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转）
“盛世”乃一古词，现在不知哪位文人匠心独运，古词新用，遂风行一时。最有资格对“盛世”一词做出权势巨子性诠释者，当然是史学界。然而史学界却又有人高擎出“盛世修史”的大旗，以至将所谓“宰相监修国史”的古史学糟粕，也当做优良传统、时新创造，欲今人发扬光大。所谓“宰相监修国史”，其根本点无非是仰承当政者的鼻息，任意窜改汗青。南宋秦桧“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成一、二数”。[1]秦桧和养子秦熺等编辑的现代史，“多所舛误”，[2]“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3]那是“宰相监修国史”的一件代表做。再如清朝修《明史》，竟将清朝祖宗曾经臣属于明朝的史实，随意涂抹清洁，那又是窜改汗青的实例。纵然有苏秦和张仪的狡辩之才，只怕也难于将“宰相监修国史”的古史学糟粕，说成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吧。
事已至此，“盛世”一词，已不成不辨。古书上利用诸如治世、乱世、盛世、衰世之类词汇颇多。如《吕氏春秋·仲冬纪》说：“忠于治世易，忠于乱世难。”同书《先识览》说：“全国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荀子·大概》说：“义成功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那是以古时义利之辨为原则的。《周易·系辞下》则用“衰世”一词。《后汉书》卷82《崔骃传》引其赋说：“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又说：“今宠禄初隆，百僚看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同书卷110《杜笃传》载杜笃《论都赋》说：“非夫大汉之盛世，藉廱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但对“盛世”一词都无阐明。
前人对盛世的内涵没有做出全面的、标准性的诠释，有成百上千的浮词，例如臣僚们自称“叨居盛世”之类，也有许多人的议论，侧重于某些弊端非盛世所当有。如究其标准，盛世大致可有四条原则：一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二是苍生安身立命；三是社会立功率低；四是包容和欢送婉言。那四条原则当然是互相干系，互为因果的。
一、在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中，要贪官污吏完全绝迹，是不成能的。但在中国古代很少见的盛世中，确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为数甚少。那个简单的事理，前人是早已领会的。马周上奏唐太宗说：“理全国者，以报酬本。欲令苍生安泰，惟在刺史、县令。”唐太宗也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词讼，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苍生已受其弊。”[4]可见贞看盛世亦并不是没有贪官，只是为数很少，能及时处置，没有给苍生形成大的祸患，那在古代已是非常不容易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宋实宗咸平三年六月孙何奏：
“分百里之封，或目不知书，或心惟黩货，属当盛世，尤宜变革。”
《历代名臣奏议》卷313南宋晚期高斯得奏：
“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元（桓，盖避宋钦宗名讳而改写）、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
明朝《名臣经济录》卷26谢铎《庇护风教疏》说：
“近年以来，大开捷径，如纳马纳粟之徒，皆谓其有资国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况今日之纳马纳粟，即改日之鬻爵卖官，此等风声，岂盛世所宜有哉？”
《钦定明臣奏议》卷24周怡《劾严嵩疏》说：
“又如樊继祖附势媚灶，恶迹秽状，擢发难数。筑城之役，与前任霸州兵备副使王凤灵上下通同，烧无数砖，冒破得银巨万，不数月而冒破无存，丧师偾军，仍认为利，此诚盛世之贼！”
清《御览经史讲义》卷28说：
