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霍芬代表作《母权论》中译本:关注女性、家庭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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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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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霍芬的大名因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造与国度的起源》而早就为中国读者所知,恩格斯在那本书中说到:“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论》出书的那一年起头的。……他(巴霍芬)头一个放弃了关于毫无所知的原始的性关系杂乱形态的空谈,而提出古代典范著做中的许多证据来证明,在希腊人及亚洲的许多民族中间,在个别婚造之前,确实存在过如许的形态,即不单一个须眉与几个女子发作性的关系,并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须眉发作性的关系,都不违背风俗……诚然,巴霍芬并没有如许明白地表述那些论点(他的神异主义的看点障碍他如许做)。但是他证明了那些论点,而那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比拟费尔巴哈、托马斯·莫尔和摩尔根,同样做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人物,巴霍芬的做品在中文学界却长久地悄无声息,他的大名是如斯家喻户晓,但阅读他著做的人却百里挑一。曲到比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一次出书了巴霍芬的代表做《母权论》的中译本。

恩格斯已经为读者很好地归纳综合了《母权论》的内容及其汗青地位。巴霍芬在此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母权造的概念,论证了母权造在人类汗青上的存在。通过大量介绍引用吕基亚、雅典、利姆诺斯、埃及、印度、莱斯博斯等民族的神话传说与汗青文献,巴霍芬向读者展示了母权并不是某个民族或族群特有的个别现象,而在史前人类社会普及存在,是人类早期所履历的多个文化开展阶段中的一个,而且早于父权存在。正如民族学家卡尔·穆利评判此书:“无论是谁,若要试图完全评估《母权论》对后世的影响,就必需同时撰写一部关于现代民族志和社会学的汗青。”

母权神话的兴衰

巴霍芬在《母权论》中次要讨论的是母权造与群婚造在人类汗青上的存在。为了回到比文字记载的古典期间更早的时代,大量的来自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与汗青文献被介绍引用,从而论证了母权在人类汗青上的存在。

19世纪后期,西方人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中产生了一个影响浩荡的思潮,即母权神话。出生于19世纪初的巴霍芬无疑处在那一思潮的初步。与巴霍芬的著做同时,英法律王法公法学家梅因也出书了一部影响浩荡的著做《古代法》,此书逆来顺受地提出了父权论。梅因认为任何人类社会都以父权造初步,父权造不只是家庭形式的起源,并且是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在梅因之外,英国的人类学家麦克伦南、斯宾塞、美国的摩尔根都相继提出了母系阶段的设法其实不断开展那一学说曲至其成为一个系统的对古代社会的表述。严厉来说,那一期间的英美学者是母系论者,即认可母系社会的普及性,但并非母权论者,即不认为母系社会中的社会权利也在母亲一方。另一方面,在法语和德语学界,吉罗-特龙、李波特还有海尔华德等也别离在各自的学术传统中切磋了母权论的可能性。曲到恩格斯才实正将那两个传统连系起来,他所承袭的母权看念,恰是来自于巴霍芬。

固然,无论是母系论仍是母权论都跟着各类研究的开展而被推翻,但他的根究却至今具有重要的意义。究其原因或许就在于,巴霍芬的那一母权神话,不只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关系,他所关心的问题也与霍布斯、黑格尔等人的现代哲学传统有着极为深入的关系。换言之,《母权论》的翻译早已不局限于论证母权社会的存在,而是要通过巴霍芬理解古典思惟是若何影响西方现代文化的。

母权社会与父权政治

巴霍芬认为母权造处于群婚造和父权造的中间,是人类从更低阶段向更高阶段开展的过渡阶段。为了阐明那一汗青过渡,巴霍芬也对群婚造提出了设想,其原则是物量之法,绝对自在,而婚姻的独占性是对那种物量之法神圣性的冒犯,婚姻做为背离物量天然法的功行必需获得救赎,所以女人在成婚时要与多人交媾,卖淫也是婚姻贞洁的包管。能够看出,群婚造遵照的是比母权造更原始的、没有任何约束的天然法。

巴霍芬不只论证母权造的存在,还对峙为那一汗青阶段的呈现找出内因。他认为,女人生育的本性使其具有神圣的存在感,再与爱的感情连系,便天然地将女性出格母亲与宗教联络在一路,那种宗教热诚在最荒蛮的时代发扬了十分积极的感化。根据天然法,强者为王,但那一期间体力大大优于女性的男性却没能占据主导,因而必定有多方面的更深层的力量培养了女性在那一期间的影响力,而巴霍芬将其回为人类的宗教天性,母权造与女人的宗教性密切联络在一路,女性通过对超天然力量和神的力量以及对非理性和奇观的偏心,无时无刻不合错误男性及所属民族的教导和文化发扬着浩荡影响。

