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看察者网专栏做者 梁韦诺】
一、媒介
回回以来，香港社会政治情况出了很多问题，政务官也无可制止成为言论焦点，经常被外界责备为特区政府管治欠安的“元凶”。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不逃求蝉联、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告退参选行政长官后，有媒体颁发文章，指那象征着“政务官治港”已经“走进汗青”。
相关说法过往也很常见，董建华推行次要官员问责造时呈现过，曾荫权引进副局长及政治助理时呈现过，曾荫权落任、梁振英上任行政长官时呈现过，《香港国安法》施行时呈现过，李家超接替张建宗出任政务司司长时也呈现过。
二、政务官的由来
据公事员事务局的简介，政务官是专业的治理通才，在香港特殊行政区政府担任重要角色，职责包罗：在决策局协助造定与社会息息相关的政府政策，以及治理和监察公共资本的运用；在民政事务处负责督导和协调有关部分在区内供给政府办事和设备，并做为政府的前线代表，以及监察小区建立方案；在政府部分供给优良治理和督导有关部分向市民供给办事等。（重视：香港“政务官”的涵义与定位，和西方常见的“政务官”“事务官”等分类其实不不异。）
截至往年3月，政务官共有748人，此中属于更高职级的首长级甲一级政务官（D8）有20人，在各决策局出任常任秘书长。
政务官（前身为“官学生”）在英治时代早期引进，最后目标是培育提拔从英国招募的青年官学生，安放他们来港后进修中文，出任政府的传译官，以重建英殖与华人沟通的渠道，并逐渐让那些官学生填补高官职位空缺，以改进港英政府官员的量素。
在殖民统治下，因为没有开展代议政造和政党政治，香港政务官身兼西方国度的政务官和常任文官的双重角色，既要负责造定政策，又要负责施行本身造定的政策，以及管束政策所涉及的资本，那是香港政务官的特殊性。（注1）
1992年，港督彭定康推行政造变革（一方面改组行政局、将行政立法两局分炊；另一方面取缔港督出任立法局主席、在立法局引进曲选议席），并在1995年取缔官守议员轨制，削弱“行政主导”。
行政立法关系大变后，政务官更要“落场”到立法机关，向民选议员阐明相关政策定见，以游说议员撑持政策。因而，有人认为，以“公家主管”比升引“公事员”来描述他们来得更合适。（注2）
不外，那个特殊性根本上是英籍政务官独有的，因为其时的高官职位都由英藉政务官担任，他们主导决策，而华人政务官负责施行。曲到回回前夜，英藉高官撤离，华人政务官才有时机填补那些高官空缺，可想而知，华人政务官的决策体味有几。
跟着愈来愈多政务官晋升为高官，逐步构成一精英阶层，在政府中享有无足轻重的地位，被视为“天之娇子”。在最后八十年招募的政务官傍边，就有六人成为辅政司，更有三人当上港督，包罗梅含理、金文泰和葛量洪。（注3）
梅含理，第15任港督
三、“政务官治港”的由来
“政务官治港”指的不是管治架构和团队之中有政务官存在，也不是在管治过程中有政务官参与，而是指政务官做为一阶层，主导以至垄断特区的管治权利。
在百多年的英治时代，无人会用“政务官治港”来描述英国的管治。固然港督有政务官身世，也有军人（砵甸乍、弥敦）、警官（梅含理也曾任香港差人队长）、外交官（麦理浩、卫奕信、尤德）、国会议员（宝宁、轩尼诗、彭定康）身世的人士出任，却不曾呈现“政务官治港”“军官治港”“警官治港”“外交官治港”“国会议员治港”等说法，因为各人都很清晰，其时实正掌握治港权利的是英国，那怕是集大权于一身的港督，也只是英王的全权代表。
曲至八十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会谈，中方提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政策，强调香港特区政府由本地人构成，“北京不派总督，不气派头”（注4）后，“政务官治港”的说法才起头呈现。
