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书画艺术界“润格”小探
文：枯木
润格，又称润例、润约、润笔、笔单等一般指书画金石等艺术节的酬劳，大多明码标价，而且根据市场行情和名气凹凸对本身的做品标出的价码，如许的益处是让人一目了然，省却讨价还价的精神，是从古到今就有的传统老例。
润格起源很早，最早雏形，其实不喊润格，而是文人骚人的一种普及营生体例。次要是古代文人较少，许多底层苍生不识字，不会书写文章，因而就代人写文应时而生，常见的为往来手札、拜帖等，价格随行就市。而对一些比力有名看的文士来说，其次要营收并非那些琐碎的手札，更多的是诗词文赋、碑本寿悼等，一些家底殷实的富豪大户，往往礼聘闻名文人写做，借以抬高声看，煊赫势力。
西周期间邮驿轨制已趋完美，然而次要是官方律令的传达，小我手札尚未纳进，达官贵族次要是世袭而来，布衣苍生很难有时机承受教导，因而其时往往依靠口口相传。到了春秋战国期间，群雄争霸，诸子百家争喊，文士们“学而优则仕”，纷繁依靠本身的文章辩才列国游学，期看能得到当权者重用，也有很多人得到显露才调的时机。
就润格一说，记载最早的估量是《史记·吕不韦传记》，此中有：“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门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全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认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认为备六合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令媛其上，延诸侯游士来宾有能增损一字者予令媛。”。详尽记载了吕不韦为了显名，广揽文人，书写《吕氏春秋》，而且号称能“增损一字者予令媛”的酬劳，固然人们迫于吕不韦的势力不敢增改，可是如斯兴师动寡对文章公开标价，可能是汗青上第一次。
到了汉代，全国同一，邮政驿道十分齐全，人际交往，往来手札的增加，给知书识字的文人儒士来说，除了能够通过征辟轨制和举孝廉轨制当官，还能够通过替身书写文章谋生，于是润格的雏形起头闪现。
最闻名的润格事务当属“长门买赋”典故。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期间的辞赋各人，依靠辞赋获得汉武帝的喜爱和恩赐，被召为郎，升孝文园令。汉武帝第一任皇后陈阿娇失宠后，派人给司马相如献上黄金百斤，于是司马相如做了那篇《长门赋》给汉武帝，汉武帝看了以后十分冲动，因而陈皇后又从头得到了帝王的宠幸。《长门赋》在南朝（梁）萧统编著的《昭明文选》中收录，然而此中呈现了汉武帝谥号，因而被人思疑是后人伪做，那里就不做争论，然而“长门买赋”成了闻名典故多被引用，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闻名词做《摸鱼儿》中“令媛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就是用的那个典故。
润格呈现最早的记载在隋代，其时俗称润笔。《隋书.郑译传》记载：“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做诏书，高颎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回，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是说郑译是隋朝开国功臣，深得隋文帝相信，有一次隋文帝让李德林做诏书，宰相高颖和郑译开打趣说笔干了，郑译说我出为刺史，拄着手杖回来，没得到一个钱，用什么给你润笔？，于是杨坚大笑。于是润笔成了稿酬的称呼。
到了唐代，润笔已经成了文人约定俗成的写做收进，唐代重视文学，文人学士很得重视，地位较高，社会上也对文人也青眼相加，所以“润笔”一般较高，上到宰相大臣，下到文士骚人，大多通过替身写做创收。南宋洪迈的《容斋漫笔》记载：“文字润笔，自晋代以来有之，至唐始盛。”，又说：“做文受谢，晋宋以来已有之。”。
好比唐代行书碑文各人李邕，《旧唐书》记载，“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全国寺看，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受纳馈遗，以致巨万。时议认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皇甫湜是唐代闻名散文家，《承平广记·褊急》记载，东都留守裴度重修福先佛寺，欲请白居易书写碑文，皇甫湜大怒，“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于是裴度请其书写，裴度赠他以“宝车名马，缯摘器玩，约千余缗”，皇甫湜嫌少，声称“其碑约三千字，一字三疋绢，更减五分钱不得。”，裴度只得答谢绢九千匹。
“唐宋八各人”之首韩愈，文摘出寡。宪宗皇帝点名让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韩愈文中凸起了裴度和另一将领韩弘，韩弘一次寄给韩愈500匹绢。固然也褒扬了李朔，然而遭到李朔部将石忠孝不满，于是“长绳百尺拽碑倒，粗沙大石相磨治”（李商隐《平淮西碑》），将碑拉倒。李愬的老婆是唐安公主（宪宗姑母）的女儿，在她的撺掇下（“谗之天子言其私”），宪宗命令磨往韩愈的碑文，让翰林学士段文昌从头撰写。到了宋代，又有功德者把“倒置的汗青再倒置过来”，磨往段文，重刻韩文，但是已经不是韩愈的手迹了。