“守令皆贤，则全国咸理矣。盛世不借才而治，全国何患无人，顾用之何如耳。”
以上言论都旨在从背面阐明，假设贪浊之风炽盛，就决不成能有所谓盛世。人们常说政通人和，官清民安，贪官污吏甚寡，政既欠亨，又何以得人和，何以得民安？
二、苍生安身立命，民安邦固，做为盛世的标尺，也同样是前人的共识。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说，“唯苍生安泰，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国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苍生愁苦思乱，生灵涂炭，然后蛮夷、响马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5]“黎元穷困，赋重差繁，国本之虞”。[6]《宋书》卷2《武帝纪》引刘裕上表：
“臣闻先王造治，九土攸序，分境画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无迁业。故井田之造，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汉遂不改，强盛兼并，于是为弊。”
《宋朝诸臣奏议》卷100翁彦国《上徽宗乞此后非有大勲业者不赐第》说：
“臣闻蒙赐之家，则必含蓄计会，踏逐官屋，以闲暇为名，或请酬价，兑买苍生物业，实皆起遣居民。大者亘坊巷，小者不下拆数十家，一时驱廹，扶老携幼，表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
宋徽宗在开封恩赐臣僚公馆，形成大片街区的坊郭户民被强逼拆迁，“表露怨咨”，不克不及安身立命，故被翁彦国指为“殊非盛世所宜有”。《元史》卷205《卢世荣传》载，元世祖时，右丞相安童上奏：
“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给，行乞于市，非盛世所宜见。”
《钦定授时通考》卷43引明太祖洪武十八年谕：
“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盛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冷不至。”
《明经世文编》卷127何孟春《省营缮以光治道疏》说：
“国度无事，百三十年于兹，丰亨豫大之运，宜非汉比，而闾阎之下，愁叹之声，窘蹙之态，殊不称于盛世。昔有子有言：‘苍生足，君孰与不敷：苍生不敷，君孰与足。’”
胡曲《卫庐精舍躲稿》卷20《启江陵张相公》说，“连年某再履荆湘之间，有遍邑蒿莽，万亩波漂，孰为吊讯？至如敝乡昔时腴民，十丧八、九。询诸呉会之间，亦莫否则”。“稽之《唐书》，此中叶犹以催科为下。考今盛世乃如斯，固然使今不催科，则国计不充，使仍以催科为课，则民困不知何所末也”。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7《圣明亟垂轸恤疏》说：
“赤子冷无一缕，裸体立骨，辗转于涂泥之中，喊号于风雪之夜，岂盛世光景。”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15说：
“但盛世家给人足，民或无藉于賖贳，不如传言尊者食新，卑者食陈，别其老壮，示孝养之道也。”
以上的言论表白，没有苍生的安身立命，就说不上是盛世。
三、社会立功率高，大致源自贫富区别悬殊，阶级矛盾锋利，社会道德下降等诸多复杂因素，是各类因素的复合表征。社会立功率之凹凸，老是与社会的不公允、反常，还有阶级矛盾之锋利成反比。但社会立功率低，则无疑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指针。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11《贺刑部断狱表》说：
“民知逺功，冲犯寖希，吏有奏疑，报论即下，以盛世土疆之广，无攸司翰札之繁，欢心交通，恊气充塞。”
陈造《江湖长翁文集》卷39《停推疏》说：
“凡曰含生，微一夫徽纆之系；庶几盛世，逃中古囹圄之空。”
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卷43引焦竑之说：
“今饥馑频繁，羣不逞之徒钩连盘结，此非盛世所宜有也。”
上述言论都表白，假设社会立功率高，就“非盛世所宜有”。按《资治通鉴》卷193载，唐贞看四年（公元630）时，“全国大稔”，“末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苍生“外户不闭”，即前人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那就是盛世社会立功率低的写照。
