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曾有过“愿世世无生帝王家”的感慨，生在帝王家未必就是幸福，反而有时会让寻常苍生家的不幸变得愈加不幸。比来热播的剧集《清平乐》的原做小说，就是按照汗青上的实在事务——福康公主的婚变——演绎而成的。婚变的工作大大小小从古到今很多，但此事因为配角身份特殊，在朝廷中引起了争论，并最末招致了不成挽回的后果。北宋汗青上的许多名臣——如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先后与那起事务产生了关系。他们两人留下的“日志”，为复原那起事务供给了珍贵的质料。然而那两人记载的立场之间又有张力，使得那件事情得愈加扑朔迷离。
剧中的福康公主
从连夜“回娘家”到“奉主无状”
关于福康公主的婚变，最易找到的记载是《宋史・公主传》。内容大概如下：
“玮朴陋，与主积不相能。主中夜扣皇城门入诉，玮皇惧自劾。谏官王陶论宫门夜开，乞绳治护卫，御史又共论主第内臣多不谨，帝为黜都监梁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应为梁怀吉）一辈十余人。后数年不复协，诏出玮于外，主降封沂，屏居内廷。久之，复召玮，使为驸马都尉如初。英宗立，进越国长公主。神宗治平四年， 进楚国大长公主。熙宁三年薨，年三十三。以玮奉主无状，贬陈州。”
显然，其时福康公主与驸马李玮关系十分恶劣，以致于福康公主某天三更奔回皇城，叩门告屈，驸马惊慌，主动请功。按照《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续长编》），那事发作在嘉祐五年九月的某一天。
但是，谏官、御史的存眷点全不在公主受了什么委屈至于三更跑回娘家，而是抓住宫门夜开那件事不放，或认为公主和宦官的关系有失隆重，最末处分了公主身边的一寡宦官。按照《宋会要辑稿》，那一事务以后，公主的内侍都被换成了年长隆重者，而且禁绝与驸马过多接触，那也算是庇护公主的体例。但是，事实是公主与驸马仍然“数年不复协”。宋仁宗只好再次下诏，使李玮到外埠仕进，又降了公主的封国，同时将公主隔离在内廷，两人似乎是“分居不分炊”。
奇异的是，之后一段时间，李玮又被召回，仍然做他的驸马都尉。公主一度下降的封国品级，也在英宗、神宗年间得到了提拔。看起来那件事似乎得到了平息。然而，到了熙宁三年，福康公主突然逝世，年仅三十三岁。而李玮被贬陈州，功名是“奉主无状”——工作就如许以福康公主的不幸灭亡画上了句号。而“奉主无状”四字，则会让人联想李玮能否凌虐了公主。只可惜，《宋史》里没有留下更详细的记载。
司马光：是公主的错，然后他们离婚了
至于《续长编》对福康公主婚变的记载，大段内容摘抄自司马光的私人记录《涑水纪闻》。
剧中的司马光
宋朝的士医生多有做私家记录的习惯，如今一般称为条记小说。那些记录有纪事为主的，如司马光《涑水纪闻》；有日志，一般称为“日录”，如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有读书条记，如洪迈《容斋漫笔》；还有游记，如陆游《入蜀记》；也有生平手泽，由别人编纂成条记形式，如苏轼《东坡志林》。和今天的人写做博客文章类似，那些条记都为其时发作的事留下了陈迹。固然号称是私家记录，但是有很强的公共性量，写做的目标就是使之传播。
在《涑水纪闻》里，司马光对公主婚变之事做了详细记录，并写下了他对那件事的观点。司马光认为，两人失和，起首是公主看不起李玮，“玮貌陋性朴……（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卑视之”。又因为公主身边小人——次要是公主的乳母韩氏——的挑唆，关系愈加恶劣。梁怀吉等内臣是公主身边的旧人，公主十分溺爱他们，一次公主和他们一路饮酒，被李玮的生母杨氏看到，公主发怒，出手打伤了杨氏。因而才引起了外界的鼓噪。
