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语境中，弹劾又称举劾、纠弹，是指向皇帝检举揭露包罗宰辅大臣在内的所有官员的行政过失和立功事实。弹劾法令是行政监察轨制的重要构成部门，弹劾行为是最根本、最严厉的监察手段。
剧情与轨制开展
电视剧《清平乐》中有一正一反两场弹劾大戏让人印象深入。
正面的一场弹劾，是因宰辅官员面临灾荒之年流民四散的困局，拿不出任何有效应对之策，时任左司谏韩琦一道劄枪弹劾掉宰相王随、陈尧佐和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四名宰执重臣，让他们一天之内或贬官或免除，被人称为“片纸落去四宰执”。
背面的一场弹劾，是御史中丞王拱辰因私家恩怨，弹劾滕宗谅在任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北部一带）知州时滥用权柄，“前在泾州费公钱十六万贯”，在朝廷上掀起一场政争风波。
那两场弹劾大戏并不是剧中演绎，而是汗青史实，是宋朝弹劾法令轨制的实在反映。
弹劾轨制源远流长，早在《周礼》中就规定“小宰”职责是“宫之纠禁”，详细使命就是“纠为举其非事,已发者依法割断之,事未发者打量”。秦汉时设置御史机构为“耳目之官”，由御史医生、御史中丞、侍御史等官员监察中央和处所表里百官，察不法，举弹劾。颠末魏晋南北朝的开展，到了隋唐期间，负责弹劾事务的御史台从行政系统剥离，成为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独立行使弹劾权。
尤其是唐朝，御史台内部门工愈加细化，在弹劾上构成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分权分工形式。台院侍御史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负责弹劾中央官员，审讯其犯警案件；殿院殿中侍御史次要弹劾两京即长安、洛阳地域官员的犯警行为；察院监察御史“分察百僚、巡按州县”，在京时别离弹劾中央政务部分尚书省六部官员，出京时按照“监察六条”巡察处所各州县官员。因身负弹劾巡按之责，御史出京可“摆荡山岳，震慑州县”。并且三院御史在御史台内部相当独立，能够不经请示长官御史医生、副长官御史中丞，间接弹劾犯警官员。
北宋期间，弹劾轨制发作严重变革，肩负弹劾之责的官员群体大幅扩展。谏官即宋代之前专门负责针对朝政得失向皇帝提定见的官员，起头深度涉足弹劾事务，从讽喻谏诤君主转向监视弹劾百官。《宋会要》明白规定谏官权柄为“拾遗补阙，凡朝政阙失，悉许论奏，则自宰臣至百官，自三省至百司，任非其人，事有失当，皆得课正”，从宰相高官到通俗官员，从三省决策机构到百司施行部分的任何犯警之人、不法之事，都能够弹劾。此外，中书舍人、给事中等负责对圣旨停止封驳的官员，也拥有了弹劾权，尤其是能够对朝廷不妥人事录用停止弹劾。尚书省官员“得弹奏六察御史渎职”，能够弹劾御史的渎职行为，以便于二者互相监视。以至宣徽使即《清平乐》剧中仁宗宠妃张妼晗为其伯父所求之官和閤门使也能够弹劾百官上朝时的失仪行为。
因为御史台和谏院都拥有弹劾纠检百官之责，二者在监视对象和论奏范畴上逐步重合。跟着谏官群体在弹劾事务中的兴起，宋代呈现台谏合一的趋向，进步了弹劾的效率。明道二年（1033年），因仁宗要废黜郭皇后，时任右司谏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谏院和御史台官员，集体硬闯宫门要当面向仁宗建言，反对废后，震动朝野，显示了台谏合一的力量，开启了后世台谏官员结合弹劾论奏的先声。《清平乐》对那一幕亦有反映。
此外，宋朝还造定专门的弹劾法令《弹奏格》，出力树立弹劾权势巨子，规定遇有告急情况，台谏官“听非时入对”，能够不受上朝言事时间限造入宫行弹劾之事；因被台谏官弹劾遭到惩处的官员，即便碰到大赦也不克不及减免惩罚；台谏官能够与大理寺等司法部分合办涉及被弹劾官员的案件；台谏官弹劾失当只赐与轻细处分，但若是渎职不弹则要受严惩；强迫规定御史每个月必需弹劾一名官员，奏弹一件朝政，不然就要罚款，是为“辱台钱”；以“纠察之多寡当否”做为台谏官的政绩评价尺度，弹劾次数、人数越多的台谏官，越能快速升迁。在那种轨制的鼓舞下，弹劾者“不避权倖”，被弹劾者“多所贬出”，以致“百僚敬惮”。宋朝由此构建了一个相对严密有效的弹劾法令轨制系统，对宰执大臣等中央百官和处所各级官员的监视愈加到位。
弹劾宰执大臣
宋代宰执大臣次要是宰相、副相参知政事和枢密使、枢密副使。宰相“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枢密使“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兵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居于更高行政和军政长官的政治地位，他们的一言一行身负全国安危，天然成为崇尚“以全国为己任”的台谏官员重点弹劾对象。
宋代皇帝为了平衡宰相相权，造约枢密使兵权，往往听任台谏官员对宰执大臣停止弹劾。且按照宋代官员选举法令，宰执不得参与台谏官员的推荐录用，宰执属官及子弟不得任职台谏。台谏官员的选任与宰执权利切割，解除了他们仕途进退的后顾之忧，能够愈加安心斗胆地弹劾宰执大臣。