四、在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中，各类各样的社会矛盾是无可制止的，问题是若何使之不激化。认实听取揭露社会弊端和矛盾的婉言，并勤奋矫治，是制止矛盾激化的关键。然而在专造时代，往往是不容易做到的。各类社会弊端堆积的成果，一定使历朝历代走向消亡。中国古代历来把包容和欢送婉言，做为承平盛世的重要标尺。杜甫在履历安史之乱的祸难时，特殊追想大唐太宗时代的灿烂业迹说：“曲词宁戮辱，贤路不坎坷。”[7]贞看之治之所以成为古代闻名的承平盛世，是与唐太宗可以纳谏从善如流分不开的。或者说，贞看盛世与婉言是互为依存的唇齿关系，盛世依靠婉言，婉言支持盛世，无婉言弊政，盛世就不成能呈现。史乘记载，唐太宗“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8]那就不但是包容和欢送婉言，而是主动地引导婉言。魏徵的话经常是相当刺耳的，但唐太宗却把他看成是本身“知得失”的一面镜子。不隐讳横挑鼻子竖挑眼式的苛责，鸭蛋里找骨头式的挑剔，恰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示，统治自自信心的表示。反之，恐惧婉言，又是社会欠缺自信力的表示，统治欠缺自自信心的表示。在中国古史上，惩创婉言，历来是社会走向衰世的表征，是无道暴君的指针。故宋人彭龟年说：“言路通塞，全国治乱系焉。言路通，则虽乱易治也；言路塞，则虽治易乱也。”[9]将“言路通塞”做为全国治乱兴衰的标尺，无疑是深中肯綮的。《三国志》卷53《张纮传》说：
“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徳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闇于治体也。由主不堪其情，弗能用耳。夫情面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
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承明集》卷9《十二月四日》说：
“上下无复以诚相与，而谗谄面谀之风炽矣。帝王盛世则否则，主圣臣曲，语皆深切着明，未尝将就其说。”
“主圣臣曲”的典故，是来源于《旧唐书》卷77《柳範传》，吴王李恪“好畋猎，损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弹之”，连带责备唐太宗“畋猎”。唐太宗“大怒，拂袖而进”。后来又零丁召见柳範，说：“何得逆折我？”柳範说：“臣闻主圣臣曲，陛下仁明，臣敢不尽愚曲。”唐太宗“意乃解”。《宋史》卷386《李彦颖传》载他针对宋孝宗的独断，“廷臣多以中批斥往”，上奏说：
“今谮毁潜行，斥射中出，在廷莫测其故，将恐阴邪得伸，善类沮丧，非盛世事也。”
《历代名臣奏议》卷308载宋光宗时虞俦上封事说：
“朝士医生多不敢窃议时政，于心有所否则者，不外相视太息罢了，此岂盛世气象耶？”
实德秀《实文忠公函集》卷44《显谟阁待造致仕赠宣奉医生陈公墓志铭》载陈岘在宋宁宗时上言：
“中外之臣，佞谀成风，虽居可言之地，且蓄缩不敢尽，皆非盛世事。”
《宋史》卷425《刘应龙传》载，他针对贾似道“当国，百官奏对稍切曲者皆黜”而上言：
“正臣夺气，鲠臣食舌，宜非盛世所有。”
《新安文献志》巻75《宋特进少保看文殿大学士致仕新安郡开国公食邑八千九百户食实封三千三百户赠少师谥文清程公（元凤）家传》载，程元凤在宋理宗淳佑时说：
“公论，国之元气也。元气顺畅，则四体康强；元气壅塞，则百骸受病。……夫草茅猛烈，犹頼优容，台臣尽言，亦其职分，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有。”
牟巘《陵阳集》巻8《咸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转对札子》说：
“人臣犯颜逆耳，本为难事，藉令未能施用，柰何愈加沮伤，遂使循黙成风，此岂盛世宜有。我朝以言立国，列圣相传，未尝功一言者。”
《论学绳尺》卷9陈文龙《理本国华若何论》：
“言其可厌乎？厌言非盛世事也。”《元史》卷182《张起巌传》说，“风纪崩溃，耿直结舌，忠良冷心，殊非盛世事”，主张“建台阁，广言路，庇护治体”。
明朝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25说：
“孔子曰：‘能够怨。’孟子曰：‘不怨则愈疏。’未尝以怨为非也，惟其怨，所认为温存敦朴也，而墨子大讥之，是贡谀献媚，唯诺取容，斯谓之忠爱。而厉王之监谤，始皇之设离间律，足称盛世之良法矣，有是理乎？”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4引洪熙元年诏：