那反映了“政务官治港”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特殊政策下的产品。中心授予特区高度自治权，香港特区政府由本地人构成，中心不派人间接管治。然而，“港人治港”是根本原则，只对“港人”做出居民身份、栖身年期和国籍原则（次要是香港特殊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也包罗部门非中国籍或在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特殊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和政治伦理原则（以爱国者为主体）等根本规定。
固然邓小平也曾对治港者的政治成分提出说法（“右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更好多选些中间的人”），但始末没有、也不会详细阐明未来由哪些“港人”行使治理香港的权利。
须晓得，“港人”历来不是、未来也不是一个统一体，里面包罗多元多样的成分，社会上差别阶级、阶层、集团、组织城市互相争夺管治权利。如许一来，在欠缺政治人才下（形成那问题的原因，可拜见笔者文章《香港“不问政治”，能够吗？》），香港回回后有才能稳妥地掌握治港权利的主体其实不清晰，也没有哪小我物或群体能令港人心服（注5），才为“政务官治港”“商人治港”“专业人士治港”“武官治港”那些地道以政府首长的身世来描述治港主体的说法供给土壤。
而“政务官治港”那种说法的呈现，与英国有莫大关系。英方撤离前，曾死力向中方推销一批华人政务官，将他们塑形成“政府构造的冠石”（注6）。
其时，英方安放一些华人政务官承受一闻名政论杂志拜候，将他们说成是得到中英两边和香港各界相信、政治中立、行事温暖及稳重、熟悉政府架构和运做、具有管治体味，而且具备政治手腕的管治人才，并指出回回后由一名华人政务官出任行政长官，率领其他由华人政务官出任的次要官员管治香港，是最为稳妥的办法。
此外，其时也有代表英方的学者鼓吹那套说法。例如，香港高级公事员课程中心研究主任方国荣博士在一篇论文中提及：
“而现实上，关于97年前后的管治，香港政府的公事员，出格是高级公事员，所担任的角色更为重要，因为固然主权转移，但根本上施行管治香港的人，仍然次要是香港的高级公事员。……政府效率高是以往香港胜利的重要因素，而政府的高效率是有赖有专门技能的高级公事员的奉献。……如今间隔97足有4年多，在将来的几年间，政府必然要培训和安放有专门技能的高级公事员往管治香港。有了一班有效的管治人才，香港的顺利过渡才气确保，富贵不变才气陆续。”（注7）
在英方的鼓吹下，很多港人相信“政务官治港”。举例说，在1986年8月6日根本法征询委员会举办的政造分批研讨会，议程中就提及“将来的政造……最抱负的办法是尽量委任高级公事员为司级官员，而相当于现时布政司的职位，更必需由文官出任。”（注8）中方其时对那种说法也相当受落。（注9）
固然英方其时推销的那批华人政务官，有大部门在九十年代初已被替代，换上另一批英方相信的政务官（注10），但基于平稳过渡和对政务官的必定，除了《根本法》足够保障公事员的地位和利益，更把原班人马全体过渡，除原律政司司长不契合国籍前提外，原有由政务官出任的各司、局长均获委任为特区政府的次要官员。
但回回初期，管辖十八万公事员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更与董建华对着干，董建华顿成“孤苦伶仃”。2002年，董建华推行次要官员问责造，将政府更高层的官员列进“问责造”范畴，改以合约体例聘用，并让行政长官可从公事员步队以外提名适宜的人选出任次要官员职位，测验考试削弱政务官的权利和地位来改动优势，但改变不大，往后特区政府根本上仍然是以政务官布景官员为主体。
四、“政务官治港”的详细表示
次要官员问责造推行以来，“政务官治港”的详细表示次要有三：
一：由政务官身世的人士出任行政长官，包罗曾荫权和林郑月娥；
二：政府次要官员大多由有政务官布景的人士出任，例如回回以来八任政务司司长，有政务官布景的共有六人，只要唐英年和李家超非政务官身世，而七任公事员事务局局长均有政务官布景。别的，曾荫权第三届班子，在十二个局长之中，有政务官布景的共有八人。2017年林郑月娥上任时，其政府十三个局长之中，有政务官布景的也有六人；
