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袁枢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编撰的一部史乘。
此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乘，它创始了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乘先例。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务为中心，根据《通鉴》本来的年次，分类编纂， 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夺目的标题问题，而袁氏本人没有颁发定见，也没有加
上一句话。
如许，共编集了 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末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 1300多 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固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
却花了不知几年的时间。他不单要熟读《通鉴》，领会其全数内容，还要食透司马光的史学见 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末遵守“专取关国度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
则，因而他在编立题目，抄录史料时，关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魅等绝少加以摘用，即便稍 有涉及，也是做为保镳而引用的。那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看，在其时无疑是
朝上进步的。
关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 了“臣光曰”，责备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
苍生疲敝，起为响马”。由此可见，袁枢是有本身的政治观点的，那正如墨熹所说的，袁枢“其部 居门目，始末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
”（《墨子大全》）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看点
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次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 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蛮夷，曰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做为全书的
根本内容/使它成为其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
袁枢还非常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关于“祖逖 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关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
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选举 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颂地说:“治道尽在是矣。
”（《宋史•袁枢传》）
孝宗号令摹印10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拔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更大的奉献，是创始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乘编辑体的打破，从而呈现了编 年、纪传、纪事本末鼎足之势的编制。以“时”为中心的纪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
秋，而检索未便则是它们的配合缺点。
而袁枢创建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填补了 纪年与纪传体的不敷，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闻名汗青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
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纪年，定夺往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异化臭腐，而 臭腐复化为神异’。
”（《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准确的，袁氏创建的纪事本末新体
裁，确实是对中国汗青编辑学的一大奉献。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起首表示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原来就是一部政治史， 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力少。袁枢所取材料，不外是有关诸侯、“悍贼”、女主、外戚、宦
官、权臣、“蛮夷”、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
那不克不及不是一个欠缺。别的，它囿于《资 治通鉴》范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素材。
总之，《通鉴》有的，它纷歧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
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络，关于整个史不克不及勾画出一个开展的线索，因而，它只能记述了“治乱 兴衰”的现象。
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仇视农人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惟。例如，关于农人起 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往往用“讨”、“平”
一类的字样。
在袁枢的影响下，明、清两代许多学者模仿他的编制编辑了很多纪事本末体史乘。
例如： 《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