“古之盛世，恒摘民言，用资戒警。今凶恶之徒，往往摭拾，诬为离间，法吏刻深，磨练成狱。刑之失中，民则无措，此后但有告离间者，一切勿治。”
以“离间”为藉口，钳造生齿，根绝鲠论，那在古代是常有的事。“厉王之监谤，始皇之设离间律”，就是实例。明洪熙帝能颁布此诏，表白他期看实行较为开通的统治。夏良胜《中庸衍义》卷4说：
“盛世君臣尽言不讳，而交修以道。”
《明穆宗实录》卷40隆庆三年十二月壬寅，《钦定续通典》卷112，舒化等言，“近者以部院政事，属厂、卫严访，百官惴惴，莫知所措”。“今以暗访之权，回诸厂、卫。万一人非耿直，事出寃诬，由此以开罗织之门，神陷穽之术，网及忠良，殃贻善类，长短倒置，陛下将安从乎？且陛下既委之厂、卫，厂、卫必托之番校，此辈贪残，何所不至，人心忧危，寡目轻（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舒化等说，用东厂和锦衣卫的间谍来监视官员，干预政务，“非盛世所宜有也”。《文章辨体彚选》卷118邹元标《乞斥辅臣回籍守造疏》说：
“古先盛世，草茅贱士，农工商贾，皆得竭智尽量。（张）居正在事，大臣持禄不敢言，小臣畏功不敢言，诚有之矣。折绣槛于彤庭，投忠肝于玉陛，未之见也。间有忧闗国计，虑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谈当世，不先禀命，则有今日陈之，而明日罹功者矣，岂盛世所宜有哉！”
刘宗周《刘蕺山集》巻4《辞少宰疏》说：
“皇上不克不及容一狂曲词臣，数起重狱，自其中外颇以言为讳，积成暌贰之端，甚非盛世之福。”
范景文《文忠集》巻1《救吏科给事中周朝瑞免降疏》说：
“使下有犯颜敢諌之士，足见盛世之有人。”
《东林传记》卷10《袁继咸传》说：“谏而被刑，非盛世事。”《闽中理学渊源考》卷50《佥事黄未轩先生仲昭》说：“初出草茅，敢言切谏，实盛世事。”
上引前人的言论表白，唯有包容和欢送婉言，方能成其为盛世；摧残和压制婉言，就不克不及成其为盛世。其实，不管是言者无功或有功，[10]都只能是专造统治者的语言。言论当然有是有非，但应当通过平等讨论，通过理论加以处理。《国语·周语》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古代闻名的格言，然然后代的专造统治者，一般其实不以周厉王监谤的败亡为戒，其平安感恰是成立在“防民之口”的根底上。迷信权利，通过行政权利监控言论，苛待异论，成为中华古代积久的弊政。当然，监控言论并不是不克不及获得暂时的效果，就久远而论，却无异于饮鸩行渴。早在延安时代，民仆人士黄炎培到那里察看，他向毛泽东提出若何逃脱历代皇朝兴亡的周期律。中国汗青上每代皇朝都渴求长治久安，可哪一代又一定逃脱不了“兴亡成败一刹那”的周期律。那又是与专造政体一定摧残和压制婉言，“防民之口”密切相关的。
值得重视者，后世人们羡称的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看之治，其时人却不曾自夸为盛世。汉朝文景时代其实是个轻徭薄赋，休摄生息，积存国力的时代。汉文帝时，贾谊描述时政为危局，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11]曲到汉景帝时平七国之乱，汉朝统治方得以不变。即便是粗线条地看察，汉文帝和汉景帝显然有失政之疵。唐朝与汉朝差别，武德七年（公元624），隋末的大规模战乱刚才平息，但唐太宗即位后，很快进进国势昌盛期。虽然如斯，贞看之治仍有明显的休摄生息的意味。贞看六年（公元632），魏徵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隔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12]魏徵此说可能有危言耸听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其时关中地域已相当繁庶，而广阔关东地域尚未恢复到隋朝全盛期的程度。唐太宗估量时势，也只是说“全国稍安，尤须兢慎”。[13]贞看十三年（公元639），魏徵上奏，以“渐不克末”告诫皇帝。[14]贞看末年，宫女充容徐惠上疏谏唐太宗，仍强调“业大者易骄”，“善始者难末”，期看皇帝“守始保末”。[15]由此可见，身处盛世的正人君子，如魏徵等人，以至如宫女徐惠，他们所存眷的，决不是颂扬盛世圣德，取悦于皇帝，而是力求矫治国病民瘼，犯颜切谏。唐太宗君臣身居盛世，而不自诩盛世，那恰是他们的高明处。