三：决策局的常任秘书长掌握人事权和财务权，局长无权参与公事员的评核、升迁和日常治理，也不克不及完全决定财务的利用权。
那些详细表示环环相扣、互为内外。
有政务官先当次要官员，再成为行政长官；也有政务官先当常任秘书长，再做次要官员，最末成为行政长官，构成升迁阶梯。
反过来，由政务官身世的人士出任行政长官，会挑撰有政务官布景的人士（特殊是曾经共事和协做的）出任次要官员。而因为常任秘书长掌握大权，行政长官会挑撰有政务官布景的人士出任次要官员，特殊是与治理公事员步队相关的职位，包罗政务司司长和公事员事务局局长，让那些熟悉政务职系、与其他政务官有必然人脉关系的人士，以把握常任秘书长。
五、“政务官治港”的体味
回回以来，政务官布景的行政长官和次要官员在应对政治和公共危机（特殊是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的表示并没有收获几必定。特殊是回回前港英引进开放式合作性选举，加上欠缺健全庇护国度平安的法令和机造，政治情况和文化大变。对此，政务官身世的原政造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曾说：
“我想说的是，在九七前我们有超越一百五十年的英治年代，而到了后期最初的十二年，我们才起头有选举轨制。但有了选举轨制，社会就有变，是有变化的，社会、议会与政府间的互动是改动了。所以我附和冯议员的说法，那年代不再合适‘政务官治港’的形式。”（注11）
面临如斯复杂多变的政治场面地步，政务官显得食力和不适应。因而，近年政务官的流失情状加剧，2016-17年至2020-21年五个财务年度共有一百一十六名政务主任去职，傍边告退、转任政府其他职系和离世等合共六十六人，此中2020-21年有三十六名政务主任去职，有二十二人是告退、转任政府其他职系和离世等，创近五年新高。（注12）
无可承认，政务官相当熟悉政府运做治理和政策造定，到立法会讲解时，往往能对政策范畴内容如数家珍，也因工做需要而经常接触市民及区议会，但说四处理政治危机、做出政治揣度、提出政治愿景和造定久远规划，他们往往就欠缺所需的政治揣度力、领略力、施行力。
林郑月娥承受拜候时也坦言无料过香港的政治如斯复杂，“因为我不算是很懂得政治的人，我是一个管治的人。”（注13）但一个管治的人岂可不懂得政治？政治与管治岂能分隔？能够说，政务官只懂“小政治”，不懂“大政治”。
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就曾责备公事员团队“未能培育提拔对香港将来开展，加以政治上设想和久远规划的人才”，并婉言“公事员过往是听Boss（老板），如今本身当了Boss，都不晓得如何当Boss，如何当个Master（仆人）。”（注14）那个责备到目前仍然适用。
不外，那不克不及完全怪政务官，事实他们当初承受的政务职系培训也没有那方面的内容。更何况，那与卡尔・曼海姆所说的“权要的守旧主义”那种思惟形式有关，因为“所有权要思惟的底子倾向是把一切政治问题酿成行政问题”（注15）。他们的政治程度，对担任文官而言是合格的，但对担任行政长官或政治录用官员而言就不敷格了。
当然，假设政务官身世的政治指导情愿多听各方定见，吸纳顾问和参谋们的定见，在必然水平上也可填补他们的“先天缺陷”，但一种强烈的精英心态障碍了他们承受定见。政务官身世的曾荫权曾经坦诚地描述那种心态：
“我本年六十二岁，四十年前加进政府当二级行政主任，后来转当政务官。我大半生都在政府里工做，政务官是一种‘精英式’的操练，我们的自信心是相信本身是香港利益保卫者。固然我们没有宣之于口，但我们良多时都相信本身有过人的才能，相信本身的揣度力比他人优良，因为我们心底里觉得本身就是精英。那种设法，在四十年来不断跟从着我。
拥有‘精英’的自信心，令我勇于据理力争，勇于知其不成为而为之，也勇于挑战权势巨子。做政府官员，是需要成立本身的权势巨子，市民对政府才有自信心。但同样精英的自信，随便酿成自满，认为本身能够掌握一切，认为本身晓得的比他人多。以往面临责备，我们少问本身为何会与公众脱节，反而会问为何市民不大白我们为香港好的一片苦心。”（注16）
