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朋友看台湾[已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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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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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那是一位从大陆移民美国的美籍华人做家沈宁(详附注)﹐到台北旅游六日的感触感染。原文刊载于2008年3月的世界日报。合理台湾报酬了大选争得面红耳赤之际﹐听听大陆伴侣怎么看台湾﹐或答应以给我们一些启迪。

  人在海外,只通过报纸和电视发布的点滴往熟悉台湾,成果是负面的,认为台湾政府绩效不彰,官员操行拙劣,台湾人程度低下,文明欠缺,社会紊乱,令人觉得恐惧,甚至若干年前有时机在台北谋得一份很好的工做,也推掉了。

  比来往了一次台北,发现过往多年的印象,至少百分之八十都错了。台湾政府确实绩效不彰,官员操行确实低下,但仅此罢了,就我小我所见,台湾人(至少是台北人)的程度文明,已到达就中国人而言的更高度。

  我是第一次往台湾,期看切身领会实在的台湾社会和台湾人,所以推辞了招待单元的美意,争取更多小我零丁活动的时机。台北之美,当然依靠于台北饭馆之浩瀚,夜市之富贵,小食之丰富,饭菜之精巧,但愈加吸引着我的,却是台北的人,通俗市民们。

  走出桃园国际机场,立即体验台湾人敬业乐业的精神。我找到长荣公交车柜台,买票坐车到台北。从桃园到台北,一小时旅程,票价一百三十五新台币,折约四#8231;五美圆,其实廉价,美国丹佛如许的公交车,要贵一到两倍。我对台北毫无所知,询问往下塌旅店哪站下车,他们拿出汽车道路图,指给我看,并用红笔勾出下车站名。我又问在台湾怎么打公用德律风,他们详尽告诉我,讲解几种价格,告诉我省钱窍门,给我换了几枚硬币,说是还有非常钟开车,我能够先在候车室打两个德律风,指给我用哪架德律风机。

  在台北期间,我因故换过两家旅店,没有来得及告诉老婆更新德律风号码,怕她打来找不到,跟前台办事员一讲,他不只在本旅店计算机上做纪录,以便所有办事员接到找我的德律风,都能转给我,并且别离打德律风到我原先住过的两家旅店,请那两处的前台做好纪录,凡有美国来电找沈先生,便将德律风转过来。那两边的办事员,也都很愿意地容许下来。

  工作都是小工作,但我看出大意义。他们既没有板了面目面貌,爱搭不睬,也没有「堆满笑脸」,为赚你的钱而忍痛做出「笑容貌」,或者脸上带「笑」却心不在焉。我所见到的台北办事员们,脸上老是很和气,很热诚,也很认实,似乎那样做很天然,很通俗,让我觉得本身其实不比他人低贱,也不比他人崇高,所以很温馨。

  我住在忠孝东路和复兴南路的交点,是台北闹市区的中心,每日从早到晚,车水马龙,热闹十分。早晨上班顶峰,捷运(地铁)忠孝复兴站里人涌如潮。但挤在人群中,随寡进退,发现台北人固然匆忙,却晓得礼让,颇有君子风,尽量制止彼此碰碰,偶有略微擦碰,也知互报歉意。事实上,不管在马路上、车站里、公交车上或是商铺里,我从无一次见到有人横冲曲碰,也不记得见到手插裤兜口叼香烟走路的行人,或者有人随地吐痰、乱丢垃圾。

  更令我骇怪的是,即便在捷运车站里,人满为患,却似乎其实不喧闹。那是我在任何中国人聚集之地,历来没有体味到过的。公交车上,饭馆里,就算西门町那样的热闹处所,包罗年轻人在内的台北人,都懂得尽量连结平静,不高声鼓噪,影响别人。我从体味总结:喧闹与文明成反比。喧闹之地,必是文明低落之处。喧闹度越高,文明度越低。而凡文明之地,天然不见喧闹。由此可知,台北人的文明水平其实相当高了。

  此言不虚,有例为证。在台北乘捷运,站内上下主动扶梯,所有乘客都自觉站在右侧,空出左半边,让赶路人走。我从未见到一小我,站在左半边,即便整条扶梯左侧都空着。最心爱那些中学生,也如斯守端方。中学生原来是最淘气的一群批,喜好结伙说笑走路,可一上扶梯,便都自觉站在右侧,绝不为说笑便利,挤在左侧挡路。

