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拥立之臣的定性，需要慎之又慎。稍不留意便会损害皇权的合法性。
董卓是汉末巨奸，被陈寿曲斥为“千古第一魔头”。固然后世不乏昏暴之徒，但在汗青历程尚短的魏晋时代，董卓确实是人们眼中的灾星。
董卓狼戾贼忍，残暴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魏书六 董卓传》
但是根据传统看念，汉献帝是绝不会否认董卓的。
因为献帝是被董卓拥立。并且恰好因为董卓杀掉了少帝与何太后，才稳固了刘协的皇权。否认董卓、无疑否认本身的法统，等于认可本身是“被奸臣拥立的僭主”。
在曹魏的叙事语境下，董卓天然不是什么好工具。刘协的诸多“诏书”，也绝不成能出自本人之手。即使如斯，曹魏官方对董卓的描述，仍然颇为隆重，唯恐“责备董卓”而招致“刘协跟着跌份”。
理由相当简单：淡化董卓的负面形象，能够庇护献帝的法统，如许也有助于庇护“汉魏禅代”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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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之于献帝董卓是个恶棍、魔头、全国权奸，天然无可反驳。本文也无意替董卓昭雪，只是着重探究他对献帝的“特殊之处”。
皇权的神圣性与合理性，来源于“继续的合法性”。
汗青上通过不合理手段夺位的僭主，登基后无一破例会尽量撇清其篡弑黑幕，以安定统治。诸如李世民、墨棣、皇太极等人，皆属此类。
唐太宗玄武门夺位，窜改实录
上述诸人属于枭雄人物，次要是通过“小我才能”上台。
还有另一类人物，是通过“权臣拥立”上台。那类人物，对拥立本身的权臣，定性便出格小心。
被权臣拥立者，为数很多。典型者如汉文帝、汉宣帝；东汉与东晋因为皇纲不振，权臣横行，案例亦多。
文帝对“汉初军功集团”，宣帝对霍光家族，固然背地里颇多不屑甚至身后清理，但外表上都是极尽爱崇。原因无他，就是通过“庇护拥立者的形象”来庇护“本身的法统”。
假设将“拥立者”贬为奸臣，无疑会损害皇权的合理性，显得本身恰似“奸臣谋立的僭主”，那无疑是自打自脸。
“庇护本身的势力利益”是生物的本能，那个事理连野猫野狗都懂，遑论人类。
因而，无论董卓有多么可恶、多么奸佞、多么暴戾，献帝都不能不矫情忍性，庇护董卓的形象。
因为假设没有董卓，刘协是绝不成能接班的；假设考虑到蹇硕、董重等人与何氏的宫廷争斗之残暴，那董卓不只是刘协的贵人，仍是他的拯救恩人。假设没有董卓的事变，那刘协必被何氏所杀，一如董太后（刘协祖母）一般。
何进遂举兵围骠骑府，收（董）重，重免官他杀。（董）后忧怖，疾病暴崩，在位二十二年。民间回咎何氏。--《后汉书 皇后纪》
刘协面对的情状就是如斯为难：一方面董卓鼓噪宫廷、盗掘帝陵甚至奸乱妃嫔；另一方面刘协又不能不矫情忍性，尊董卓为“相父”。
固然董卓的“相国”与“太师”是僭越自封，但不难想象，“年幼聪明”的刘协，也必然赐与了董卓极高的政治待遇。
董卓身后，从其部将李傕的言语描述，也不难看出董卓的特殊地位。
初平三年（192），并州党人王允、吕布、李肃等人突然起事，刺杀董卓。屯驻陕县的凉州将校惊慌失措，欲降不允，遂抨击打击长安。
长安城破期近，李傕对献帝大唤“董太师忠于朝廷”。
傕等曰：“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为吕布所杀。”--张璠《汉纪》
历来看点，皆将此话看做凉州将校的“自饰之辞”。现实李傕固然粗俗蒙昧，但此话并不是地道的乱说。因为董卓固然荒淫无道，但确实“忠于陛下”。
董卓忠于陛下，无故为吕布所杀
个中逻辑一目了然：刘协是董卓所立，无董氏之功，刘协便不成能做皇帝。因而董卓虽是汉室之奸臣，却是刘协之忠臣。
李傕亦曾自诩“辅政四年，三辅平静，全国称道”。
傕不愿，曰：“我有诛吕布之功，辅政四年，三辅平静，全国所知也。”--《献帝起居注》
现实上李傕、郭汜在关中横行无道，搞得饥荒四起，人相残食，所谓的“三辅沉寂”地道是胡扯。但此中的内在逻辑，与“董太师忠于朝廷”是类似的，即“挟拥立之功而随心所欲”。
董卓之于曹魏建安元年（196）刘协在许县改元，正式公布了“曹操时代”的开启。那也预示了董卓形象的崩坏。
曹操在赤壁战后（208）不断以“篡汉自立”为要务。在曹魏的叙事语境下，董卓为代表的末世群雄，皆是曹魏兴家的“垫脚石”。
从《魏书》中的“传记构造”即可清晰看到，董卓占据了《驱除传记》（卷六至卷八）三卷人物中的首位，是最典型的“驱除对象”。
因而，曹魏官方对董卓、是绝不成能有任何好话的。
但特殊需要重视的是，曹魏以“篡汉”为目标，而手段抉择了比力温暖的“禅让”，因而也不能不庇护东汉的法统。
有鉴于此，拥立献帝的董卓，便不克不及被贬低得过分分。免得落人话柄，显得曹魏的鼎祚，来自“奸臣拥立的伪帝”。
曹魏对董卓的定性，能够从两处例证窥见。
其一是建安十八年（213）献帝敕封曹操为魏公的诏书；其二是延康元年（220）的禅让诏书。
（1）敕封魏公诏书
