之中——苏维埃唯物的辩证的办法为一方，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办法为另一方。在生物学中，为了适应帝国
主义的需要，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倾向由孟德尔主义和摩尔根主义表达出来。
为了称心工人阶级的需要和利益，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农业的需要，唯物的辩证的倾向由米丘林学说表达出来。
斯大林还改换了许多润色语，如把“苏维埃生物学”改为“科学的生物学”，往掉了“资产阶级物理学家薛定谔”前面的“资产阶级”字样，把“反马克思主义的生物学”改为“反动生物学”，把“资产阶级遗传学”改为“反动遗传学”等等。
如罗西安诺夫所言：“李森科对科学之阶级性的论证（而那可能为政党干涉科学供给根底），被斯大林断然回绝了。斯大林还调低了李森科语言的政治调门，使得李的讲话显得更客看一些。
斯大林对数学和达尔文主义的评注，表白他相信科学常识的普适特征。”
确实，后来斯大林颁发的一些论著也一再展现，他不大相信李森科喊嚷的“阶级性渗入性”，特殊是在一九五○年论语言学的文章中，他试图将语言学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别离开来。当有人问斯大林：“说语言是根底的上层建筑，能否准确？”斯大林答复说：“不，不准确。”他还说：“语言不是某—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勤奋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称心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称心整个社会的需要，称心社会各阶级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书社一九七一年，第五页。）斯大林还特殊举例说，从普希金逝世已有上百年了，那段时间内俄国曾消亡了封建轨制、本钱主义轨制，并产生了社会主义轨制，上层建筑发作了屡次改变，但是俄语并没有被毁坏，现代俄语与普希金时代的语言区别极小。那期间俄语有些改变，但大多是语汇方面的改变，增加了一些词汇削减了一些词汇，语法构造略有改动，但重要的部门都保留下来了，成为现代俄语的根底。于是斯大林得出两条结论：“一、马克思主义者不克不及认为语言是根底的上层建筑；二、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峻的错误。”
在一九五二年的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斯大林又强调了“科学定律的客看特征”。斯大林把有关两个阶级的科学之类话语改动为“准确的”和“不准确的”科学，那比李森科要好得多，不外，恰是由斯大林而不是由科学配合体来决定谁是准确的科学。
斯大林为李森科改稿子的履历引起人们多种深思，我此时不断在想如许的问题：李森科的科学看与斯大林的科学看有何区别？做为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的李森科为什么要把阶级斗争引进科学争论之中？李森科能否在借外力(政治力量)冲击科学上的争论敌手?
根究的成果是，斯大林有本身的科学看，而且前后根本上是一致的，而李森科是风派人物，他见风使舵，底子没有什么科学看。李森科确实是一个学者，但他不称心于做通俗学者（固然已
是科学配合体的不算小的头子），他喜好搞政治（固然他也不谙政治）。最初，政治的外力反常有效，当学术无力时，他只能依靠政治。
不外，斯大林也还伶俐、也还有揣度力，没有完全听信那个常识分子小丑的胡言乱语，他与李之间必定有某种协议，即禁绝公开声称“我给你改正稿子”。李森科于是当然不敢提及斯大林，
李在那次会议的终结式上只是说苏共中心委员会批准了他的讲话。
斯大林可能有各类各样的错误，但在李森科问题上，他并没有完全听信小丑，他必然水平上庇护了科学常识的客看性、普适性，那是应当足够必定的。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二卷第九期）
17:59 01-12-15
文革“曲线救书”记
陆谷孙
“文革”中期，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黄昏，我正在家展张桌面，预备小宴亲朋，庆祝重生女儿满月，突被工人毛泽东思惟鼓吹队派出的两名红卫兵缇骑押解到复旦大学，旋即投进外文
系的“抗大式进修班”实行变相隔离，经专案组频频审查，大会小会迭次责备，复往长兴岛辛勤一番筋骨之后，始得“肄业”——因未公布最初审查结论论，依我等咬文嚼字辈想来，当非“毕
业”。解脱那天，金刚瞋目的外文系工宣队长对我说：“不准你再跟人打交道。( 乖乖，一会儿开除了“人籍”!)派你往跟字打交道，诚恳革新！”随之发配我往了始建不久的《新英汉词典》编写组。
我其时想，奸佞横行，校园蜩螗，不让我与世接，不准我进课堂上讲台，正好寄物自遣；古有阮籍借酒，嵇康操琴，我陆某人胡不学学样，避进语词的密林，既求周身，又得拜托? 幸亏，交上磨苦运的那一阵子，我正三十，在做学问方面另有一点可塑性，还能跟着葛传椝先生和其他多位师长同仁学一点编词典的专门技能；而因为在“文革”那种泛政治和泛意识形态的大天气中
末于又有了接触营业的时机，自问颇知爱护保重，学得也还勤奋。就如许，搞了五年，竟阴错阳差成了《新英汉词典》的次要设想者和定稿人之一；再往后，“四人帮”毁灭，“但凡派”下台，我
在重返讲台的同时却老是脱节不了造化的左右，从《新英汉词典》到《英汉大词典》，不能自休，转眼之间已把二十多个冷暑的鼎盛韶华投了进往，教书之外，成了一个专门编词典的匠人。南宋杨万里诗云：“万山不准一溪奔，拦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回忆本人自一九七○年以来的履历，我常想起那四句。
回过甚来说说编写《新英汉词典》时“曲线救书”的故事。
稍有常识的人都晓得，词典是东西书，东西的素质决定了词典编辑的利用性和手艺性特征。但在“全面专政”的“文革”年代，《新英汉词典》的编写工做在工宣队指导下很像是一出违背
常识的“荒谬剧”。譬如说，编写工做要以“大责备”开路，于是远至牛津、韦氏，近到“文革”前的各类英汉词典，都要用“照妖镜”检视一番，把“We need a Lincoln ”( 我们需要一个林肯式的人物) 和“Man proposes，God disposes”( 成事在人，成事在天) 之类的“封资修毒素”剔核桃肉似地深挖出来。
组内葛传椝先生因在英汉词典编写方面颇多建树，更被做为活靶子责备再三。葛是个历来不问政治的“字迷”先生，其实没有几痛处留给责备者，那就挠住他在英汉词典例句中更好用Henry ，Beth等英语人名而不消老张、小王等的主张，狠批“洋奴哲学”；闻论理学者林同济先生讲究修辞，从毛选英译本中摘录了一个在他看来属英汉等值佳译的词组“seething popular discontent