《清平乐》剧中的李玮及生母杨氏
司马光还记载，因为朝廷将梁怀吉贬到了外埠，引起公主的剧烈反响，“或欲自缢，或欲赴井，或纵火欲焚第舍”，那都是为了胁迫皇帝，要求他偿还梁怀吉。皇帝不得已，才只能召回梁怀吉。但是公主仍是厌恶李玮，从此不愿再进入宅院的内院卧室，只肯呆在客厅里，日夜都不睡觉，行事好像癫狂：“或欲自尽，或欲突走出外，状若狂易”。她身边有人将那些事上报了皇帝，皇帝才做出了一系列对公主及其亲信的惩罚。
那里，司马光摘录了嘉祐七年三月皇帝所下的造书，此中说，当初是因为公主看起来很伶俐，所以才让她下嫁，没想到竟然如斯有失面子，若是公主不克不及在他人家循分生活，那怎么能对社会有好影响？（“苟不克不及安谐于厥家，则何以不雅示于流俗”，）于是将福康公主的封国由兖国公主降为沂国公主，而安州察看使、驸马都尉李玮改建州察看使，照旧知卫州。
司马光还提到，公主回到宫禁中生活之后，皇帝屡次派人抚慰李家，而且恩赐重金，传话说“常人富贵，亦没必要为主婿也”，于是李玮的兄长李璋上书，托称本身家配不上公主，希望离婚，皇帝就允许了他们离婚。因为失和是因为公主的过错，所以没有惩罚公主。
总之，根据司马光的记载，一切都是因为公主溺爱内侍，不尊崇夫家，而且遭到了奸人的挑唆。至于公主与李玮的“离绝”，也是仁宗表示，由李家提出，仁宗允许。
看起来，一切都由公主挑起，以皇帝申斥公主完毕，都只是皇家内部的事，仁宗也留下了深明事理的形象。
不外司马光没有提及的是，仁宗皇帝的立场本是偏向公主的，其时惩罚公主，是群臣“围攻”之下无法的成果。而“围攻”公主的领袖，恰是身为谏臣的司马光本人。
被“围攻”的公主和逼上梁山的母亲
其时群臣“围攻”公主的奏状，被集中搜集在《宋名臣奏议》中。因为宋仁宗本性宽仁，赏识婉言敢谏的大臣，所以其时的言论情况十分自在，大臣们攻讦的锋芒能够毫无顾忌地瞄准皇室甚至皇帝。在那个事务中，没有一小我责备驸马，所有的大臣都将锋芒指向了公主甚至皇帝。
在婚变事务中，言官对公主的控诉点，起初次要集中在公主深夜入宫，夜开宫门，毁坏了皇宫门禁轨制。一系列弹劾之后，皇帝将公主的骄纵归结为身边内侍的唆使，因而把公主身边包罗梁怀吉在内的内侍都贬去他处。不久，仁宗因为公主的对抗而不得已召回梁怀吉，此事被言官发现，又掀起了新一波的弹劾海潮。
时为谏官的司马光是那几次弹劾的主力军，他先写了一篇奏状，将锋芒指向公主身边的宦官，认为皇帝不应为了抚慰公主而召回宦官梁怀吉与张承照，那些人“功恶山积，当伏重诛”，皇帝宽大，将他们放走，朝廷表里的言论才平息，如今才几个月又召回，人言可畏，倒霉于管教公主，也倒霉于皇帝的名声。针对公主的种种失控行为，他还援引前朝的故事，表示公主有如许的行为，必然是遭到了身边人的挑唆，要皇帝应该效法前人，重罚公主身边的小人，以管教公主。
过了几天，司马光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奏状攻讦皇帝对公主的教育，文中将太宗之女“献穆公主”与福康公主比照，论述公主教育的重要性。献穆公主就是剧中已经退场的“魏国大长公主”，下嫁北宋国初上将李崇矩之孙李遵勖（有说法认为他是济公的先祖），但她成婚后“贵而不骄”，从未嫌弃夫家，而是生活简朴，尽力相夫教子，温顺而“不妒”，最末得享令名，司马光认为，与太宗比拟，仁宗没有教诲好公主，使她养成了骄纵的脾性，对此事是有责任的。
《清平乐》剧中一闪而过的魏国大长公主（谥号献穆公主）