连统一些权要的习气，例如繁文缛节（Red Tape）、重视法式、处事守旧、行事隆重、因循保守、强调渐进式的政策调整（大变不如小变、小变不如稳定，倾向庇护现状，死力抗拒大动做），招致“政务官治港”产生令人失看的成果。
曾荫权，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不外，平心而论，那些权要的习气是缺点，也是长处所在，因为专业化、理性化的权要造，就是层级节造，强调下级要对上级绝对从命，并强调组织治理的非人格化，以法令、条例、规章来标准权要的行为，权要要严厉按照规章处事，不成为所欲为，才气确认政府运做的可揣测性和可继续性。因而，“政务官治港”的问题某水平上并不是地道指政务官自己，而是指政务官出任政治指导的人才错配问题。
如许就能阐明，为何中心出手造定施行《香港国安法》和完美香港特区选举轨制，政治情况由乱转治后，香港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示仍然不济。
六、回应坊间一些对政务官的责备
回回前后，政务官履历了被“神话化”到被“妖魔化”的过程，政务官被指是特区政府施政不顺的元凶。不外，坊间良多对政务官的责备其实不客看和公允。如不无视，会影响日后变革的标的目的，不克不及有的放矢。
1.政务官是“阴谋集团”？
政务官经常被塑形成口头“爱国”、怀有二心的阴谋集团，包罗所谓“AO党”、“香港更大的‘反中’政党” 、 “深层政府（Deep State）”等，欲除之然后快。笔者不认同那种说法。政务官没有一致的政治理念和组织，不是一个执政集团，更不是一个政党，他们只是一群布景和价值看附近的群体。
有读者会用“手袋党”的例子来辩驳笔者，但事实上，“手袋党”的构成，源于1982年港督麦理浩任满返英，送别晚宴上，一寡女高官齐齐提着小手袋登台献唱，从此被传媒冠以“手袋党”的称唤。（注17）可见，“手袋党”只是外界对那些女政务官的称唤，并不是她们自行组织。
当然，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是配合的学历布景或兴致），政务官会各自构成差别的圈子，以至可能呈现提拔亲信的“马房文化”，但不敷以证明政务官是一个执政集团或政党。
无可承认，有个别政务官在职或去职后的表示有问题，例如原政务司局长陈方安生和原公事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也有些政务官在修例风波中亮相反对政府，此做法固然极其错误，但考虑到修例风波期间社会陷于狂热、不睬性的形态，我们不该“一竹篙打一船人”，以此揣度全体政务官都是反政府，也不该以此否认回回至今政务官的表示。
回回以来政务官整体上都是遵守天职、尽忠职守，专业地落实和施行政府的政策，特区的日常行政治理也根本运做畅顺。
有评论指，政务官要为第五波疫情负上更大责任。他们责备，政务官阳奉阴违、两面三刀：
“并未诚心诚意根据‘动态清零’的原则和机造严厉施行，而是马马虎虎，无心无力，最末破防。他们的破防有着强大的西方参照系，那是一个‘与病毒共存’的参照系，是所谓西方民主世界的防疫形式和原则。而香港的‘AO党们’习惯于并信认为实地确信，西方防疫形式才是独一准确的抉择。当《人民日报》发文力挺‘动态清零’才是香港科学抉择的时候，香港的‘AO党们’仍然不认为然。因为既然特首都说她不是‘动态清零’的‘始做俑者’（暗含贬义），其他政务官就更不成能是了。他们仍然抱着只是‘打一份工’的旧式港英公事员心态，关于‘动态清零’只是照葫芦画瓢罢了，两面三刀，被动施行，其成果只靠命运，不可就拉倒，‘躺平’了反而能够尽快与西方‘通关’，归正根本价值看、生活体例和家庭利益与西方更密切。”（注18）
那种说法也是阴谋论。无可承认，特区政府抗疫不力，有良多政策和办法失误，傍边当然存在施行出错、规划不敷、欠缺体味等问题，但不代表那些失误是政务官有意为之。那种说法否认了两年以来政务官们在抗疫工做上的勤奋和付出。