”( 民怨沸腾) ，当即被火眼金睛们看出是“包藏祸心”，召开全组告急会议，拍桌打凳声讨一番；谁挨到做“to sleep around”( 中辞意思：野宿滥交) 之类词条，谁必不利，因为把此种词义形诸字面必然是“黄色阴暗心理大表露”；Confucius 明明是“孔夫子”的音译，只因其时批林批孔正酣，岂可再尊孔丘为夫子? 任你把事理说得唇焦舌敝，指导仍是明令写上“孔老二”，使英汉构成驴唇马嘴的“对应”；Pekingese 的词源决定既做“北京人”又做“狮子狗”解，但在悍然把科学责为“伪科学”的昔时一位极“左”责任编纂眼里，“堂堂伟大首都是毛 栖身的处所，岂可把那儿的人与小狗为伍? ”于长短得排列Pekingese1和Pekingese2不成。
不破不立。“大责备”是破，破了以后立什么呢? 其时的一些激进派以至提出应把以英文字母挨次列条的传统编排和检索法兜底推翻，代之以两份“红”与“黑”或称“积极与“消极”的
对立词汇表。“revolution”( 革命) 属“积极”，“counterrevolution ”( 反革命) 属“消极”；可大量锅盘瓢盆、食饮拉撒之类的词往哪儿放，却让激进派们本身也摸头不着。“红与黑”之议既遭搁浅，“大立无产阶级之新”的使命就只能落其实收词和设例那两个编写环节中了。
其时有一个貌似堂皇实则荒唐的标语，喊做“以我为主”，即把据认为是最更先进的“文改革惹事物”和中国科技成就向外鼓吹。如许，《新英汉词典》里不单收了相当数量诸如“万吨远洋轮”、“人工合成胰岛素”等误做固定复合词的自在合成词组，更错把英汉当汉英，收了许多大庆、大寨、井冈山之类的汉语拼音专名词条。例证应当“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亦即办事于“文革”的功利政治。于是就策动编写人员夜以继日“研讨”全数例证应当包容几条毛泽东语录，应当若何鼓吹“样板戏”、“光脚医生”、“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所谓“文革功效”，应当若何连结责备苏修和美帝的大致不异比例。
记适当不时髦一句唉声叹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Fearneither hardships nor death)，收做例证往哪个词目放实是难煞人! 放在“fear”( 怕) 条吧，说的明明是“不怕”；放在“neither …nor …”( 既不……又不……) 下面吧，一个虚词词组又何能显出伟大世界看的熠熠光辉? 至于编写人员自造的“中国式英语”例句，如“喜儿打了黄世仁一记耳光”和“三更鸡喊阐明田主的贪婪”，更是不足为奇。
无怪乎，一九七五年《新英汉词典》出书之初，旋被外电评称为“一篇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声明”；国内也有读者在翌年“四人帮”垮台后投书高层，控告编者传布极“左”毒素，要求追查
政治责任。可是，另一方面，《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等外刊和法新社也重视到《新英汉词典》收了很多英语新词，“连一些四字母的粗鄙词”也未漠视，“把依第绪语的常用词介绍给了中国常识界”，由此认定那是一部“跟上时代潮水”(with-it) 的词典，阐明“在中国看察美国的人就像在美国看察中国的人一样，正密切凝视着对象国”。
在国内市场上，经八十年代初的一次“整容”手术，把大部门带有极“左”烙印的例证剔除，补以字数间距大致相仿的新例之后，《新英汉词典》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并未跟着“文革”进进汗青的垃圾堆，却是比年旺销( 特殊是在变革开放之初的“英语热”中) ，据说迄今累计印数已逾九百万册，成了给出书商带来浩荡经济效益的“现金母牛”。
回想起来，《新英汉词典》的那一点生命力和适用性实是得来不容易。从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的编写全过程中，充溢着早请示，晚报告请示，献忠心，下干校，深挖洞( 参与挖防浮泛劳动) ，斗私批修，野营拉练之类的仪式和功课。对此，编写人员天然一点不克不及忽略，战战兢兢，唯恐不逮。另一方面，常识分子的良知总要固执表示，常识总要匹敌背理。编写组内的大大都人，包罗参与指导的同济大学路贵增同志，还有后来担任责编工做的蒯斯曛等同志，都以勤奋进步词典的适用性为己任，顶着催逼和监视的双重压力，曲线救书。
我友杨宇光同志其时在复旦的本钱主义国度经济研究所工做，我系翁义钦同志在《摘译》工做，都要替其时沪上指导层供给海外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动态。蒙他们不弃，常来约我译些材料，由此使我得以阅读多种常人读不到的英文书刊，从中贪婪地吮吸语言营养，勤奋地发掘语言信息，然后“私运”似地把那些新发现纳进词典。如我们收录的streaking(裸跑) 、plumber(查询拜访政府官员泄密的“管子工”)等词和prewar及postwar等做为副词的用法，在其时的国外英文新词典中也尚未见。后来搞到一册美国New World 的新版词典，同仁们更是推派我往比核后加字补阙，所得极丰。
各人救书心切，一张张的校样上因为添加内容太多，只得分用红、蓝、黑、绿各类异色墨水勾划，而被工宣队斥为“打翻墨水瓶”。一日，葛传椝先生和我正在埋头“私运”，突被一声大饮惊醒：“加! 加! 加! 你们加啥死人骨头？！”随后即被遣往印刷厂端移字盘，体验排字改样的艰苦，兼做赏罚。“死人骨头”也从此成了我和葛先生两人“密语”中的一部门，意指英语新词。
必需指出的是，其时不知怠倦地往词典里增加内容，扩大信息容量，次要是本能、曲觉再加上一点常识和良知使然，所谓“曲线救书”也只是朦胧的意识，曲到北京的陈原老和已故陈翰伯
同志把上文所引海外对《新英汉词典》的评论寄发给我们，鼓舞我们在词典事竣之后陆续存眷英语词汇范畴的改变，我们才有了跟踪英语新词、新义、新用法的自觉性，起头筹编一种名喊《现
代英语动态》的内部交换期刊，而且熟悉到只要敏于猎奇，勤于逃踪，一个外族人对外语起首是其词汇范畴中发作的新改变，经常是旁看者清，领略纷歧定比一般的本族人痴钝。做为一名编词
典的匠人，我把《新英汉词典》的编写，看做我的“学徒期”，而从“曲线救书”引得的上述体味竟成了我后来主编《英汉大词典》时遵照的原则之一。
还必须指出，昔时的工宣队虽则忠实施行极“左”道路。此中的成员做为—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跟常识分子天天相处久了，事实发现“老九”们其实不坏。上述大骂“死人骨头”的那位师傅
后来就说过：“葛与陆有什么问题? 不就是有点：‘独头攻’( “陈腐”的意思)?”金刚瞋目的队长揣了几册《现代英语动态》往北京出差回来，说此物在那儿大受欢送，悔没多带几本，然后操着带山东口音的上海话感慨道：“看来陆某某实是英文‘一只鼎’。”
由此我常自问：一样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成员，何以必然要报酬地分红革命的“动力”和“对象”两部门，差遣他们往合演一出“文革”荒谬剧? 八十年代初，我在逐页查找《新英汉词典》
中带极“左”烙印的例句予以置换时，又难免忆起编写之初的“大责备”。其时也是指派每小我到某部辞典往逐页查找含“封资修毒素”的例句，工序何其类似乃尔! 那是汗青的宿命仍是汗青的嘲弄? 我们为什么非“曲线救书”? 常识和实理要获得成功为什么如许困难? 我为我的“学徒期”何以必需付出如斯惨重的代价?