之后，李玮降职外任、李玮的生母杨氏搬出公主府第的号令下达以后，司马光又站出来，坚定反对让驸马外任。他奏道：皇帝你让李玮做驸马，原来是为了给李家施以恩宠，皇帝你当初就尝过母子别离的痛苦，如今怎么害得李家母子别离？驸马若是有过错，公主也应该被降功！那里说到仁宗让李玮做驸马，是为了填补仁宗不克不及赡养生母的亏欠，那一点在浩瀚史猜中都提及，也是其时朝中大臣所共识。那确实是针对仁宗的一记杀着，末于促使皇帝做出了申斥公主的决定。
围攻公主的不行司马光一人。其时的左正言王陶、殿中侍御史吕晦、知谏院唐介、监察御史傅尧俞等等，都参与过对公主夜开宫门、皇帝摈除驸马、召回公主内臣的弹劾。关于皇家的此次挑战，成为了他们心中配合的光芒往事。司马光为吕晦撰写墓志，出格提到了吕晦弹劾过公主那件事。而苏轼撰写关于司马光的重要列传《温公行状》时，也出格提及了司马光弹劾过公主。能够说，仁宗朝的那些名臣，几乎都将冲犯龙颜、攻击公主，当成了本身不畏势力、敢言切谏的勋章。事实上，那群大臣豁出一切地帮手管教公主，并非实的心疼驸马，而是想要借挑战皇帝私交之机，促使皇帝成为他们心中的契合儒家范例的明君。
在群臣的炮火下，宋仁宗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只要一小我无前提地与公主站在一路，为公主不吝逼上梁山，那小我就是公主的生母苗妃。
苗妃是仁宗的乳母许氏的女儿，后来成为了仁宗的妃嫔。据《续长编》记载 ，公主精神陷入不安靖之后，苗妃认为需要拯救本身的女儿脱节婚姻。她就和另一位妃嫔俞充仪合谋，在公主府安插了亲信内臣王务滋，试图找到李玮的过错，好让公主分开那段婚姻。但是李玮干事隆重，王务滋毫无收成。王务滋便提出，她们能够向皇帝恳求旨意，赐死驸马。
苗、俞两妃子先后两次向皇帝请命。第一次，皇帝默然不答。第二次，曹皇后在侧，见她们启齿，便说：皇帝当初让李玮做驸马，恰是为了章懿后，那种事怎么能做呢？曹皇后身边的内侍任守忠也在一旁帮腔称是。于是驸马躲过一劫。
也许是苗妃如许出格的行动，让皇帝意识到工作的严峻性。末于，工作就开展到了《涑水纪闻》里记载的离婚阶段，但是工作没有完毕。其时，合理盛年的司马光对离婚的决定暗示无法理解。他上奏说：公主既然已经嫁人，就不克不及久居内廷，仍是应该跟李家人住在一路。内廷不是公主能够久居之地。住得久了，就再也不肯意回到李家了。为了给全国做楷模，公主必需和驸马在一路。
此时出来劝谏的也不行司马光一小我，还有之前与司马光一路弹劾过公主的大臣龚鼎臣。他引用《周易》中“睽”卦上九爻，和宋仁宗说，公主和驸马之间只是婚姻中城市有的小打小闹，以后必然会和好，“待其疑亡则志适矣”（“睽”卦上九爻为“匪寇，婚媾”，对应《象》传中说“群疑亡也”）。
在那些大臣的“要求”和“预言”下，福康公主和驸马似乎实的和好如故了，刘挚为龚鼎臣做墓志铭时，说宋仁宗觉得工作被龚鼎臣说中了，很快乐。那件事就酿成了他的功绩。按照《宋会要辑稿》，公主与驸马完毕分居，是嘉祐七年十一月三日的事，那场分居一共只持续了几个月。
就在世人都认为称心如意，“公主与驸马幸福地生活在一路”的时候，没过几年，就来到了故事急转曲下的结局。
是孝女，仍是一个疯女人？
福康公主死了。
她与驸马复合之后没有几个月，仁宗就逝世了。养子宋英宗即位，不到四年，就轮到了英宗的儿子神宗即位。之后转眼就到了熙宁三年。那恰是公主第一次逃回皇城的十年后。正月九日那一天，年仅三十三岁的福康公主——此时已经是长公主了——突然逝世。
论起来，福康公主是神宗的堂姑，并不是亲姑。但是，神宗的父亲英宗在深宫寄养时，曾受过福康公主的生母苗贵妃的赐顾帮衬，记载在《宋史・后妃传》中。从那层关系来看，他们的关系可能仍是比力亲密的。之前的熙宁二年蒲月，公主曾经向神宗请旨，要改换翰林医官，神宗破格允许了。那一次得到公主死讯，神宗立即前去公主府浇奠，之后吃紧忙忙叫来了中书，下达了对李玮的惩罚。
那一记录呈现在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所做的日志《熙宁奏对日录》中。