事实上，抗疫主体责任在特区政府，政务官固然是政府的成员之一，但不是能够做主、拿主意的人，他们对上有局长、司长、行政长官。把特区抗疫失误回咎于是政务官的政治阴谋、恋殖情结，将政务官塑形成“阴谋集团”，那种说法看似有深度，本色只是诛心之论，对特区抗疫于事无补。
2.政务官与地产商勾结？
除了被指为有意障碍政府施政的“阴谋集团”外，政务官亦被责备与地产商狼狈为奸，是“‘地产党’的守护神”。（ 注19）不难发现，那是过往“官商勾结”“地产霸权”等带有民粹色彩的说法的再版，而所谓的“地产党”，与上面的“AO党”一样，都是类似“阴谋集团”的说法，经不起事实的考验。
有人认为，政务官在职时有意用各类理由、法式挈慢地盘和房屋开发，让地产商奇货可居、谋取暴利，去职后就到大地产商集团工做，出卖社会利益以谋取私利，存在“延后利益”问题。
那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指控，必需要有充沛的证据，不然就是诬蔑、抹黑。起首，政府高官去职后到大型私家机构（包罗大地产商）担任高管，是很普及的事，傍边其实不限于政务官。例如，原财务司司长梁锦松出任“南丰集团”主席，曾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和商务及经济开展局局长马时亨出任“中策集团”非施行董事与“和记港口信任治理私家有限公司”独立非施行董事，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出任“盟国保险”香港及澳门首席医务官及企业参谋，原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出任“汇立银行”董事局主席。
不难发现，良多时礼聘那些退休高官的企业，都与官员在职时所涉及的政策范畴相关。那些企业可能是想操纵那些高官在政府内的管治体味和人脉，才出高薪礼聘他们，但不克不及以此断言存在“延后利益”。
至于说良多政务官去职后会到大地产商工做，指控者并没有供给数字做证据。笔者手上也没有统计数字，但到网上搜觅后，看到原公事员事务局局长罗智光出任新巴城巴母公司“汇达交通办事有限公司”特殊参谋，原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杨立门出任“香港中华厂商结合会”行政总裁，原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谭赣兰出任香港大学社会工做及社会行政学系客席传授，原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常任秘书长（库务）黎年出任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实务传授。那些例子虽不全面，但至少能够证明政务官去职后到大地产商任职并不是普及现象。
回回至今，确实有官员被指获取延后利益，例如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前常任秘书长梁展文，在任时以超低价更改红磡一幅地盘的用处，使新世界地产在该处兴建红湾半岛，去职一年多后，便被新世界中国聘为施行董事及副董事总司理。
也有官员收受地产商的利益，例如原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在任各公职期间隐瞒与新鸿基地产的关系，收取新鸿基地产供给的免费住所、免费办公室、贷款及现金等利益，被法庭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串谋向公职人员供给利益等5项功名成立，监禁7年半。
许仕仁等涉案人员，图片来源：港媒
梁展文和许仕仁二人固然都有政务官布景，但不克不及以此证明政务官普及存在与地产商勾结的情状。指控者没有供给任何数字和证据，就随便对政务官群体提出如斯严峻的指控，做法其实不公允。
香港的地盘和房屋赐与不敷，是客看事实，而招致赐与不敷的原因有良多，也有人认为责任都在地产商，是地产商报酬地造造地盘和房屋求过于供的情状。