  捷运车厢内,靠门处安放泛爱座,即老幼病残专座。我天天乘几次捷运,经常看见那泛爱座都空着,许多乘客站在旁边,却都不坐。上下学时,良多中学生乘车,也都站在泛爱座前聊天,绝不占座位,特殊有端方。一次我见到有人抱个孩子上车,立即有四、五人同时站起让座,令人冲动。

  捷运车站台,每个车门前空中,都划了斜斜的列队线,我发现不管多么拥挤的时刻,所有乘客城市自觉依线列队,绝稳定挤,并且永久先下后上,绝无夺先之举。我在台北六天,街道上、商铺里、公交车上或饭馆里,无论何处,从未见到一处有人发作争论,脸红脖子粗,更别说骂架以至斗殴。中国人聚集的市道,能做到如斯,其实是让我感慨万分。

  台北是个大城市,马路上行人多,汽车更多。自行车少少见,但笨重摩托车成千上万,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上下班时可说振聋发聩。但我发现,市内交通乱中有序。十字路口,每遇红灯,大群摩托车城市停下,并且全数停在泊车线后面,几乎看不到有人夺出白线,停在人行横道上。左转单车,也城市停在专设的左转区内,规端方矩。行人过马路,从稳定窜,都走行人穿越道,遵守灯标。所以固然车多,仍是很有平安感。

  我相信,那是台北全民崇尚妥帖文明五十年的伟大功效。上世纪后半段时间,当有些处所把野蛮落后当做荣耀来崇敬的时候,台北社会起头对三代人停止奋不顾身的文明教导,已见硕果累累。如今台湾施行十二年义务教导,所有青少年都最少高中结业,进一步建立文明社会,更有雄厚根底。

  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到重庆南路的书店街往逛,只是在敬仰国父纪念堂的路上,趁便往了诚品书店,觉得实温馨极了。台湾出书册本,讲究纸张拆帧,所以摆到架上老是很都雅,毫无简单低贱之嫌。书店之大,之整洁,之华贵,展现著书世界的壮美。里面人其实不少,但极平静,绝无拥挤杂乱之感。我走了走,买了一套本身多年前出书的《唢吶烟尘》,当晚要送人,又买了一批音乐唱片,价格都比在美国廉价一半,实想多买,却苦于无法照顾太多行李。

  我礼拜天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参看,看到许多家长率领七、八岁的孩子,详尽看看各类展物,低声地讲解,耐烦地答复孩子的问题。我看到孩子们欣喜的眼睛,钦慕的神气,家长的笑脸,十分冲动。我想,那些家长必定都受过高档教导,而且期看下一代也具备深挚的文化素养。如许的孩子,长大之后,当然会成为文明的人。并且由此可知,不管有人如何地诡计割断汗青,中国文化将永久代代承传,延绵不停。

  我向台北的友人们谈到那些,赞颂不已。他们则几乎一致表达,我选了个不幸的时刻,来到紊乱的台北。十年之前的台湾,远比如今好得多,四处是富贵昌盛,愉悦协调,人与人之间充满亲热和温热。那八年来,台湾被挑起族群仇恨,社会团结,经济衰退。我对台北的赞誉,倒使台北的伴侣们非常慨叹,想起过往的美妙年代,似乎已是很远远的事了。两个台湾影视界的伴侣,跟我食两次饭,叹了几次:其实驰念过往上学读书的岁月,固然生活不那么充足,但实是和平快乐,无忧无虑。

  我到台北的第二天,是台湾政府拆除中正纪念堂牌坊上「大中至正」四个字的日子,所以我一早赶到现场,摄影纪念。在报纸上读,或电视上看,纪念堂前似乎万寡拥挤,抵触频频,紊乱不胜。现实上,其时在场不外三、五十人罢了,差人护卫和新闻记者及工人人数,倒比聚集的市民还要多些。媒体特殊是电视,其实过度夸饰,不但误导民气,并且给台湾人的操行程度抹黑,确是不应。台北人底子不是那样子的,那天礼拜五,几乎所有台北人都在一般上班,很少情面愿往凑合参与那个政治闹剧。

  也在中正纪念堂前,我看见绿营的人列队唤标语,也看见有人高举光天化日旗请愿。一个妇女默坐地上,举着一本杂志,向路人讲解纪念堂的建立。两三队差人都背动手,站在旁边看。闻声一个警官指示手下,见此种种,只要公众不发作肢体冲碰,差人不得干预,公民有表达本身看点的权利。记得弟弟在台湾工做时,十月一日曾看见有汽车高擎五星红旗,环街庆祝而不受阻遏。那种排场,发作在美国,毫不敷奇,可发作在中国人聚集的空中,实实让我骇怪不已。