我苦笑着想起一位伟人引过的一句中国古话：树欲静而风不行。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一卷第三期）
肖毛注：原文只要七段，几乎和没分段差不多，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为了阅读的便利，我将段落从头分了一下，如许看起来似乎更温馨一些。
21:45 01-12-7
雅典凭什么判苏格拉底死刑
黄洋
一
公元前三九九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小我民法庭判处死刑。当时，雅典人正在点缀海船，预备次日前去提洛岛祭奠阿波罗神。传说当初雅典王子提修斯自愿做为七对被迫献给米诺牛的雅典童男童女之一，前去克里特岛，决心解脱强加在雅典人身上的咒骂。在临行之前，雅典人许愿说，如若他们平安返还，将每年前去提洛岛祭奠阿波罗神。对此种神圣的宗教祭奠活动，城邦依例认实看待。为确保城市干净，一律暂缓处决死囚。苏格拉底乃被投进监狱，期待祭奠完毕后处决。其间，门生们轮流探监，陪同教师渡过最初的日子。于是，便有了柏拉图记载苏氏狱中言论的那几篇闻名的对话录。大约—个月后，那位年已七旬的愚人遣退妻儿，在寡位门生面前饮下毒鸩，沉着就死。
或许是多亏了柏拉图的鼎力大举衬着，在西方人的眼中，苏格拉底之死能够和耶稣遇难相提并论，并称世间两大悲剧。那倒层见迭出，因为假设逃溯到基督教文明和古典文明之间的传承关系的话，对耶稣那小我物的刻划在某种水平上就是以苏格拉底为原型的。不外，那两大悲剧仍是有些差别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受了正统犹太教会的残暴虐待和犹大的出卖，一是—非，一善一恶，人们在长短揣度及豪情认同上都不难做出抉择。但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逃求实理，捐躯取义的伟大愚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在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泉源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就不那么泾渭清楚了，豪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熬煎，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在民主自在看念深进人心的现代世界，苏格拉底之死就不只成了一个问题，并且成了现代人心里一个难以解开的结。董乐山先生翻译、美国闻名右派报人斯东著做的《苏格拉底的审讯》一书，即是一个现代人试图从痛苦的熬煎中解脱、为解高兴中的结所做的勤奋。
二
然而，对雅典人来说，那桩案子非但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它底子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当然，雅典人也完全没有想到，在二千四百年之后，那桩小小的案子仍然是—个浩荡的汗青问题，而且成为他们的一个“黑色污点”。不然，依笔者揣度，他们就不会为难苏格拉底了，至少断不至于判他死刑。之所以说于雅典人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整个案件完满是按照雅典域邦的法令来审讯的。在古代希腊，雅典人是以好讼而著称的，大约不亚于今天的美国人。因为好讼，其法令轨制也非常地兴旺和完美，且比现代的法令轨制更为民主。例如，所有雅典全权公民都有权饰演类似公诉人的角色，向法庭提告状讼。早在梭伦立法时就规定，任何雅典公民都有权代被害方对圈外人提出控诉。那条法令也意味着，如如有人危害城邦利益，任一公民也都可对他提告状讼。为了鼓舞公民提起公诉，雅典城邦还造定了一条法令，如判被告有功，其被充公财富或罚款的一部门用来奖励公诉人。告状的步调是，告状人携一两名证人，找到被告状者，正式布告对他提告状讼，并约按时间，两边一路到专司其职的官员处存案。官员随即在市政广场张贴书记，将此事告之于寡，并公布审讯日期。因为没有纸张，所谓书记，其实是写在木板之上。告状苏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以美莱特斯为首，他们显然是依法提起公诉。在《欧提弗罗篇》（Zuthyphro ）之首，苏格拉底说他正要到“王者执政官”处应美莱特斯之诉。那位王者执政官是专门负责有关敬神的事务的，对苏格拉底次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敬事新神，因而需要到彼处存案。至此，案件正式进进审讯法式。
审讯的法式同样复杂而民主。差别于现代，雅典的法庭不设法官，只设主持官，负责组织审讯并庇护法庭的次序，判决的权利则在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从公民群体中抽签产生。其例为：每岁首年月公民自愿报名合作昔时陪审团成员，然后抽签从自愿者中挑选出六千人，做为昔时陪审团成员。如遇有法庭开庭之日，城邦官员事先根据案件大小确定审讯每桩案件所需陪审团规模，从五百到二千人不等，然后从六千名审团成员中抽签选出当日所需陪审员总人数。开庭之前，再以抽签的体例将那些陪审员分配到差别的法庭，审理差别的案件。其运做过程复杂得令人匪夷所思，但用来抽签的石嵌存留至今，又令人不克不及不信。别的，雅典人之所以创造那套工具也不是没有事理的、它的次要目标是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行贿。起首，你不成能事先晓得哪些陪审员会参与审讯你的案件。其次，你也不太可能将全数六千名陪审员悉数行贿。当然，陪审员的浩瀚还表现了民主政治的底子原则，即公民间接而普遍的参与。陪审员每次出席审讯，都可得到一小笔酬劳，大约可以庇护一家人一天的生计。那些较为富有的公民可能是不会为了那点酬劳而在法庭上耗度一日的，除非案件和他们的亲身利益相关。因而，陪审员次要是由下层公民构成的。审讯苏格拉底一案的陪审团由五百人构成，显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大案。较大的案件会有达二千人的陪审团，而严重的案件则往往由公民大会间接审讯。
法庭上的审讯同样差别于现代，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别离为本身辩解，并停止举证。之后陪审团举行第一次投票，决定被告能否有功。假设被告获得的票数占大都，他即获得清白之名。但案子并未就此结束，还要看原告获得票数的多寡。假设他获得的票数不到总票数的五分之一，就要遭四处罚。那条办法是为了避免有人歹意诬告。如若呈现有功和无功的票数相等的情状，则被告无功释放。那条规定出于一个典故：传说俄瑞斯提为报杀父之仇，不能不杀了母亲和她的恋人。
