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做为消费力和消费者的女性，蕴含了强大的社会能量。毫无疑问，那也是“女权”类话题可以继续引发公共热度的动力之一。假设我们将言论空间理解为一个话语的市场，有消费实力的女性显然在话语分配层面具有极强的存在感，而最关心女性问题的群体，显然就是女性本人，出格是中产阶级女性。现在，大大都媒体若不考虑女性读者的需求就无法保存。关于那些面向中产阶级的媒体来说，有关“女性”醒觉的内容已成为其核心关心。那也是“披荆斩棘的姐姐”能在那个夏日搅动媒体社交圈的原因之一，它迎头击中了支流都会女性的欲与痛。
本年的母亲节，短视频博主Papi酱的一条微博引发了网友们对“冠姓权”的大讨论。
2020年，性侵养女案、papi酱冠姓权等公共事务，不竭为之催生新的讨论维度。中产阶级女性存眷心里感触感染，热衷性别新闻，敏于发觉并试图改变女性身份在生育、就业、感情、性与暴力等方面带来的纠结、不快或损害。不外，那一系列积极朝上进步其实不意味着女性已经翻转了社会地位，或是在职场、家庭中压服了男性——话语的斗争固然强劲，但话语起首争取的是认可的政治，而与现实功效和现实境况之间往往存在错位。
撰文 | 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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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苦劳，到苦恼
今天的女性，支流的自我等待和社会等待都是成为独立女性，像是上野千鹤子所说的“长着女性面目面貌的儿子”，或是现代“巾帼不让须眉”的“花木兰”。也因而，近代以来、出格是现代的女人，比前现代社会的女人们更多了一些懊恼，她们必需吃力往争取那些似乎跳起来就够得着的工具。相反，前现代的女人则无需参与汉子们的合作——那种时机压根不存在，她们只需要像本身的母亲一样承担被决定好了的苦劳。而现在，任何一个关于给定位置感应不满的女性城市感应苦恼，于是不能不主动往应付来自社会的厌女行径及厌女情感——那是来自父权造汗青不那么愉快的捐赠，如影随行。
上野千鹤子说过一句大实话，“没有厌女症的女人，没有理由也没有需要成为女性主义者。”所谓“厌女”（misogyny），是指对女性的憎恶与厌恶。但在现实体味中，厌女不但是憎恶女性，还包罗鄙视、不放在眼里、贬低女性，厌女者对女性的种种看点，回根结底在于对方的女性身份。女性本身也会厌女。虽然经常有女人号称“我历来没有拘泥过本身是女人那回事”，但那句话要么能够翻译为“我不断在回避与厌女症的正面抗争”，要么能够理解为“我的地位优胜，那使我免于通俗女性的苦恼”。
我们得认可，现代女性博得了史无前例的自在（虽然更多的自在款式集中表现在消费层面），不外，厌女症的诸种变体仍然阴灵不散，以至变得更为隐蔽和乖巧，障碍着女性走出自我压制和自我厌恶。在“男女平等”、“性别中立”的“新常态”之下，关于那种社会惯性的征服，越来越多地表示为女性内在认同摸索上的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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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女性有多“自在”？
“时代差别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工作，女同志也能办到。”汗青上“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消费理念，为中国女性留下了超乎其他东亚儒教国度的性别解放遗产。然而，今天女性的权力与自在，则更为强劲地彰显在消费层面。消费层面的自在感，培养着今天的“独立女性”。
女性在平等、无区别地消费着什么文化产物？好比俊美、温存、纯欲的“小鲜肉”明星。“逃星”带来爱情的觉得 ，使得女性愈发对日常生活中那些欠缺性魅力却迷之自信的“曲男癌”不屑一顾。各式存眷女性焦虑的电视剧、“她综艺”——“少女们”的女团向女性供给关于若何与自我较劲、投射抱负女性气量的青春范本，“姐姐们”的女团则传授我们若何光鲜地匹敌时间的磨损。“她综艺”虽然老是不成制止地迎合和承担男性目光的凝视，但主体的消费者仍是女性姐妹，一种教学手册式的女性产物。