然而，香港的地盘几乎全数都是由香港特殊行政区租出或以其他体例批出，代表着特区政府在地盘和房屋赐与占主导地位，每年的批地数量和卖地价格都由特区政府决定。更不消说，兴建公营房屋的责任都在特区政府而不是地产商身上。
其其实现时的批地条目中，政府加进了“建筑规约”，规定开展商要在某一个时限之内(一般大约5至6年)，在政府已批出了的地盘上开发及建筑能够进住的建筑物。开展商若不依时开展，政府能够收回地盘。如有合理原因，开展商能够向地政总署申请延期，但必要向地政总署缴付地价的某个百分比做为抵偿。
地产商当然期看尽快兴建房屋并在市场卖出，以抵销已付出的地价及建筑成本，事实货如轮转，他们才气有利可图（地产商始末是商人，即便有社会责任，获利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总不克不及做赔本生意）。
至于地产商持有的农地，不是所有都合适开展，有些还在绿化区，而傍边较有前提的农地，地产商当然期看改划地盘用处建屋，即便要补地价，收益也必定比任由农地陆续荒废更多。
然而，因为仇富和民粹情感，加上某些政治力量不竭炒做“带风向”，社会涌现“官商勾结”、“地产霸权” 的责备，良多政务官变得很灵敏，对地产商摘取不协做以至仇视的立场。每碰着地产商的开展项目时，政务官为免被人指控与地产商勾结，往往不会随便放行，而是各式刁难，以突显本身“保卫社会利益”。事实上，香港的官商关系并不是如外界所想般美妙。
例如本地产商申请将农地改划用处、政府与开展商就补地价展开会谈时，开展商情愿采用的补地价很可能被视为“官商勾结”，将农地改划又会引起反对派主导的环保团体责备毁坏情况和鼓舞地产商囤积农地。
为免被外界责备，政务官相信补地价愈高愈好，也不热衷改划农地，成果招致大量农地闲置，对地产商和社会整体也无益。挖苦的是，不是“官商勾结”招致地盘和房屋赐与不敷，反而是“官商勾结”的指控加剧了赐与不敷的问题。
3.政务官避事、不做为？
政务官也经常被责备避事、不做为。笔者不承认个别政务官存在那个问题，事实懒散之心人皆有之，每个机构都有员工会不做为、避事，但不成漠视的是，那也与政治指导有关，其实不一定与政务官本人有关。
例如原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不断被责备是避事之徒，但有熟悉他的人承认此点，指出他不是不想做为，而是他的上司“太喜好事事躬亲，底子没给他留下几切进的空隙”。（注20）
又例如，修例风波期间担任食环署署长的刘利群，被责备没有立即清理“连侬墙”。原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指，据她领会，其时食环署没有立即清拆“连侬墙”，是因其时有一宗相关的诉讼尚未审议。
当然，能否要挈延数年，待诉讼完毕后才摘取动作，值得商榷，但无可承认，食环署那决定是获得刘利群的上司们，包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起始所认同的，不该将责任完全回咎于刘利群一人身上。（注21）
政务官身世的李百全出任《香港电台》播送处长，虽尚未能做到又破又立，使《香港电台》发扬更大的正面积极的感化，但在整顿方面已获得必然效果。
更何况，在香港特区选举轨制未完美、资格审查委员会未设立时，都是由政务官出任的选举主任取缔反中乱港者的参选资格，他们和其家人要抵受着浩荡压力以致人身进攻往做出决定。可见，政务官并不是如外界所说，是一文不值的避事之徒。
4.政务官都是“打工心态”？
还有一种常见的责备，指政务官抱着“打工心态”，只为“揾食”，欠缺“为人民办事”的理念。事实上，政务官做为受薪雇员，他们将其视为一份工做，那并不是不合理，事实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言，物量奖励对行政幕僚长短常重要的（注22），为了丰厚薪金和福利而出任政务官并没有太大不当。
假使他们只为“揾食”，只重视物量，那对绩效治理来说倒不是坏事，只需从雇用、升迁、规律处分等治理轨制各环节动手，即可激倡议他们的积极性，处理一些人提出的所谓“懒政”的责备。