但他也因而而犯下了弑母的滔天大功，为阿戈斯人所弃，流落来到雅典。其时雅典的更高权利机关“战神山议事会”决定对其停止公允审讯。成果是六票对六票，构成僵持场面。最初女神雅典娜站出来投了俄瑞斯提一票，以致父权对母权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
从此，雅典娜永久都投被告—票。但假设断定被告有功，则由原告和被告本人别离提出详细的刑罚，再由陪审团投票拔取此中之一做为最末的判罚。那种审讯的办法看似荒唐，但却具有其合理性。因为原告和被告为使本身提出的刑罚遭到摘纳，必然会提出尽量合理的刑罚，而不会为所欲为。苏格拉底在第一轮的投票中以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被判有功，随后提出的对本身的惩罚又近乎打趣，先是说本身非但无功，反而于城邦有功，理应得到城邦的礼遇，后又提出罚款
一百德拉克玛了事。因为此一刑罚太不合情理，反而迫使部门原来同情他的陪审员转向抉择原告提出的刑罚，最初以三百六十票对—百四十票被判死刑，也就不难理解了。另一方面，即便苏氏的表示如斯荒唐，若用今天的法令来权衡，可能还要判鄙视法庭功，但仍有一百四十票是撑持他的，阐明他要逃过此劫，本不是太难的事。
三
用现代人的目光来看，苏格拉底的功名似乎是莫须有的，没有切当的立功行为，其言论也没有招致间接的损害。但在雅典，对立功行为的认定差别于现代。无论什么指控，无论立功行为能否切当，也无论能否形成间接的损害，只要陪审团投票认定，功名即乐成立。
公元前四○六年的一件大案同样能阐明那一点。那年，雅典舰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主力舰队在海上遭遇，成果雅典舰队大获全胜。战斗刚一完毕，便起了大风暴。统帅舰队的将军们命令撤离遁藏风暴，因而没有来得及夺救落水兵士。按理说，如许的决策似乎无可厚非。但动静传到雅典，群情激愤，公民大会乃决定对批示战斗的将军们停止审讯，成果在做为雅典更高军事统帅的十将军中，有八位被判死刑，且都是刚刚得胜而回的将军。因为独一的原则是陪审团的投票，又没有权势巨子的刑侦机构对事实停止科学的鉴别，所以当事人的辩解就变得至关重要。辩解辞往往都是事先写好的，或本身写的，或请专业的高手代写的。于是，法庭辩解就成了演说术的一个重要构成部门。
那些辩词不只讨沦案件自己，并且往往对本身的奉献或道德大大夸耀一番。以赢得陪审团的同情。不外，法庭也不克不及容忍无休行的高谈阔论，一律以滴水为钟，对当事人辩解的时间停止严厉的限造，颇似时下的大学生争论赛。其法为，在一陶盆下部钻一小孔，置于高处。陶盆内盛必然容量的水，当辩解起头之时，即让水从小孔滴到置于低处的另一陶盆内，以滴完为限。
或许又有人会问，关于像苏格拉底如许一位大哲学家，雅典人似乎没有表示出应有的对权势巨子人士的尊崇，仅以区区功名，即判以死刑。那不是太难以令人理解了吗？
殊不知，在雅典是不存在任何小我权势巨子的。既没有常识的权势巨子，也没有道德的权势巨子，以至没有政治的权势巨子。唯有一个权势巨子，那就是人民的权势巨子，一切都得从命人民群体。雅典民主政治的指导阿里斯泰德以“公允者”而闻名，但在公元前四八三年经公民大会投票，遭到流放。据说在投票之时，一不识字农人递过充做选票的陶片，请身边的阿里斯泰德代为刻上他的名字。阿里斯泰德大奇，问道，你既不熟悉那位人物，何以有怨于他？农人答曰：一听到他被称为“公允者”，
即感厌恶，因而投票流放他。希波战争的功臣底米斯托克利胜利地导演了萨拉米海战，使希腊盟军获得了关键性的成功，免遭波斯人奴役，为此底米斯托克利成为全希腊民族的英雄，以致于鄙人—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他迈进体育场时，全场看寡忘了角逐，将目光转向他，向他拍手和致敬。汗青学家修昔底德说，在阿谁时候，他和斯巴达王宝桑尼阿斯是全希腊最闻名的人物。但事隔四年之后，雅典人一样投票流放了他，随后又欲判处他死刑，以致他被迫逃往死敌波斯王的宫廷。就连民主政治的最伟大指导伯里克利也难逃厄运，就在同斯巴达的大战发作不久，他因批示不力而被清除将军一职，并遭巨额罚款。
苏格拉底固然是一位名人，但并非倍受尊重的哲学权势巨子。比拟起来，他的名气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怪诞。在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笔下（《云》一剧），苏格拉底在空中行走，动作奇异。就连他的哲学，也不外是狡辩之术。他创办私学，传授颠倒是非的身手。现实中的苏格拉底也许并不是如斯，但实正理解其哲学或领会其脾气的雅典人不会良多，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则是在雅典更大节日之一的戏剧节上慎重上演，参加看看的雅典人多达近二万人，无疑会给许多的雅典人留下深入的印象。阿里斯托芬那部刻划了苏格拉底形象的称之为《云》的喜剧上演于公元前四二三年的尼奥尼索斯戏剧节。他塑造的苏格拉底的形象无疑会影响到时隔二十年之后的审讯。
四
对苏格拉底的审讯，当然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同现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民主政治殊为差别。在古希腊文中，“民主政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demos ）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显而易见，民主政治即人民的统治。强调的是公民的普遍参与和间接治理，以及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近乎绝对的平等权力。值得重视的是，“人民”是一个聚集名词，它表现做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群体，小我完全被隐往了。而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在理论上享有政治主权的群体多被称为“纳税人”（taxpayers ），时而也称为“公民”（citizens），几乎不消“人民”那一聚集概念。在英文中，无论是“纳税人”仍是“公民”，所表现的都是由个别而构成群体。此中个别有所闪现，未被完全隐往。那种看似细微的区别却反映了一个底子性的差别。在现代的民