比拟19世纪的西欧妇女在百货商铺的摘购中挥霍力比多，今天的女性产物则试图称心、并创造女性欲看的方方面面，出格是欲看与精神的出口。19世纪，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沉浸拙劣的恋爱小说，那里的“情郎勇猛得像狮子，温存得像羔羊，人品好得不克不及再好，穿着老是无懈可击，哭起来却又热泪盈眶”。比拟艾玛在精神消费中表现的“极度功利的浪漫主义”，今天女性向穿越小说里的自我意识，则蕴含了一种“极度浪漫的功利主义”：大女主以“成熟的心智占有十几岁小姑娘的闭月羞花”，博得地道恋爱或成立事功——在那个妄想世界里，现代女性身份是一张超出于汗青的“免死金牌”，使穿越者完美躲避了封建社会女性面前绵亘的深潭。
图/视觉中国
在身体层面，女性似乎也在拿回主动权。2020年，“维多利亚的奥秘”破产，富有象征意味地表现出某种刻板女性形象的过时：一种“都雅”但对女性来说难以实现的“完美身段”。而美国CK告白“黑又丑”、跨性此外新晋模特，则在国内则触发了收集上的“身体侮辱”，
很多中国曲男因而觉得世道变坏，审美遭到“丑女”的欺侮与戕害。那两个事务，与其说表现出女性关于男性支流审美的倾覆，不如说，有关女性身体的审美话语权在发作转移——女性并没有要另立新美学、或舍弃身体治理的意思，准确来说，她们反而更为严厉自主地规训本身的表面。她们热情拥抱削骨、假体植进和打针等新的身体手艺，虽然它们似乎远比畴前西洋女人用钢条和鲸鱼骨束腰、或是古代中国女人裹小脚更为痛苦悲伤和残暴。但是，只如果出于女性的“自在意志”，那些抉择就被视为一种女性掌握本身命运的能动性。
在今天，女性事实已是消费主力军，有消费的主动权，而消费的多样性反过来影响了贸易消费的抉择（好比大码模特的呈现）。那种多样性是严厉被限制的，也被经济、种族和地缘政治的因素所摆布。比拟男性能够那样随意拾掇外表，女性老是遭到更多的表面审阅，那招致她们不自觉地审度和润色本身。有意思的是，那种情状在天然界恰好相反，好比孔雀，边幅平平的雌性动物老是冷漠回绝与那些颜值不高的雄性交配。我们设想一下，在一个实正的母系社会，女性的自在恐怕是能够囚首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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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也会懊恼吗？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女性似乎人人都是“花木兰”，她们是一群能够自在“参军”的人——根据畴前男性的原则要求本身，要求本身变得更优良，成为“多面手”，从而与旧时代处处受限的女性贫弱形态划清边界。
花木兰，意味着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标准，“男女都一样”。在花木兰的语境里，则是女人和汉子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成为报效国度的女英雄。那同样是社会主义期间典型的女性形态，一方面，那强有力地鞭策并保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另一方面，那种“往性化”的性别文化，更像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男性化”过程。良多研究者在高度评判的同时，也责备社会主义期间的妇女情况：“那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精神性此外解放和肉体奴役消弭的同时，将‘女性’变成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在脱节了汗青枷锁的同时，失往了本身的精神性别。”（戴锦华语）
戴锦华在《昨日之岛》一书中指出，现代中国女性可能没有花木兰幸运。显然，“现代花木兰”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政治已经发作了转移。“现代花木兰”能够是形象上富有女性气量的女强人，不外，花木兰式的精神性别困扰，关于女性来说仍然存在，以至变得愈加多样。
《昨日之岛》，戴锦华著，北京大学出书社2015年1月版
在我们的时代，天然属性变得不再不变，性别二元论频繁遭遇理论上的倾覆，那带来的是一种“花木兰式”的自我认同危机——在社会层面，要像汉子一样，又要成为实正的女人；而在生殖层面，透过今天的生殖手艺，花木兰还拥有了成为跨性别者、成为酷儿的自在。整体而言，现代人履历着心理性别与社会性此外别离，性欲与生育的别离，那种别离既带来朝上进步的错乱，也包罗汗青的重负。