刘协在敕封曹操为魏公的诏书中，开篇说“朕因为不修德性，少小遭到忧患，波流到西境地盘，四海流离”。
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迁於唐、卫。--《魏书一 武帝纪》
“不修德性”是帝王谦词，与功己诏类似，纯属浮言，能够漠视。“越在西土”则指初平元年至兴平二年（190-195）的“汉廷长安时代”。
问题在于，献帝绝口不提董卓之名，似乎有意避忌。
朕以不德，少遭愍凶
诏书第二段开篇，说“昔日董卓刚刚开启了国难，中原诸侯便图谋篡汉，幸赖曹操扫平群雄，匡扶汉室”。
昔者董卓初兴国难，群后释位以谋王室，君则摄进，首启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魏书一 武帝纪》
那一段也很有深意。因为刘协在长安期间（190-195），中原群雄在关东日夜争斗，从未染指函谷关或武关，底子影响不到献帝。实正侮辱熬煎献帝的人，是董卓、李傕、郭汜等人。
但刘协对董卓之恶，仅仅是蜻蜓点水般地略加提及，且称“初兴国难”，却对中原诸侯大加挞伐。
立场无疑是明显的，即尽量淡化董卓的影响，制止牵扯到本身“被乱臣拥立”的黑汗青。
（2）禅国诏书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曹丕继位，改元延康。延康是东汉的年号，却因曹操之死而改易，“鼎移曹氏”显而易见。
同年刘协下禅让诏书，“让国”于曹丕。
禅让不外是个形式，背后是曹氏的武力威慑。值得重视的是，此次刘协的诏书，更为特殊，痛快“略过董卓而不提”。
关于刘协的诏书版本，传世颇多。有陈寿《三国志》版，袁宏《汉纪》版，还有《献帝传》版。诸版本无一破例强调“皇室板荡、全国倾覆”，却决口不提“兴做大难”的祸首董卓。
那恰是曹丕的伶俐之处。
曹丕深知，假设在禅国诏书中提到董卓，无疑会使全国臣民联想起刘协是董卓拥立的藩王，本无继续权。
假设董卓是奸臣、那刘协即是伪帝，继续刘协法统的曹丕，也便会跟着跌份。因而痛快对董卓“略而不表”。
小结在封建皇权社会中，“定策”之事的发作，阐明至少存在两个情状。
其一是没有明白的储君，因而继位者往往欠缺威信。其二是存在强势的臣僚，可以影响嗣君的废立。
因而，定策之后，也便往往同时呈现“弱主”与“权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典型者如汉文帝刘恒，在军功集团与齐王集团的抵触斗争中，不测捡漏；另有汉宣帝刘询，在海昏侯与霍光的斗争中，被拉出来摘桃。
事实上，文帝与宣帝虽是雄主，即位之初、却相当妥协且柔弱；朝事完全拜托给定策功臣，本身不外垂拱罢了。
最可为例证者、即是宣帝对霍光的立场。
霍光是宣帝的大恩人，是把宣帝从“功臣余孽”抬回“九五之尊”的功臣。假设没有霍光，那刘询就是一辈子混迹市井的闲散宗室。
因而，即便霍光擅权、令宣帝“芒刺在背”，甚至偏护老婆毒杀许皇后（刘询原配、元帝生母），宣帝都不能不咬牙隐忍。
宣帝始立，谒见高庙，上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如有芒刺在背。--《汉书 霍光传》
显（霍光妻）恐急，即以状具语（霍）光，因曰“既失计为之，无令吏急衍”。光惊鄂，默然不该。其后奏上，署衍勿论。--《汉书 外戚传》
霍光身后，宣帝鼎力大举清理，甚至夷灭霍氏三族，却仍然将霍光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不时祭奠。
宣帝族灭霍氏，独崇霍光
即便宣帝再痛恨霍光，都不敢彻底承认霍光。理由显见，宣帝是霍光所立，否认霍光，等同于否认本身。
类似情状者又有东晋的桓温。
桓温是拥立简文帝的功臣。固然桓氏本意是通过废立，来实现篡位大业。
按说桓温谋逆，罪大恶极，但桓氏家族竟然未受连累，桓玄（桓温子）威势如故。以至桓温废立之举，还被东晋朝廷遮掩为“废昏立明”，称其有“忠贞之节”。
太学博士范弘之论殷浩宜加赠谥，因叙桓温不臣之迹。是时桓氏犹盛，王珣（乃）温之故吏也，认为（桓）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资治通鉴》
桓氏未遭清理，与霍光同理。即对皇帝有拥立之功。否认桓温，无异于否认简文帝的法统。
拟之刘协，亦同其理。
董卓虽荒淫无道、图谋篡汉，但事实是拥立刘协的功臣首功。否认董卓，即是否认汉献；更会因而损害到曹魏的颜面。
因而，敕封魏公（213）与禅让鼎祚（220）的两次重要仪式中，董卓要么被一略而过，要么痛快隐而不表。
刘协与曹丕，显然对“政治规则”谙习于胸，故心照不宣，默契共同。
良多时候，看似简单的逻辑，却呈现复杂甚至相反的成果。究其原因，非不为也，是不克不及也。
我是胖咪，头条号汗青原创做者。闲谈汗青妙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分析展开背后隐躲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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