主政治中，个别一面隶属于群体，一面却享有做为个别的独立性，享有自在。但在古希腊，个别是完全隶属于群体的，他没有离开于群体之外的自在。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个别只要在属于城邦（亦即群体）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别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其它一切，为此能够牺牲个别的利益和权力。雅典—条特殊的法令即更好地阐了然那一点。
雅典人每年能够依法流放一位政治指导，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因以破裂陶片充做选票，而得名“陶片流放法”。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无需过失，也无需功行，只要获得票数超越六千，即遭放逐。
假设以现代人的目光看，那纯属对小我自在与权力的踩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托克利等一批最闻名的政治家都在放逐之列。那就是说，在古代希腊，小我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在的（即柏林所说的“消极自在”）。既没有离开群体的自在，也没有言论的自在。苏格拉底的言论明白表达出他对“人民”那个群体的不放在眼里，想要同它连结间隔。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现实上已经形成了某种损害，因为他的门生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
他的被处死，其其实情理之中。并且，苏格拉底并非独一一位因其言论而致功的思惟者。伯里克利的老婆阿斯帕西娅本以开倡寮为业，但却是—个少有的富有伶俐的女性，即连苏格拉底也经常带着门生拜见她。她也曾被一名喜剧诗人指控对神不敬，只是在伯里克利的各式恳求下才免于定罪。不外也因为此事，雅典人通过了一条法令，规定凡不信神或传授有关宇宙的理论者，都将遭到告状。另一位同伯里克利相关的人物是哲学家阿拉克萨戈拉，他是伯里克利的教师兼密
友，同样遭到告状及被判死刑的威胁，那一次连伯里克利也保不了他，便安放让他匆忙逃离了雅典。据说普罗塔戈拉的著做遭雅典人查封，他本人也因其学说而被判了死刑，只因幸运才得以逃走了。悲剧家欧里彼得斯也因不热诚而遭到过告状。假设所有那些记载都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话，那么在雅典，思惟与言论自在的欠缺是无可狡辩的。
现代人——出格是西方人——惯于拿现代的民主来权衡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认为平等与自在天经地义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因而苏格拉底之死才成了难以解开的结。
斯东以至无邪地提出，假设苏格拉底以言论自在为辩解的根据，他就可能找回本身的清白。也许苏格拉底比谁都大白，他的同胞们是不会把言论自在当回事的。
（肖毛扫自《万象》2001年第三期）
杂书吴佩孚事
陈登原
吴佩孚以儒将自居，国民革命家北伐以后，败逃进川。至白帝城有做曰：“万山拱极一举高，避难何心仗节旄。看月空余芳草句，题诗聊题漪兰操。江湖秋水人何处，霖雨苍生气倍豪。笑视吴钩频搔首，前途恐有未芟蒿。”时在一九二七年夏秋之交，其时吴已托庇杨森。
居无何，南京政府催森将吴解往南京。森以告吴，佩孚乃溯江而上，经万县至大竹，依川军师长范绍增。
在大竹日，尝刊《蓬莱诗草》。巴结者为做序曰：“蓬莱上将军，与岳忠武同里闬，后八百年，接踵云兴，以做诗书与画，上干苍旻，特裒近做景印成册，以饷世之钦崇将军者。”夫以山东之吴，为与河南之岳同亲共里，此固不敷以存信。然谓做诗之外，兼喜做画，则自为实录。如谓身在大竹，当画大竹，遂买白布缝之成幅，列桌以展，奋然泼墨，并为《大竹歌》一首。章炳麟尝题其所画竹后曰：“大块成天籁，因风尽吹竽，干霄何足羡，所贵在心虚。”心虚云者，例如吴在大竹云雾山曾曰：“竹阳城外有高台，把酒登临曙色开。陇蜀云山皆北向，巴渝风雨自南来。锦帆末古天边往，春色无故地底回。到此犹思廿八将，谁为唤取尽余杯。”此曰二十八将，盖用光武云台故事，其傲慢有至是者，故章氏之语云尔。
其时已碌碌依人，然犹于城内之芝兰堂设其大帅行辕，卫队之外，尚设秘书、顾问等处。邓锡侯部将罗泽洲，乃以讨吴为名，进军大竹，夺其步枪六百收，手枪轻机枪三百收。吴宰残部仓皇逃走，至绥定，依刘存厚。盖存厚此时髦悬五色国旗，故吴引为同调。此时曾有诗曰：
曾拥貔貅百万兵，时哀蜀道做长征。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夫妻情。楚帐悲歌骓不逝，巫云凄咽雁孤喊。匈奴未灭家安在，看断秋风白帝城。”又诗赠存厚云：“方寸纷纭俗累萦，无故怅触笔花生。
人因崎岖潦倒觅良知，诗以牢愁写脾气。洛水梦回千里曲，蜀山看断一钩轻。枕边莫恼鹃声恶，催起刘郎赶早行。”垓下帐中，愤帝起歌，盖自比于项王；天津桥上，哲士闻鹃，乃妄拟于康节。处此穷途，犹自许于文武双材，此非其心不虚之据欤？
一九二九年三月，吴在绥定做寿，其派代表致贺者，蒋介石，段祺瑞外，兼有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等所派。川将王隆基送寿联曰：“龙睇大野，虎视六合；鹏搏万里，鹤算千年。”由来武人失意之后，人世阿誉至此，未之或有者也。
次年之春，阎锡山欲反介石，思以吴为傀儡，遣柳孟庄往绥定见佩孚，说其出川东向。此时除卫队外，吴已无多大队伍，欲集川军五万。川将皆恋豆，无应者。岁蒲月，离绥定，存厚赆行二万元。欲启程，为刘湘手下许绍宝所阻挠，乃移驻绥定东南之檀木场。
一九三一年七月，锡山再邀佩孚往山西。十六日，吴抵成都，邓锡侯出城欢送，八月初旬，由灌县经汶川茂县松潘进甜肃境。九月二十三日至甜肃之文县，接锡侯电，始知九一八事情。时又闻冯玉样兵出潼关，甜肃群龙无首，欲抵瑕蹈隙。
文县虽下邑，亦成割据之局。东为碧口镇，田颂尧所部吕康据之。西为县城所在，邓锡侯部扬抚权据之。佩孚至，抚权偕县长郝墨庄曾郊迎。佩孚乘大轿，见欢送者，即出轿为答礼。杨、郝逐个介绍毕，吴仍乘轿往，随员及护兵，已仅三百余。夫人乘轿，令郎骑马，与吴皆宿于县立中学，其从者则或借宿民家。有进见者，常拈《尚书》“人心道心”、《大学》“在明明德”为说，旁及佛书道经，以示无所不晓。尝问教导局长、此间教导情状若何？曰：“极不兴旺。”吴曰：
“不兴旺，斯已耳。男说共产，女说爱情。愈兴旺愈肇乱耳。”