据王安石的记载，其时宋神宗说：“玮都不恤长主”。他说，福康公主生病时，需要服药、看病，李玮都加以阻遏。福康公主死在正月，气候冰冷，她还要拖着病体，本身烧炭取暖，死时脸上能够看到炭火烧伤的陈迹，衣服和被褥上都爬满了虱子。又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宋神宗其时还当着大臣的面恸哭了一场，之后就撤销了上元节的做乐、朝会活动，号令宰辅都去给长公主上香。
那揭开了之前被强行降下的幕布的一角：福康公主和李玮的和好如初，恐怕只是谎话，或者表象。从那笔记录，能够晓得《宋史》中说李玮“奉主无状”不是没有理由的。
若是福康公主在仁宗身后遭遇李玮的凌虐，为什么不再次回到皇宫去？那此中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英宗登基以后，仁宗晚年还在宫中的幼女不能不将宫室让出，给英宗的公主栖身。福康公主现实上已经没有“娘家”可回，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境地。司马光当初说公主不成能久住皇宫，竟然不幸言中了。但是，也恰是因为强烈要求公主回到无爱的婚姻中，反而推进了公主的死。晚年司马光记公主事时对此避而不谈，也许是他本身也觉得说不外去。
《清平乐》剧中福康公主向上天祈祷的动人情节
公主已死，需要为公主定谥。那是一个为福康公主昭雪的时机。神宗提出，公主是孝女。于是按照公主年少时的孝行，下敕谥号定为“庄孝”。至于公主的孝行，可能是《宋史・公主传》中记载的事：有一次宋仁宗突然“不豫”，没有人敢靠近，只要福康公主光着脚向苍天祈祷，希望本身能够替代父亲生病。
宋仁宗一生有过数次“不豫”，字面上是身体不恬逸，剧集中表示为疑似心脏病，但可能不是如许。因为那时他往往说出人意表的话，做出人意表的事。有人认为那是一种间歇性神经病。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曾经详细记载过仁宗一次最严峻的“不豫”，是从嘉祐元年大雪的元旦夜里起头的，宋仁宗突然光着脚跑到了院子里向上天祝祷（后来民间传言宋仁宗是“光脚大仙”下凡，可能就与那类行为有关），之后连续好几天行为举行非常奇异，以至指控曹皇后要伙同宦官张茂则杀他。此事引起了很大震动，曹皇后惊慌不敢出头具名，张茂则险些惶恐他杀，以致于只要几个宫人敢上前赐顾帮衬皇帝。
但是，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间接承认了福康公主对仁宗的孝行，说福康公主“时已病心”，一起头底子不晓得皇帝有病。若是公主出嫁前就已经发疯，那么不单公主的孝行不成立，后来的出嫁似乎也就成了一场针对李玮的皇家阴谋，那与司马光过去对公主的剧烈攻讦又有良多自相矛盾之处。宋代确实有多位皇室，包罗实宗、仁宗、哲宗、光宗，都曾经有过类似精神变态的记载。若是公主实的也患有偶发的精神变态，那么单从公主的角度来看，那场蹩脚的婚姻，就是一个神经病患者被皇室丢弃在外，强行婚配，又被凌虐致死的悲剧，而公主那些耸人听闻的骄纵行为，也许只是一些值得同情的病理表示罢了，那么，此前司马光对公主的攻讦，不就落空了吗？
王安石的记载对公主的悲凉命运充满同情，司马光却老是要揭露公主的种种缺陷，那矛盾的记载让公主在后世的形象变得扑朔迷离。事实上，两人对公主的评价差别，也许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关，王安石其时“得君行道”，正依托宋神宗推行新法，与神宗恰是如胶似漆，神宗对姑母遭遇的悲恨，天然会得到王安石的同情。而司马光反对变法立场坚定，加上从始至末参与过昔时弹劾公主的动作，对公主原来就不雅感欠安，此时为了匹敌神宗为公主施加的美谥，将她写成“病心”以否认其孝行，也是一种表达差别立场的体例。