总体而言,巴霍芬认为,母亲的天然形象是生育,母权礼服从于物量和天然生命现象并从中推衍内在和外在的存在法例。母权造民族能强烈地感触感染到世界万物的同一和宇宙的协调,灵敏地体味到灭亡的痛苦和生命的懦弱;他们从天然生射中觅觅安抚,一切从命物理定律,双眼紧盯大地——母权造是一种天然主义,而人类思维是物量性的。

母权与父权的对立,是巴霍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母权造的伦理特征是,人与人之间自在平等,几乎没有限造和约束;强调同胞情,没有隔膜和边界;因而母权造的国度也较少内讧和抵触,总体而言母权社会中扫荡着温存的人道气息。巴霍芬认为,母权与父权以及一系列原则的对立,本色上表现的是天然物量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母权代表了物量性的天然,父权代表了精神性的文化。父权的最末成功,本色上是精神对物量的超越,也是人道天然的实正完成。另一方面,母权造消逝后,和平就消逝了。

文明的朝上进步,是人道的足够实现;国度和阶级对立的呈现,是对天然的背离。但人道的足够实现和对天然的背离,却是同时发作的,似乎天然在得到实正实现的时候,就丧失了本身。那构成了母权论最深入的张力。他们既想在原始形态中找到美妙的社会形态,又想在文明的政治社会中看到人道的提拔。社会与政治的两条构想,在此处是格格不进的,却连系在了一路。

女性权利的宿世此生

即便对巴霍芬的《母权论》其实不熟悉,我们也或多或少听过“母权造”或者“母系社会”如许的说法。那一汗青期间和社会开展阶段被汗青学家与人类学家描述为人类的一猛进取和初步。女性,因其母亲的角色,不只是家庭的核心,更成为部落和氏族的领袖。她们在消费、经济等事务上拥有决定权,还能率领队伍出征杀敌。

然而今天,“母权”已被写进了汗青教科书,取而代之的是“女权”的兴起。无论是以弗吉尼亚•伍尔夫、波伏娃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仍是两个世纪前便起头至今仍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女性在要求独立、平等、醒觉方面都发出了越来越清脆且与汗青判然不同的唤声。

从“母权”到“女权”,人类汗青中的女性、家庭与社会事实发作了什么?

做为人类体味的天然构成部门,女性共享着许多根本议题的讨论。然而,因为汗青、民族等原因,女性问题又十分特殊而详细。我们应该若何平衡那种聚焦在女性话题上的普及性与特殊性,并使之搀扶帮助我们更好天文解女性的窘境与前景?陪伴着女性自我意识的醒觉,曾经以母亲为主导的家庭构造,在现代也演变出差别的形态。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女性发现本身以至需要在自我和家庭之间做出抉择。那两种伦理之间的博弈意味着什么?而在社会那个更大的范畴内,无论是组织构造仍是文化意识,面临现代女性的需求,又应该做好如何的预备?

神话与古典文明

巴霍芬在全书中大量引用了吕基亚、雅典、利姆诺斯、埃及、印度以及莱斯博斯那些民族的汗青文献与神话传说来证明本身的看点,虽然声称要回到比希腊罗马的古典期间更早的古代,他仍是普遍援引了希腊罗马做家的典范著做,如普鲁塔克、亚里士多德、塔西托、斯特拉波、狄奥多罗斯等。能够看出,巴霍芬的写做体例与英美人类学家完全差别,他并非基于对田野素材的阐发,而是研究与强调古代史料,而且此中最次要的对象是神话,在他看来,神话是更早的汗青的遗存。他主张人类的汗青泉源存在与神话中,神话表现了人类最原初的思维,是远古时代最间接的写照。大量运用神话传统解读古代汗青成为《母权论》一书的一个明显特征。

除了对汗青、文化与政治理论、精神阐发与文学以及女性运动等方面的影响,《母权论》一书此次在中文世界的初次出书被纳进三联书店“古典与文明”丛书中具有更深入的意义。巴霍芬创做《母权论》的19世纪是西方古典学做为学科实正成熟之时,也是汗青主义和进化论起头流行的时候。巴霍芬及同时代的梅因和古朗士都不是实正的古典学家,但他们的著做都在相当深的水平上影响了人们对古典汗青的想象,以及现代文明与古典文明的关系。虽然在看点与结论上,今天的读者已经不需要从此书中获取客看、准确地信息,但巴霍芬对古代社会的设想,对古代文明的关心,是后来的古典学不成能做到的,也是我们今天从头根究“古典与文明”那一议题应该存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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