杨、郝等承裼侯命，招待以至，吴则对之加官加委。其侍从进茶馆酒楼，又为吴广做鼓吹，谓其尚可调兵若干万，定居甜肃后，将联络川蜀，东进陕豫，仍当统—全国。于是诸烧冷灶者，或进银耳，或馈石斛，吴亦欣然受。或酬以委任状，如兴国军谘议之类。又好对客挥毫，卖弄学问，于是市上所有宣纸，至于求过于供。其赠王某联曰：“登楼文士思家国，誓墓将军惜岁华。”上句谓王粲，下句谓羲之，盖皆王姓故事。
在文县十余日后，北向至武都，住贡院巷清实寺。有进谄者，辄与谈太极八卦，玄玄自得，不认为惭。又收拢本地田主武拆，有枪数百收者，辄见委为师长司令。然本人及侍从，固须由处所征发赐与。
县长刘凤山，为苦苦筹措，而吴傲倨无改。一日，刘往见，吴不让坐。及刘往，吴不欠身。凤山大忿曰：“俯仰依人，尚做大帅故态耶？”然武都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孙某，尚撕毁光天化日旗、孙中山画像，以投吴幕。
住武都一月，北行到天水。时马廷贤虽受南京委任为陇南绥靖批示官，于吴之至，仍慎重招待。行辕之内，以丝绸为帷帐，以俄国毛毡展地，至署楹联曰：“轻裘缓带比羊叔，羽扇纶巾齐孔明”、“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吴亦居之不疑。所携除老婆外，另有顾问长孙方严等，廷贤犒设甚丰。天水市上，所有海鲜鸡鸭，一时收购殆尽。处所人士进谒者亦寡，吴于款接时，但及诗文经书，绝口不谈政治。有人问：“闻蒋委员长拟邀大帅往南京，亦将应请否？”
吴怃然曰：“鸟兽不成与同群。”
廷贤又于教场集会致欢送，与会者有教师、学生、军警、人员。吴登台见中山画像，怫然曰：“孙君定见，与余不不异。”廷贤立命撤往山像。于是吴杂色演说。首引《周易》如此，次谓全国兴亡匹夫有责，次谓国民党擅权误国，即为军人，谊难坐视，西北回汉军民亟宜连合共赴国难。廷贤等从傍为拥护，然与会者固皆不解也。吴且委廷贤为陇南护国使，兼马队禁卫军总司令。其手下及天水土绅，各见委为师长、参谋、参议有差。
时杨虎城在西安，见佩孚招摇于天水，乃电廷贤，乞予拘留。吴乃离天水，往兰州，盖应冯玉祥旧部师长雷中田之邀。中田时在兰州兼保安司令，其师长有高振邦等，教导厅长则马文车也。一九三—年十一月，吴至兰州，马文车往见，吴于略做冷暄后，即谈杨墨之学，不偏不倚，肆诋三民主义，谓为左道异端。文车且发通电，拥吴出山。
略谓“吴上将军韬晦蜀中，于今数载。谢安未老，人仰东山，矧其前戍远东，适逢日俄之战，满州形势、日本军情，洞察无遗。仰恳中心敦请出山，主持对外军事。”“前戍远东”云者，谓佩孚未达时，曾在长春为初级军官也。当日之吴，犹妄以抗日指导见推矣。
兰州绅学各界曾张具宴吴于卧龙阁，并演戏。吴点戏两出，一曰《战长沙》，盖演关羽事；一日《牛头山》，盖演岳飞事。所以然者，犹以关、岳自况。进宴之际，仆人致词，谓玉帅人格道德，寰宇共钦。
吴答词谓孔孟之学，能够治国，能够平全国，其他左道异端，亟宜放斥。意盖仍指三民主义云。
佩孚之在兰州也，无论何种场所，非谈性理，即谈因果。以至《推背图》、《烧饼歌》之类，亦复言之津津。并谓二十年后，生齿将减至九百万，除有宿根者外，皆难免于浩劫。见客之时，常以所著《大丈夫论》《桃源事记》为赠。一时趋逢之徒，数语投合，即见委为参谋、谘议。兰州名流廖井芝等，且做赞誉诗文，刊诸报端。雷中田尤视如偶像，为之筹款筹械。
十二月，杨虎城令孙蔚如攻兰州，东路形势严重，马廷贤至是，且表达反吴。中田、高振邦应战失利，吴犹赴甜川宁青新五省同亲会欢宴，谓孙军已为雷部击败。其明日，高振邦自前方溃退。又明日，定西榆中形势严重，中田地皮全失。又明日，佩孚率侍从仓皇奔清远，取道五原，至包头，投晋军傅做义。
先是，北洋旧军阀曾在济南奥秘集会，欲戴吴及段祺瑞为宗主，于以反蒋。阎锡山也曾派代表来。至是，蒋阎且合流，锡山已就山西绥靖主任职，于段于吴，自尔置诸脑后。吴于晋军，怅怅无所遇。一九三一年暮，遂应张学良之邀，至于北平。
学良迎诸车站，唤为“老伯”。所以迎吴来，盖承蒋意，不欲令吴有所异动，故安设旧京，庶几便于牢笼。及其既来，学良自为敬而远之。吴未曾知趣，乃颇言抗日。且欲借学良所部为政治本钱，不知既非蒋之所愿，亦非张之所乐也。居有顷，始知其故，乃怅怅然居什锦花园，对外称行辕，关门称大帅。
仍设八大处：顾问处则张方严，秘书处则陈廷杰，军事处则赵星如，承启处则王惠民，机要处则符定一，他三处亦别有长。但遍地长以下，月收仅大洋八元。学良月馈四千元，数百人衣食其间，固当不无窘色焉。其后学良下野，何应钦长军委会北平分会，虽仍月致馈送，然斥逐其门前卫士，而代以在平军警，吴亦无如之何。
然而仍有人焉，尊为偶像。蒋介石尝来北平，北平各界欢送之，亦邀吴参与。主持者排座次，安蒋于吴之下。蒋虽表达不乐，吴乃居之不疑。寡或请吴致词，吴笑曰：“我与蒋君亦有情投意合之处，我主张武力同一，蒋君亦尔尔也。”蒋拟馈之以钱，吴谢而不受。一九三二年四月，蒋党开国难会议于洛阳，聘吴为委员，亦弗肯往。其时吴亦通电声讨伪满，章炳麟实煽惑之。章来北平，起首访吴。韩复榘亦曾走访。一文一武，盖仍震于虚名如斯。
一九三三年一月，段祺瑞已移居上海，盖以华冬风云日紧，日寇咄咄进逼，恐其为傀儡，故劝令易地。其时有人劝吴南下，吴未肯。
其时上海商会曾以电诤，劝其当矜晚节。吴致复曰：“常日以关岳文史自期，春秋表里之义，尤所竞竞。旧京寄迹，异服殊俗之客，从未一至户庭。”盖于出处大义，犹不忘做拘谨。
既关门做大帅，自表达与世无求。谈诗文，做字画，说《易》、《礼》、《春秋》有微言大义。然不甜孤单，仍办救世会，自任教统，而以江朝宗为副。朝宗亦旧权要，后日曾下海为巨奸者也。又建正一堂，扶乩唪经，神道设教之外，不时交通旧部，妄希重整锣鼓，于是日寇乃乘其隙。当何应钦主持北平军分委时，符定一、陈廷杰即与日谍大迫通贞、冈野增次相勾结。日谍致款十余万，令收编匪贼，回买旧部，而拥吴为傀儡。事机不密，为北平公安局所破获，旧部有被逮者，有枪毙者。佩孚能否知有此事，其时疑莫能详。然此十余万金，吴妻张佩兰固曾吞用八万。
佩兰者，时人唤为“帅夫人”。佩孚号为不爱财，然于帅夫人则未能约束。吴转战南北，帅夫人则拼挡工具。当吴败亡进川时，帅夫人私蓄尚甚厚，后为张联升所袭击，囊橐漏亡殆尽，帅夫人以是常邑邑。所率部曲，初时髦有数千人，亡命时皆恃本地为供奉。赐与不克不及如意，遂有散亡。到北平，又为何应钦所斥逐。然待吴而哺者，另有一二百人之多。其幕僚八盘六碗，肴甜酒美，仍然贯。此时吴之生计，全恃政府馈遗，不免难免日渐萧索。帅夫人逃怀畴昔，八处长绝处看生，
于是凡有包苴，无不勇于承受。如殷如耕成立伪冀东自治政府时，即延廷杰为参谋，月致车马费五百元。对吴本人，一年三节，并逢其生辰，各致馈赆五千元。吴装疯卖傻，亦见而不视，听而不闻。
抗战军兴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克敏等成立伪组织。日寇谋华益亟，以吴曾为偶像，非如克敏辈旧已为人所不齿，更思诱吴下海。
故日谍驰驱其门者，更多于前。吴当日谍来，或拆聋卖傻，或言语离奇，如谓符咒能够辟枪弹，麻绳能够缚飞机，大迫等人往往茫无头绪而往。大迫者，其时日寇军部所谓联络官者也。