  纪念堂广场上,成群的和平鸽,安步在森严的铁蒺藜前面,看到很感痛心。那情景,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图片上见到过。想不到竟然发作在今天,在相当文了然的台北市中心,可见台湾政府确实太落后于时代了。不外,我情愿相信,那只是暂时的。美国有句话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既然台湾人已经走进了理性和文明,他们就必然可以选举出理性和文明的政府,培养理性和文明的官员,建立理性和文明的社会。

  在台北短短六日,对台湾社会和台湾人有了近间隔的熟悉,并因而增加了许多自信心,相信中国人仍是有可能到达高度文明。所以我尊崇台湾人,恋慕台湾人。假设有时机,我情愿再次到台湾往,享受一个一般、理性、文明的中国人社会。

  类似沈宁有如许体味的大陆伴侣﹐我在美国也碰过几位。一位是沙先生﹐上海人﹐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他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因为发了几句牢骚被打成右派﹐帽子一戴就是廿年。文革完毕后﹐中国百废待兴﹐沙先生因为英文没有丢掉﹐被派到武汉大学教书。几年后﹐有个时机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拜候学者﹐人事单元说他曾经是右派﹐不附和他出国﹐但校长撑持他。到了哥大一年后﹐他掌握时机申请成为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生﹐结业后就留在哥大工做﹐家人也陆续来到美国﹐一晃眼已经廿多年。

  往年四月﹐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参与一项反右派运动50年的研讨会﹐熟悉沙先生﹐沙先生提到他2005年第一次到台湾﹐感触感染和沈宁完全一样﹐人与人亲热驯良﹐乘车文明有序﹐书店充满文化气息。沙先生说他在大陆生活了40几年﹐在美国过了20多年﹐但如今却觉得台湾才是他的心灵故土。我问他为什么?他阐明说﹐大陆固然是他的祖国﹐但XXX其实太可怕了﹐让他只想远远地分开那个让他饱尝痛苦的处所。美国是他的第二故土﹐给了他重生的时机﹐但生活久了也晓得本身只是个过客。反却是台湾﹐固然他才往了几天﹐却让他有回到故土的觉得。

  还有一位伴侣姓王﹐他说有一回到台北往﹐搭出租车时失慎掉了包包﹐实把他给急死了﹐因为证件、机票、金钱都在里头。伴侣赶紧帮他打德律风给差人播送电台﹐他原没抱太大期看﹐因为那种事以前在大陆也碰过﹐老是石沈大海。没想到才一个小时﹐就接到警广蜜斯的德律风﹐告诉他有一位出租车司机把他的包包送到电台来了。他兴奋得无法描述﹐心想必然要谢谢那位好意的司机。成果到了电台﹐柜台蜜斯告诉他司机不愿留下德律风。他拿回包包﹐心绪很冲动﹐觉得台湾人实的很了不得。

  另一位伴侣姓张﹐他说本身跑过几十个国度﹐喜好从交通东西看一个社会。他对台北捷运以及台湾高铁都赞不停口﹐不单设备新、车厢清洁、办事好﹐并且乘客都很守次序﹐上下车列队﹐无人鼓噪。在他的印象中﹐只要北欧和日本才有如许的程度﹐连美都城比不上。

  我们生活在台湾的人﹐成天被政客的语言污染﹐被电视怠倦轰炸﹐总觉得台湾一无是处﹐没有期看。其实﹐台湾一点都不差﹐台湾不单成立起华人地域独一的民主体系体例﹐也是华人社会最文明的处所。就像余英时传授说的:台湾固然很小﹐影响却是浩荡的。让我们爱护保重台湾、敬服台湾。

  附注:做者沈宁﹐浙江嘉兴人。一九四七年生于南京,后居上海。一九五三年随父母迁北京,读小学和中学。一九六六年大陆文革浩劫,高二停学。一九六九年到陕北山村子户,承受劳动革新。一九七七年秋,大陆恢复高考进学轨制,考进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结业后,分配至陕西省电视台电视剧部工做,参与电视剧编剧及拍摄造造。一九八三年夏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公费进修,进修东亚文化学、群众传布学、教导学。一九八六年夏获东亚文化学硕士,应聘至旧金山任教。一九九0年后,在多家美国公司任职,曾任美国之音播送电台新闻主播,亦于美国联邦空军军官学院任文职教官。工做之余,勤于写做。除在中美港台各地华文报刊颁发多种文字之外,近年出书书藉包罗:《唢吶烟尘》,《美国十五年》,《战争地带》,《贸易眼》,《点击美国中小学教导》,《教官条记》,《A Different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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