更何况，政务官假设只是向钱看，他们大可到私家机构工做或从商，事实有如斯学历布景的精英，要获取更丰厚的薪金和福利，实驳诘事，无须加进和留在那个“热厨房”。事实上，政务官好像专业仕宦般，有着“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马克斯·韦伯指出：
“文官的荣誉所在，是他关于上司的号令，就像完全契合他本人的自信心那样，可以忠实地加以施行。即便那号令在他看来有误，而在他履行了文官的申辩权后上司仍然对峙号令时，他仍应忠实施行。”（注23）
可见，政务官并不是没有理念，在西方文官轨制的文化下，他们最重视的理念就是忠实地施行上司的号令，那是他们的荣誉所在。假设政府的施政理念是“为人民办事”，政务官天然会遵从此理念往工做。就如新加坡，在以“以民为本”做为施政理念的人民动作党的指导下，文官便会遵从此理念，积极干事。
相反，如英国，在以“新自在主义”、“小政府、大市场”做为施政理念的守旧党撒切尔夫人的指导下，文官便会遵从此理念，尽量少干事。总之，关键在于政治指导，而非文官自己。
期看在西方文官轨制的文化中培训而成的政务官，可以自觉产生中国传统那种为国为民的士医生精神或共产党人那种“为人民办事”的奉献精憧憬工做，那其实不现实。那不是对错问题，是轨制和文化的差别问题。
七、展看
从回回以来中心两次撑持政务官布景人士出任行政长官来看，能够看出中心对政务官的相信和必定，但所谓“期看愈大、失看愈大”，笔者相信往后两三届行政长官选举中，政务官身世的人很难再得到几撑持。当然，政务官身世并不是“原功”，我们不克不及够肃清未来会有位既是政务官身世，又具备政治才气的人呈现。
假设来届政府由非政务官身世的人担任行政长官，也只是“政务官治港”此中一个详细表示呈现改变。而能够必定的是，下一届政府的管治班子会由更多非政务官身世的人士构成，以至有良多是新人，当他们（特殊是那些没有公职、欠缺管治体味、不熟悉政府运做的人）当上司、局长后，应若何适应政府的运做？若何处置与政务官的关系？
看过英剧《是，大臣》（Yes, Minister）的读者，相信都很清晰局长和常任文官的关系存在张力是很普及的事。官员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例如小我才能不敷、不熟悉政府运做）而与常任文官在协做上存在困难，但并不是如一些人所说那是文官的“阴谋”，有意障碍官员行事。
并且，一些与治理公事员步队相关的职位，出格是政务司司长和公事员事务局局长，会否抉择政务官布景人士出任？有政务官布景的人士，他们虽有才能把握政务官，却可能呈现欠缺政治才能和精英心态等问题。无政务官布景的，他们虽有政治才能，却可能比力难处置与政务官的关系。
还有，决策局的常任秘书长的权利和地位稳定，仍然紧握人事和财务大权。若何在理顺他们与政治录用官员的关系的同时，又能够让他们陆续发扬不成替代的感化？
须晓得，政务官一个重要感化是就政策的成本、可行性和效果向官员供给定见，制止官员因不熟悉资本运用，或者为了讨好群众或某些持分者，而造定一些可能不契合成本效益、带来久远财务承担，或会形成严峻后果的政策。
对公事员体系体例，特殊是政务官轨制做出变革已经是事在必行，但在推行变革时，必需小心处置，制止“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路倒掉”。
八、结语
总而言之，林郑月娥不逃求蝉联只是“政务官治港”呈现改变的第一步。事实过往也曾有非政务官身世的人出任行政长官，也曾测验考试挑撰更多非政务官身世的人出任次要官员，但“政务官治港”的场面没有太大改变。
自中心提出“全面管治权”概念、出手造定《香港国安法》和完美香港特区选举轨制后，掌握治港权利的主体愈加清晰，但基于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特殊政策的对峙，中心强调“不会间接管治香港，而是赐与批示性的定见”（注24），意味着未来管治香港的主体责任仍然落在香港的本地人身上。
在欠缺政治人才，而政治人才又不是一时三刻能够培育提拔而成的情状下，“政务官治港”会有所改变，但要说“末结”仍然言之尚早。笔者相信，到实正构成一个有才能治港、普及令港人心服、足以平衡各方权力（包罗政务官）、可以安定地掌握管治权利的主体时，“政务官治港”才会正式末结。