再如白居易给元稹写的墓志铭，元稹生前指名道姓要求白居易写，元稹的儿子为给父亲增光添彩，不吝拿出银马鞍、玉腰带、马车、绫罗绸缎等，折合铜钱六七十万。堪称其时更大的润格，钱泳《履园丛话》载：“白乐天为元微之做墓铭，酬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类，不成列举。”。后来白居易把那些都捐给了佛寺。
然而那些得到巨额润笔费用的事实是少数，很多文士的润笔费用其实不高，好比大诗人杜甫，有《闻斛斯六官未回》诗云：“故人南郡往，往索做碑钱。本笔耕墨耘，翻令室倒悬。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斛斯融为人做碑，稿费无着，要运河江陵索取，所得甚微，以致锅镬无烟，那也是其时另一种写照。
到了宋代，延续唐代的润格，《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太宗为了奖励宫廷文人，设专款“润笔钱”，并“降诏刻石于舍人院”。宋代官俸较薄，皇家有此之设，也算是对文人的人文关心了。北宋名臣寇准拜相时，杨亿撰写造书，此中称寇准“能断大事，不顾外表”，寇准认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破例赠百金”。《陔馀丛考》还记载，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造文，宋徽宗恩赐给他很多堪称无价之宝的御用之物。然而同样也有的润笔费用十分微薄，好比欧阳修请蔡君谟为其《集古录序目》做字刻石，赠给他的只是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等物。
明代文人骚人有许多依靠润格生活，而且起头明码标价，随之成为一种普及的社会现象。阅读明代很多官员的文集，像严嵩、海瑞、张居正、汪道昆、王世贞等，无论是倾朝显贵，仍是清正官绅，文集中都充溢了应酬性文章，此中相当一部门是收了费的。即如海瑞，其闲居在家，有薄田四十余亩，却也为人做文，承受捐赠。而关于民间文士来说，润笔当是谋生的手段，闻名的江南才子唐伯虎，就是因为科举连累“徐经科场案”下狱，后被免除为吏，只好依靠书画为生，他的《卖画》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做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世造孽钱。”就是阐明。
清代的润笔之风更盛，呈现了润格。清初钱谦益，原为东林党指导，后投降清朝，病危后，操纵黄宗羲的文笔与本身的名气，三篇文章（墓志铭、诗序、庄子注序）所得的润笔竟达三千两白银。而另一类文人书画家，则以特殊个性标榜，好比“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屡次明码标价，自定润笔费原则、拒收礼品，更写了妙文《板桥润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品、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品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亦不克不及陪诸君子做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也。乾隆己卯，拙公僧人属书谢客。”，且做诗说：“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纸三千，任渠话旧任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在润格问题上，六亲不认，只认现银的姿势确实是惊世骇俗的，倒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民国期间，书画家金石篆刻家等更是延续先前老例，好比一代宗师吴昌硕，年代差别，润格各不不异的，1922年的《缶庐润格》比1913年的《缶庐润目》涨了近一倍。齐白石更是以脾性强硬出名，定居北京后，自定润格，在他客厅里，持久挂着1920年写的一张告白：“卖画不管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卖画卖印，从不讲人情，除极个别亲朋外，不管是谁，都要照价付酬，不克不及赊，不克不及减。齐白石有时请他人写序文、题辞或纪念文章，也都按照对方的润例付酬，所谓“好伴侣，明算账”，一点也不模糊。
上世纪建国后，艺术界人士大多有了平稳工做，润格润笔逐步消逝，艺术做品即使是有酬劳也是象征性的。到了变革开放后，润格又起头时髦，随行就市，越来越火爆，近些年收躲热，于是艺术界便起头攀比润格，再加社会风气急躁，使得润格更是骇人听闻，然而整体和过往比拟，价格高了，价值往不值一哂。时不时有报导某某润格几，某某做品被拍卖几万万上亿之类的话题不停于耳，然而，认实往看察，发现良多都是小我炒做罢了，或者是用来送礼取利凑趣谋求之手段，头衔多官职高，价格就高，一带“家”或“长”，立即价格飞涨，一旦事发，便掷之厕所，人们只存眷名气，不看做品的价值，岂不是莫大的哀痛？！
2019/5/5榆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