各类形式的女性主义-后构造主义的涌现，也阐了然那一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关于“何为女性”停止了更为幽微的摸索。西蒙娜·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先天的，是后天构成的”；安托瓦内特·福克对峙“人生而为两性”；墨迪斯·巴特勒则要求超越二元性的性别框架，进进多元化的性别。此外还有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伊瑞葛来（Luce Irigaray）等人复杂、多重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女性主体。那些理论富有洞见且目炫缭乱，但在那些理论批示下的性别解放运动中，却同样呈现了可疑地否认和替代了女性性别化身体的情状。
一些平权运动的参与者，会把磨平差别的主张看做是“开通”或“解放”。性别差别与性别不服等，被看做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叶雯德在《英美平权运动转向“封杀文化”，我们需要如何的性别哲学？》一文中，提出了一些关键的问题：心理差别是不是男女无法平权的原因？为什么一些顽强、独立的女性主义者，反而会压制本身的感情和欲看？
图/视觉中国
或许，我们也能够换一个问法，花木兰那样顽强、独立的女性，若何表达本身的感情和欲看？花木兰在勤奋“成为男性”，她也有厌女症吗？根据上野千鹤子的说法，厌女症在男女身上其实不对称。汉子表示在对女性的鄙视；女人则表示为一种自我厌恶，是一种女性对女性、女性对本身的压制。在花木兰的故事里，女性的压制好像鬼魂。
阎连科在新书《她们》中，明白表达了关于“花木兰参军”那个故事和人物（身体）的观点。在那个故事中，“没有花木兰在汉子堆里生活、保存的纠结、为难和矛盾，没有写出一个女性（身体）在汉子世界里心里的不安与焦虑。‘女性身体’在那儿完全消逝了。”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几个蒙太奇就变身为“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女儿形态。有谁还能实的相信“花木兰”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呢？那种实在的窘境，在汗青人物郭俊卿身上实在地发作过：抗战成功后，一些战友们在心理上难以或不肯承受“花木兰”的女性身份：“找个好老婆，不是郭俊卿。要个好战友，就找郭俊卿。”郭俊卿一生未婚，爱情失败，又因为切除子宫，而无法成为母亲（虽然她后来领养了孩子）。那是“花木兰”窘境最写实的象征。
花木兰的故事，阐明权在谁手中？花木兰被晚清报刊解读为“女德”范例，“代父参军为父尽孝，掩躲美貌保全贞节”；被柳亚子等现代爱国者解读为“保我民族”、对抗敌军的“巾帼能兵”，以至为她最末舍弃军人身份、“著我旧时裳”而深感可惜。然而，我们唯独贫乏花木兰第一人称的心里书写与自我解读。拥有女性身体的花木兰，履历着从古至今的自我压制。
《厌女》，（日）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月版
女性自我压制的现象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来自社会不服等招致的屈服地位，是上野千鹤子《厌女》一书指出的父权造对女性压制的残留。另一方面，除了外在的间接压制，还有内在的自我压制。在当下，即使女性离开了屈服的社会地位，得到经济自主和社会认同后，却仍然频频感应个性上的压制。那种压制，是一种典型的花木兰式的压制，好比女性残存的感情和个性被压制、无视或鄙视，情欲和性欲的无处安顿，在卸下社会身份时对高耸的自我感应耻辱。正如叶雯德指出，她们“都想要用自我规训的体例否认无法交换的感情，以成立出一个顽强的、独立的主体性格，成果也同样形成感情的压制、禁欲主义和对私家情爱生活的耻辱感。”
关于“现代花木兰”来说，那是一个女性兴起的时代，是“她经济”勃发的时代，是高声疾唤权力和朝上进步的时代，但性别位差做为一个汗青遗留问题，仍给女性的心灵留下幽深的浮泛，男性处在那个问题的边沿或外部，而“花木兰们”需要怀着实正的勇气深进此中完成自我重建，事实，没有一蹴而就的解放与自在。
做者｜董牧孜
编纂｜宫照华 李永博 张婷
校对｜翟永军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