正文
注1：刘曼容：《港英政治轨制与香港社会变迁》，香港：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2007，第340页。
注2：李正仪：〈公事员的挑战〉，郑宇硕、卢兆兴编：《九七过渡：香港的挑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书社，1997，第48页。
注3：曾锐生：《管治香港: 政务官与优良管治的成立》，香港：香港大学出书社，2007，第22页。
注4：中共中心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北京：中心文献出书社，2004，第899-900页。
注5：根据原中心政策组首席参谋刘兆佳于1988年、1990年和1991年停止的民意查询拜访，当受访港人被问及他们心目中有没有值得他们相信的政治指导时，近7成受访者答称“没有”。在1990年和1991年的查询拜访中，有超越6成受访者表达他们心目中没有值得他们相信的政治团体。在1991年的查询拜访中，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被过半受访者认为适宜出任治港指导。拜见刘兆佳编：〈谁可指导香港——香港人对政治指导的立场及香港政治指导的构成〉，《过渡期香港政治》，香港：广角镜出书社有限公司，1993，第359、367页。
注6：穆迈伦着，杨立信等译：《香港政务官阶层的构成》，上海：上海翻译出书公司，1984，第2页。
注7：方国荣：〈过渡期中香港高级公事员面临的问题〉，《过渡期的香港1992》，香港：一国两造经济研究中心，1993，第516、526页。
注8：〈政造分批研研讨会会议议程（第三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殊行政区根本法征询委员会政造专责小组会议纪要》，1986。
注9：邵善波：〈就「董退曾进」与「中心官员」商榷〉，《大公报》，2005年4月3日。
注10：邵善波：〈就「董退曾进」与「中心官员」商榷〉，《大公报》，2005年4月3日。
注11：立法会：《政造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致辞全文（二）》，2009年6月3日。
注12：〈【独家】上年度36政务官去职立异高〉，《星岛日报》，2021年7月30日。
注13：〈不被理解感孤单 林郑自言不太懂政治〉，《am730》，2020年8月28日。
注14：〈王光亚：港官不懂当家做主〉，《星岛日报》，2011年7月28日。
注15：卡尔．曼海姆着，黎呜、李书祟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19页。
注16：香港特殊行政区新闻公报：《行政长官颁发《香港家书》》，2007年3月31日。
注17：蒙妮卡：〈跳出框框：手袋党〉，《文报告请示》，2012年5月14日。
注18：田飞龙：〈香港抗疫破防：两造鸿沟与合成之难〉，《橙新闻》，2022年2月8日。
注19：冯炜光：〈地产党的守护神—AO党！〉，《HKG报》，2021年5月23日。
注20：杨立门：〈新录用〉，《东周刊》，2021年7月8 日。
注21：潘希桥：〈新常任秘书长遭蓝营围剿 叶刘力撑刘利群能干：请停行文革式批斗〉，《香港01》，2021年2月27日。
注22：马克斯．韦伯着、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05， 第58页。
注23：同上，第76页。
注24：〈委员引述夏宝龙指一国两造50年稳定 50年后亦没有需要变〉，《Now新闻台》，2022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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