宋代史学昌明，重视史料保留，野史记录过于简单，但还有《宋会要》、《续长编》那些野史的原始记录，大臣文集中的公函、条记如许的小我记录，再配上墓志、行状等小我列传材料，仍然能够构成一张材料网。虽然因为政治风向加上皇家面子等原因，信息的客不雅性可能会遭到毁坏，但是多种小我记录的存在，仍然能够帮忙后来人领会过去。小我记录的“不客不雅”，和野史的纷歧致，几乎是一定的。即便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如许的史学家、亲历事务过程的见证者，他们的小我记录中也无法制止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野史的抵触。毋宁说，越是有宏大叙事做为布景，小我记录就越有它的意义。
不幸的起源：落差极大的婚姻
在福康公主的故事里，公主的遭遇令人同情，群臣的谏议似乎也不是没有事理，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鞭策一切功恶的“幕后黑手”，那么，那个悲剧能否就无法制止了呢？到那里，也许我们能够回头逃溯一下公主不幸的起源。前文已及，那段婚姻是宋仁宗亲身摆设，以做为对“章懿太后”一家人的抵偿，那是其时人们的共识。那种抵偿的动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宋仁宗要填补本身孝心的缺憾；另一方面，他也想要借此掩盖李宸妃贫寒的身世。
章懿太后，也就是李宸妃的故事，在《清平乐》中也有演绎，不外关于章懿太后的身世、她和章献太后刘氏的关系仍然交代不敷清晰。
李宸妃是章献太后刘氏身边的宫女，兄长名叫李用和。据《宋史・外戚传》，李用和年少时极为贫寒，漂泊京师，靠凿纸钱为生，后来得到了“魏王刘美”的赏识，才“奏补三班奉职”，有了个差事。
刘美是章献太后刘氏名义上的兄长，本名龚美。刘氏入宫前，是在民间打鼓卖艺的流离艺人，就是跟着那位龚美卖艺。皇家为了掩盖那段往事，龚美才改名刘美，封为魏王。他们的刘，也成为了世家大族“彭城刘氏”之刘，家谱也被改成了名臣之后。
按野史的说法，李用和是被刘美从民间找到的。有概念揣测那可能是刘家对李宸妃“借腹生子”的回报。不外，主编《新唐书》的史学家宋祁为李用和撰写的行状，留下了一条纷歧样的说法：李用和与刘美有“里表”，带亲戚关系。若是是如许，那么刘氏、李氏之间应该就没有民间想象出的“宫斗”关系，李氏自始至末都是刘氏的亲信，她一入宫就因为两家的亲属关系成为刘氏身边的宫女，代刘氏生子可能也在两人的方案之中。那更像一个《寄生虫》式的故事：一个布衣女子打入了皇家，之后将本身的亲戚熟人都带进了皇宫中，一路兴旺。那表现出了布衣阶层的朝上进步心。
固然仁宗亲政后，李用和以国舅身份飞黄腾达，他身世的家族，也酿成了高门“陇西李氏”。但是，来自布衣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动的，那些习惯也影响到了李用和的儿子李玮。几乎所有记述李玮的材料，城市说到他“朴”“性朴”，那其实是“粗俗”的一个委婉说法，就是说他身世猥贱，行为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
仁宗让福康公主嫁到李家去，也恰是让本身身世贫寒的母族融入上流的体例。公主与李玮要离婚，仁宗感应难办，也正因而。
公主的婚礼在公主七岁懵懂蒙昧时就已经定下，其时李玮也只要十三岁，那显然是摆设得过早了。仁宗还出格录用国子监的名师王逢为“陇西郡王宅传授”，给李玮当家庭教师，就是担忧他们婚后合不来。
可是，对公主的溺爱，加上抵偿李家的表情，又让仁宗对公主出嫁一事有了过度存眷。