与前述情状相反，如宋高宗和秦桧杀戮岳飞，苟安于半壁残山剩水，穷奢极欲，贪贿成风，迭兴冤狱，却是自诩为“中兴”和“盛世”。[16]仲并《浮山集》卷2《代人上师垣生辰》赞誉秦桧说，“盛世还生瑞世人，东风屈指岁华新”，“平立伊周昆季间，几岁苦心扶国步”，“不消天河洗甲兵，只凭曲道致升平，三王事业贤臣主，一代师儒难弟兄”，“休将前古论今日，万古无人敢抗衡”。周紫芝赋诗称颂说：“拜恩元老重，沛泽万方均。盛世无遗典，中华有圣人。”[17]那只能阐明，宋高宗君臣的功责统治愈是不得人心，就愈是需要以“中兴”和“盛世”做掩耳盗铃式的麻醒和掩饰。
清朝皇帝最喜自夸盛世，如《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68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说：“当此承平盛世。”加之《世宗宪皇帝墨批谕旨》，约有四、五十处提及本身治下是“盛世”。干隆皇帝时所编的《八旬万寿盛典》更有七十余处自命为“盛世”。王春瑜先生认为：“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外是人造幻景罢了。”[18]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在奠基现代中国边境方面功不成没（今日的中国邦畿约只及乾隆时的四分之三），但从另一方面看，那又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拉开差距的次要时代，大致有三。一是西方逐步进进近代民主，逐步走向以言论监视权利，而清朝却加强专造政体，厉行汗青上最长、最血腥的文字狱。相互拉开了强大的民主政体与陈旧迂腐的专造政体的差距。二是西方学者的伶俐才智用于天然科学，实现了近代科学革命。胡适先生曾骇怪于清代学者的伶俐才智反而用于故纸堆，那就是为一些人艳称的乾嘉学派。如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可称得上是其时世界的文化巨人，而乾嘉学派在经学上有所成就，其代表人物却仅是其时世界上的文化矮子。清代学者株守儒经，仍将儒学视为全国的第一大学问，遂成井蛙看天之势。三是西方起头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仍停留在落后农业国的程度。虽然在清朝典籍中，有数不尽的对皇清“盛世”的赞谀，然而履历康、雍、乾三代，中国在国际合作的败势遂成定局，却其实不醒悟，犹夜郎自卑。
即便在此所谓盛世，如康熙时的陆陇其《三鱼堂外集》卷4《弭盗》所述：“故前史所载龚遂、虞诩、张纲、李崇之徒，其弭盗之功，非不啧啧生齿，然愚尝鄙之，认为非盛世之事也。今全国一统，风平浪静，可谓治平矣，而江浙之间，政烦赋重，歳书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为之所乎？”“政烦赋重”又与盛世若何名实相符？至于康、雍、干三代大量的贪腐情状，在此没必要缕述。其实，清朝皇帝调集一切言论手段，自诩盛世，恰是对本身统治欠缺自信心的表示。不然，他们何以会造造连绵长达一百四十年的文字狱，肯定要把言论揉搓到为所欲为然后快？何以严禁汉人移民关东？无非是预备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要逃回龙兴之地。
中国古代是有隔代修史的老例，有的或是隔两代以上，但诚如陈四益先生早已指出，并没有“盛世修史”的旧规。[19]例如元朝修辽、宋、 史，就正值败亡的末世。人们对盛世的概念当然也可提出差别的原则，但是，上述的四条原则只怕仍是难以推陈出新的。莫非贪官污吏不可偻指算，可称盛世？社会立功率居高不下，能称盛世？古史的史实证明，巧舌令色者之掩耳盗铃、进谀邀宠，其实完全不敷以构建盛世。他们口头和笔下的“盛世”，不外是肥皂泡罢了。在现代史学史上当然有如“古史辨”讨论的前辈那样，力求透视迷雾，根究真理。但也有伪科学，伪者，不求实务实，故弄玄虚之谓也。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评法批儒”，本世纪开初之“盛世修史”，都是伪科学的标本。假设说，昔时的“评法批儒”，另有在政治压力下，不能不做违心事的情状。今日之“盛世修史”，则是主动请缨，睁着眼睛说瞎话。竟然在2004年的讲课中说什么一千年出一个盛世，按汉代文景之治间隔唐贞看之治仅为767年，而讲课的昔时却是辽宋澶渊之盟1000年，澶渊之盟后的宋朝算是盛世吗？连最少的、浅近的汗青算术都不想弄清晰，就信口乱说，其故何在？
（原载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5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