宋代台谏官员弹劾宰执大臣之事，史不停书，《清平乐》中韩琦“片纸落去四宰执”只是寻常一幕。宋实宗咸平三年（1000年）十一月的一天，宰相张齐贤因饮酒过多，酩酊酣醉，以致在朝会上官帽歪斜，衣冠不整，走路踉跄，几乎跌倒在大殿之上。御史中丞当即弹劾张齐贤失仪大不敬，实宗随即撤职了张齐贤宰相之职。
仁宗期间，宰相陈执中两度拜相，两次因为被弹劾而罢相。第一次是因为黄河决口，苍生流浪失所，陈执中身为宰相，救灾无策，反倒去向江湖术士、麻衣神相请教禳灾之法，台谏官员集体弹劾其持禄，陈执中罢相。复任宰相后，陈执中家中仆众突然暴死，有传说风闻说是被陈相妾室张氏所杀。殿中侍御史赵抃弹劾陈执中治家无方，迫使其居家待功，托名养病不敢行宰相之权。到至和三年（1056年），全国大旱，谏官范镇弹劾陈执中“不病而家居”，倡言“陛下欲弭灾变，宜速退执中”，御史中丞孙抃又率御史郭申锡、毋湜、范师道、赵抃集体助力范镇。在台谏弹劾的庞大压力下，仁宗固然顾念昔时陈执中力谏实宗立本身为太子之恩，但也被迫再次撤职了陈执中的宰相之职。
其时另一宰相梁适同样因为治家不严遭到弹劾。梁适任相期间，京师茶商欠官府茶税40万缗，负责茶业专卖事务的盐铁判官李虞卿“案之急”，多方逃责。茶商就“内交于适子弟”，托人打通与梁适家人子弟的关系，恳求梁相代为疏通。梁适承受茶商请托，竟然间接将李虞卿赶出京师，外放到陕西任负责处所司法事务的提点刑狱。御史马遵、吴中复听闻，立马弹劾梁适“贪黩怙权”“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仁宗将梁适贬为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知州，并将李虞卿调回。
仁宗期间，台谏官员弹劾宰相的行为十分多。仁宗朝共有23名宰相，此中13名因为台谏官员的弹劾被撤职，可见台谏弹劾权利的感化之大。仁宗亦言，“自古以来置谏官、御史者，所以防臣僚犯警，时政失宜，朝廷用之为纪纲，人君视之如耳目”，认为台谏弹劾是朝廷纪纲之所系。
弹劾父母官员
台谏官员任职中央，故其弹劾对象也以宰相等朝官为主，但那不代表他们的督查范畴只局限在中央朝廷和京师开封。按照有关学者对仁宗期间弹劾史料文献的统计阐发，对父母官员的弹劾占弹劾数量的三分之一摆布。
皇族和中央高官在处所的亲属、姻亲，因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往往遭到台谏官员的特殊“照顾”。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二月，北宋开国功臣郭从义曾孙、宋太宗孙女婿郭承祐因任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一带）知州时贪污受贿，开国宰相魏仁浦之孙、滑州（今河南省滑县一带）都摆设魏昭昞因无德无能被弹劾。两人虽然是皇亲贵戚，仍然被贬官。
与中央高官尤其是宰执大臣有过重要交集，如曾是科举同年、有过知遇之恩、或曾有上下级关系的父母官员，也是重点弹劾对象，《清平乐》剧中滕宗谅被弹劾即如斯。
滕宗谅那个名字今人可能有些目生，但他的另一个名字人们却是耳熟能详。范仲淹千古名做《岳阳楼记》开篇即言：“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子京便是滕宗谅之字，范仲淹和滕宗谅是同年进士，二人早年同在泰州（今江苏省泰州市一带）任职，滕宗谅曾帮范仲淹筑捍堤堰。范仲淹高升后，对他多有举荐提拔。滕宗谅亦是文武全才，在对西夏做战前线泾州任职时，于官军大败之际募民为兵，坚守城池。范仲淹率军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情面忧沮”，天色异常，士气低落，滕宗谅又“大设牛酒迎犒士卒”，鼓励士气。
正因滕宗谅与范仲淹交集过深，被与范仲淹政见不合、死力反对庆历新政的王拱辰盯上。王拱辰派手下御史梁坚弹劾滕宗谅“前在泾州费公钱十六万贯”，给他安上“贱买人户牛驴”掠取民财、“声乐数日”大吃大喝行事奢靡等功名。范仲淹与老友欧阳修等人逐个替滕宗谅反驳，十六万贯公钱经查实只要3000贯，且大多用来犒赏士卒，故梁坚的弹劾没有奏效。后来，王拱辰亲身上阵，带御史李京等人继续弹劾。滕宗谅怕扳连同僚，慌乱之中将账本销毁，倒持泰阿，最末官降一级。
从滕子京被弹劾一事能够看出，台谏官员的弹劾当然有保卫朝廷法纪的一面，但也在北宋党争不竭的特殊政治布景下，有时会沦为党争和冲击异己的东西。且在仁宗之后，因王安石变法形成北宋群臣在政治上深度扯破、全面临抗，弹劾逐步走形变异。台谏往往出于本集团利益以至一己私利，借助弹劾对另一派官员停止道德攻击，极大的恶化了政治生态。范仲淹庆历新政无果而末，王安石熙宁变法寸步难行，均与弹劾轨制滑向党同伐异漩涡有很大关系。那是我们在借鉴弹劾那一中国古代重要监察法令轨制汗青经历的同时，必需警觉的汗青教训。
来源：人民法院报做者：更高人民法院 吴鹏 | 编纂：李绍华 冼小堤
更多出色 敬请存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