翌年秋，大迫往职，川本芳大郎继。其人属板垣派，侵华更为急进，拉吴下海亦为更急。以至尊吴为师，以投所好，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吴亦渐次逗露，妄谓民意果有要求，出处能够考虑。于是川本内结廷杰、定一等人，外联与吴有关北洋余孽，托名各地公民，恳请大帅出山，拨乱世，返诸正。其时迷信偶像者，又谓吴如露布朝发，必当壶浆夕至。汉奸张燕卿拥吴更为跋扈狂，尝在家燕客，即席公布成立一会，推吴出山救国，即后日所谓新民会者也。日寇之中，亦有其人，冈野增次至于特撰一书，名《吴佩孚》，述其在华声看与其潜在权力，隐谓其非暂时王克敏、维新梁鸿志等之比。
王、粱诸奸伪，见日冠如是推重，深恐为其所代，遂合商计谋。
先是，克敏在华北组暂时政府，为社人讥议，亦尝礼聘参谋，月致车马费自千二至千六百元。至是特聘吴为特高参谋，月四千。廷杰、定一之徒，亦按月致馈有差。然不肯拥吴出山，盖因素知吴性强硬，倘露头面，不啻于日本人下又有一太上政府。于是关于佩孚，乃推而不戴，但聘吴为绥靖委员会之委员长。其曰聘者，所以对吴表达尊崇，然亦勉强表达，彼己之间，井无特殊关系。聘函签字，有王揖唐，则暂时之北伪，若温宗尧，则维新之南伪。签字者又有陈宦、陆宗舆，
则所谓社会贤能，盖欲使吴强颜自解，并不是受人录用。兼欲使之自觉，与伪府并没有隶属关系，不该干预干与南北奸伪事，其专心至隐险矣。其好笑者，绥靖地域经指定为河南，皆南北两伪所鞭忙莫及者。
一九三九年二月，暂时政府委员王揖唐、维新政府委员温宗尧，亲至什锦花园行辕，面致聘书。吴不即不离，不辞未受。旋发通电主张和平救国，一腔悲天悯人。初意旧时部曲，必看风往返，久而肃然，吴不堪悻悻。后又至开封，欲就绥靖之职，卒逡巡未果。时既移则世已改，理不正则言不顺，虎踞洛阳，固当成为梦寐也已。
其时廷杰、定一曾陪川原来见，请其出山拾掇残局。吴亦曾表达，倘以军政全权见付，自可另组中国政府。川本大喜，即电告东京，谓其已有允意。东京覆，令速决定日期，筹备退场。吴谓领先建军三十万，交伊批示如意，然后能够就职。川本则对峙先行退场，然后建军。
议不合，川本悻悻而往，符、陈无法转圜，但日嬲之，陈说短长。
岁六月，汪精卫北来，佩孚到天津，与之会，议亦不合。
同年秋，日寇益趋逼，符、陈益思弹冠。一日，廷杰突进室，语吴曰：“初既允矣，今乃毁诺，日本人今有哀的美敦来。”随探囊出一函，掷诸几案。吴亦勃然曰：“日本小鬼玩戏耳，吾焉有不知者。
非以军政全权相付，吾非三尺孺子，吾决不出山。尔为四川人，曷不往重庆劝蒋某上贼船！”陈不甜示弱，乃不欢而散。
吴当此际，进退深感维谷，日寇固不相舍，门下高攀之客煎迫亦不成耐。符、陈又向帅夫人进计，令其日夜涕抽泣，谓吴不出山，无以疔贫。为证明困顿，以至吩咐厨房，于肴膳多所贬减，愁眉锁眼，相关于齐眉之间。吴见起居日蹙，亦为懑懑。一日食饺子，碎骨误进牙缝，遂牙龈肿疼，唤哼不停，至于如颠如狂。
初用中药，投以石膏黄连，不得痊，反两腮尽肿，喉头且发炎。
家人劝进东交民巷德国病院，吴以不进租界为标榜，拒之未允。而川本又来，谓日本有牙医伊东，在苏州胡同开业，此人手艺在日本称—时无对。于是伊东来，诊查以后，谓当用刀圭，然而大有求助紧急。川本曰：“我承天皇陛下命，奉大帅出山，尔当敬奉陛下意，勤奋为疗治。”
伊东乃为行手术，帅夫人捧首，吴子道时抱足，刀甫进肉，吴大吼一声而死。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
或曰，吴之死也，日谍实毙之。盖吴于下海为奸—事，初曾为半就，日谍以此向东京夸口，但乞拨款项，以致用往金钱很多。后乃为半推，致日谍后语不克不及证媒介，所糜款无法做报销，是以毒毙之，庶几一了百了。
或曰，吴之死也，齐燮元曾有阴谋。其时伪府之中，燮元忝主军政，核以前时资历，或亦自谓相当。然使吴亦下悔，则齐当在吴下。
故当吴患牙病，齐曾移榻来伴，日医之来，燮元亦曾与闻。其时人曾为之语曰：昔伴秀山死，今侍子玉末。一死—生，交情可见。秀山谓李纯，佩孚字子玉。李纯之死，相传出于齐手。当纯死时，齐亦寄宿其府，形迹可疑，故人举以类似云尔。
或曰，吴之死也，盖踌躇于两事之间，而不堪其苦闷。一日汉奸不克不及为；一日旧梦相萦绕。初则功名念重，欲借寇力，重建旗常，以雪汀泗桥边之耻。继则以日寇未肯即畀实权，伊即下海，但能昆季梁、王之间，又与夙昔之所显示，不进租界，不借外债，难免大有出进。
在此矛盾之中，什锦花园甚至成为愁城。而门有佳宾，室有贤妻，时挟日人，若来缠嬲，是以襟怀郁积，牙痛癫狂，卒至于无有办法以死。
“无有办法”，佩孚口头禅语。伊尝语人：人谓“无有办法”，吾谓“吴有办法”。此盖取无、吴音谐。一九二七年三月，吴在巩县曾有诗曰：“民国军人皆紫袍，为何不与民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红烛烧残万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逢人每道民生苦，苦害民生是尔曹。”披览此诗，或可认为自艾。今居北平八年，死时如斯可疑，然则此诗亦为欺人者也。
（肖毛扫校自《万象》2001年第五期）
“香花楼子”的神话和北宋的毁灭
葛剑雄
公元逐个一四年，女实领袖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起兵反辽，次年称帝，定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数年内所向披靡，已经占有白山黑水之间。逐个一八年(北宋重和元年，辽天庆八年，金天辅二年)，宋朝的特使马政由海道前去金国，与金主起头告终盟攻灭辽国的奥秘会谈。
逐个二○年(宋宣和二年)，宋朝特使赵良嗣再次赴金，筹议夹击辽国。就在赵良嗣抵达时，金国正式公布与辽国隔绝关系，金兵攻下辽国的正式首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辽的毁灭已指日可待。赵良嗣向金主提出：破辽以后，宋收回燕京(今北京)一带原属唐朝的汉地，将本来付给辽国的“岁币”按原额转付给金国。金主口头容许，宋收复的“汉地”包罗西京(治今山西大同)、平(治今河北卢龙)、营(治今河北昌黎)等州在内。但在他写给宋主的亲笔信中，却提出了如许的前提：金兵自平地松林进兵古北口，宋兵从白沟夹攻，不然就不克不及如约。宋朝又派马政出使金国，带往的国书中写明“所有五代以后陷没幽、蓟等州旧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已议收复”。显然，宋朝的目标是收复包罗今河北北部和北京在内的全数五代失地。但金方的答信却只附和回还“燕京东路州镇”，宋朝“若更欲取西京(大统一带)，请便计度攻取”。话说得很大白：本来付给辽国的“岁币”和收兵夹击只能换取燕京东路一些州镇，假设要收复西京，就本身凭实力往攻取吧!
