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我到过桂林两次。每次回来，有几个友人总要问：“老兄，写了几首光景诗？”我说没有写，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说，桂林的山川那么美妙，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不写诗对不住桂林。是的，每当飞行在碧青的漓江上，两岸拔地而起的青嫩的山岳，山的颤动的倒影，葱葱郁郁的竹篁，还有那烟雨迷蒙的水墨画似的情境，实在把我深深地迷住了。
但是，其时与事后，我并没有萌发过写光景诗的念头。我曾就那个事实与绿原议论过。我对他说，在标致的山山川水面前，我写不出诗来，我没有描绘纯净的天然美的情感。我的心灵似乎更随便被那种辽阔与壮美的境域和大天然中某些可以惹人震动的、在窘境中坚决不平的现象或生态所触动，除开属于小我气量的因素之外，还因为不擅长纯客看地描画事物，写所谓的“天然诗”。
假设主客看之间没有某种机缘，我是无法凭仗沉着的身手写一行诗的。绿原往过桂林，也没有写出一首赞誉漓江光景的诗。但有很多诗人，游一趟桂林或黄山，能够写出十几首、几十首诗。他们写柳烟、细雨、渔家姑娘、碧流、翠峰，我钦佩他们那种捕获诗情画意的本领。我往过黄山，游得也很酣畅，登上天都峰，目击了云海日出，却只写了一首短诗《虫豸的歌》。
我在诗里说，黄山是“人的圣地”，也是“虫豸的圣地”。我到过小巧剔透的鼓浪屿，写了一首《生命》，我颂扬了一株在巨岩的顶端困厄与固执地生长着、姿势衰老而佝偻的榕树。我认为，对一个诗做者来说，他们应当写出不同凡响的“特殊”的情境与形象，他写的诗谁也无法模仿，并且他本身以后也无法写第二辅弼似的诗。
那种产生诗的特殊的情境与机遇，不克不及无中生有地虚构。当然，那只是我的观点，不克不及强加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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