据《续长编》，嘉祐二年六月，仁宗要求将女儿封为兖国公主，并举行封爵之礼。封爵公主，是为了公主下嫁做筹办，原来没有问题。但是行封爵之礼，却其实不契合宋代的“祖宗家法”。时为翰林学士的胡宿上书反对，认为本朝之例，封爵皇子才有仪式，封爵公主没有仪式，以至之前仁宗封爵楚国、魏国两位大长公主都没有仪式，若是要实行仪式，就僭越了位分。另一方面，公主遭到封爵，公主的母亲苗贤妃也有封爵，公主有仪式而贤妃没有仪式，则女儿超越了母亲，那也不契合礼法。仁宗那一次没有遵从胡宿的定见，仪式就根据封爵贵妃的规格举行了。
公主下嫁前，因为已经多年没有公主出嫁的先例，寡礼官又关于婚礼事实该怎么办停止了剧烈的争论，因为公主下嫁差别寻常婚姻，古礼中以男方家庭为主动方的“纳采”“问名”都很难适用，官员们频频研究，最初决定由李家出头具名，筹办雁、帛、玉、马，在皇宫东门举行形式上的纳采之礼。那后来被记载入礼典，成为后世公主出嫁的根据，但是那种仪式自己，就显示了公主和李家的不服等。
在正式出嫁之前，仁宗先为公主停止了封爵大礼，一个月后，又为公主正式完婚。官方将公主下嫁称为“出降”，那个用词无疑进一步强调了公主的屈就。同时，整个婚礼费钱数十万缗，招致后世公主出嫁时朝廷城市为了拿不出相等的婚礼费用而忧愁。
一场又一场的仪式，让那场旷日耐久的婚礼，在满朝的凝望关切下增添了许多无形的压力。外表上仁宗对公主极尽尊宠，但公主被包拆得越尊贵，“出降”带来的落差就越大。那也为公主后来的不适和不幸埋下了祸根。
婚礼三年前，宋仁宗就命人修建公主府第。至和元年（1054）十月七日，其时出名的宦官任守忠主持公主府第奠定仪式，为他撰写祝文的，恰是“唐宋八各人”之一，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祝文说：
“《礼》崇下嫁，《诗》美宜家。惟筑馆之有初，方涓辰而叶吉。冀百灵之来护，期克日以斯成。尚飨！”
引经据典，写出了仁宗对女儿婚姻的美妙祝福，只可惜后来都没有实现。
但是关于李家而言，福康公主的到来是一场灾害吗？恐怕也不是。
南宋有一位高僧雪巢法一，按照他身后的塔铭《长芦长老一公塔铭》记载，法一年少时即气量出寡，辞吐非凡，问之，“实出章懿太后家”，是李玮弟李瑊的后人。法一是因为厌恶家里锦衣玉食的生活才选择落发的。塔铭说其时李家已经仿佛成为贵族：“承平百馀年，中外安富，而李氏勋戚之贵振全国，筑大第，建旄节，粉白黛绿充满后房，鸣锺列鼎而食。子孙奉朝请者数十人，墨轮华毂，相属于道”，由此可见，虽然李玮那一代仍然“性朴”，及至公主嫁入李家之后，他们社会身份就呈现了庞大的变革。
李玮的后人又若何了呢？按照神宗朝知造诰苏颂文集中保留的公函，福康公主死前还留下了遗表，为嗣子李嗣徽请官。李嗣徽是从李玮的长兄家过继来的，本名墦，过继之后改名嗣徽。（趁便说一句，福康公主的本名已不成考，《清平乐》原做小说中诬捏了“徽柔”那个闺名，可能是因为李嗣徽。）由此看来，固然遭受李玮凌虐，福康公主仍然悬念着李家的子孙，恐怕也不克不及算做嚣张嚣张，翻脸无情。
那场不幸的起源，可能是宋仁宗试图弥称身份落差的体例。他是一位宽仁的皇帝，对亲情非常重视，但他表达亲情时，却又常常不由得操纵本身皇帝的特权。他想要抵偿李家，却选择了公主下嫁的手段，付与他们皇亲国戚的身份；他想要对公主好，却选择了付与她超越一般公主身份的特殊尊宠，反而加剧了公主心中的落差。也许在仁宗心里，先给公主一系列特权和荣宠，再将她下嫁李家，是既对公主好，又对李家好的一举两得之策，然而那最末形成了女儿一生的痛苦。那时仁宗再试图用特权来挽救女儿，群臣便不再依从了。从那个角度来看，司马光对仁宗不擅长治家的攻讦，也是有其事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