那就是汗青上有名的宋金“海上之盟”。虽然其时宋朝大臣中不乏反对的声音，以至认为此事的结局凶多吉少，但谁也没有料到，七年后金兵就会攻下宋都开封，满心想收复失地、完成同一大业的宋徽宗会落得父子北狩，魂断异国的下场。
由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成立的辽朝可谓宋朝的世仇，早在宋朝成立之前的公元九三六年，辽朝已从后晋主石敬瑭手中承受了燕云十六州(或称幽云十六州)，将辽朝的南界扩展到今河北省和山西省的北部，使大片自秦汉以来不断是由华夏(汉)聚居的地盘成了契丹国领土。从周世宗北伐起头，后周和北宋做过屡次勤奋、但除了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和瀛州(治今河北河间)两州得以收回外，其他十四州始末没有能从头同一。
五代和北宋期间，除了因地盘割让而改属辽朝的本地居民外，还有多量中原苍生被契丹人抢劫，或者因遁藏战乱而主动投奔辽国。辽国的戎行还不行一次南侵，以至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迫近宋都开封，使北宋面对存亡存亡的告急关头。
不外，自从一○○四年(宋实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两边订立“澶渊之盟”后，宋辽间的战争根本完毕，两边的鸿沟也大致不变，只是宋朝每年必需付给辽国银绢三十万的“岁币”。在女实勃兴之后，辽朝疲于镇压，处处捉襟见肘，对宋朝已经完全没有威胁。相反，敏捷兴起的女实政权却是一个不成捉摸的变数，—旦辽国被灭，北宋将再次与一个强大的外族政权为邻。其时，女实戎行已攻占辽国大片边境，辽国败像已成。假设宋朝君臣稍有远虑，至少应该坐山看虎斗，让女实人在灭辽过程中尽量消耗实力，或者尽可能耽误那一过程，以便争取有利时机，并乘隙稳固边防。与女实结合灭辽其实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下策，可是宋朝竟连那个下策都没有很好操纵，在两边商定的前提中，金朝连明白交还燕云失地的许诺都没有做出。
北宋的决策当然表露了君臣的昏愦，但他们关于燕云旧地的民气做了完全错误的揣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认为，无论若何，燕云旧地的苍生大多是汉人或中原移民的后代，同属“炎黄子孙”，与契丹和女实事实是外族，他们持久遭到外族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炽热之中，所以肯定—曲在盼垂青新成为宋朝的臣民，欢送宋朝的同一。
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斯。
从唐朝后期起头的汉人北迁，一部门是契丹政权军事抢劫和政治胁迫的成果，另—部门则是在战乱情状下汉人自愿的迁徙，或者是跟着投降契丹的汉族将领而北迁的。至于燕云十六州的居民，他们大多照故居住在原地，只是换了统治者。汉族生齿构成了契丹(以后的辽)政权生齿的大部门，他们参与了辽朝的成立和开展，此中的上层人物还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部门。虽然在辽朝的汉人大大都是今山西、河北等地的移民或燕云十六州的土著，但他们持久生活在契丹政权下，在政治、经济、文化，以致血统方面与契丹已经密不成分。在分隔一百多年后，辽国的汉人同南方宋朝的汉人已经没有什么联络，更谈不上有什么配合的豪情。正如熟悉相互情状的宋朝实定府抚慰使洪中孚所说：
臣契勘庇护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县等官，无非汉儿，学通书识者必取富贵，岂不知国度英俊如林，若南回，其显贵要途，燕云数州学究安能逐个遽用？此士人无回意也。饘粥粗给者已连姻戚里，昔刘六符相虏，疾且笃，耶律洪基临问遗言：“燕云实大辽底子之地，愿深结民气，无萌南思也。”洪基乃诘其深结之道，六符对以“省徭役，薄赋敛”，洪基深嘉纳之，递加税赋三分之一，两地供输者皆知之。
辽国从中心到处所的官员大多是汉人，读书人有官做，苍生能减轻钱粮承担，与契丹族之间能敦睦相处并通了婚，即便是汉族移民的后嗣，哪里还会有回到一二百年前的故土或投奔南方政权的愿看？洪中孚提到的刘六符就是汉族移民后嗣，其曾祖、祖父都是辽朝大臣，其父官至北府宰相、其兄与公主通婚，本人也官至宰相，他临末对辽道宗耶律洪基“省徭役，薄赋敛”的定见得到摘纳，从此辽国汉民的税赋减轻了三分之一。辽国苍生的承担比宋朝苍生轻，日子比南方过得好，是两国苍生都领会的事实，在那种情状下，怎么可能指看辽国的汉民憧憬宋朝呢？
王介儒说得愈加大白：“南朝每谓南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清？”“谚语有之：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医生岂不念此！”回属辽国近二百年的汉人只能与契丹统治者和契丹人有“君臣父子之情”，不成能与毫无关系的宋朝君臣或南方的汉人再有什么豪情。即便根据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该该要求那些汉人“嫁二夫”、“事二主”。
宋朝统治者却完全不领会实情，加上与辽国交界地域的边臣用人无术，有的谍报人员为了获得奖赏和提拔，随意编造一些对方苍生若何痛恨契丹人的统治，若何盼看宋朝戎行往挽救他们的事例。驻守边地的帅臣大多是庸庸碌碌，思维昏聩之辈，往往将那些谍报再强调吹嘘一番；有的为了邀功请赏，或者诡计乘机犯罪，愈加强调有利形势，提出动用武力，完成统—的主张。少数别有专心的人编造（1 ）出“人心所向”的谎话：“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加挽救，无路自回，何啻大旱之看云霓。若兴师吊民，不独箪食壶浆，当以香花楼子界首驱逐也。”
只要收兵，辽国的汉人就会在鸿沟用香花搭起彩门驱逐，那怎么不使宋朝君臣怦然心动，跃跃欲试？
起首提出由海路与女实结盟定见的辽国汉人马植，就是如许一个不吝挑起宋辽战争，以便博取荣华富贵的人。马氏是燕京人，已是辽国大族，本人官至光禄卿，却因行为卑鄙为人所不齿。他操纵宋朝权阉臣童贯出使燕京的时机献计灭辽，并伴同童贯投奔宋朝。在宋徽宗召见时，他说：“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谪，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徽宗龙颜大悦，立即赐他姓赵，封为秘书丞，以后与金国盟约的详细条目就是那位“赵良嗣”(马植所改名)议定的。
另一位积极响应宋军的是辽国常胜军帅郭药师，在宋军还没有出动时，他就以涿州留守的身份率八千部寡和涿、易二州来降。但他的动机很大白，“此男儿取金印时也”，只是为了本身升官发家。因为“收复”燕京之功，郭药师如愿以偿，官居太尉，拥兵三十万驻守燕京。但比及金兵向下，宋军败绩时，郭药师就以燕山所属州县投降，而且成为金军进攻宋朝的领导。
现实上，驱逐宋军的不是箪食壶浆和香花楼子，而是看看和猜疑，以至是对抗。即便是被宋朝收编进伍的北方汉人，也往往与南人格格不进，磨擦不竭。北方汉人认为本身受了鄙视，“北人(契丹人)指曰汉儿，南 人却骂做番人”；而宋军兵士却将北人当做降人，抱怨朝廷对他们过于优待。宋朝的文武官员以他们的救星自居，有意无意将他们视为异己。金兵在占据燕京后，将本地苍生抢劫一空，留给宋朝几座空城。已在燕京一带生活了一二百年的汉人被迫北迁，他们当然怨恨进侵的外族女实人，但愈加敌视与女实结盟的宋朝，因为恰是宋朝要得到那片地盘，才形成他们背井离乡，流浪失所。成果是，南侵的金兵操纵了想返回家园的北方汉人，将他们编人南下的大军。而被收编为“义胜军”安设在山西的数十万“汉儿”，不是阵前倒戈，就是被宋朝军民所杀，以致金兵如进无人之境，敏捷迫近开封，敲响了北宋的丧钟。
假设宋朝君臣面临“人心所向”时能略微连结一些清醒的思维，能以人情世故阐发一下北方汉人的心态，或许就不会从命马植(赵良嗣)的计谋，也不会对郭药师之流委以重任。固然北宋未必能逃脱被金朝所灭的命运，但结局总不会是如斯之快、如斯之惨吧！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二卷第三期）
校注：（1）此处原文印做“骗造”，诡计骗谁呢：－）
17:32 0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