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者 | 葛帮宁
编纂 | 李国政
出品 | 帮宁工做室（gbngzs）
93岁的刘经传最末未能从深度昏迷中清醒过来。那位中国一汽征询委员会委员，原一汽解放联营公司常务董事、一汽总设想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30日5时53分在长春逝世。中国一汽办公室、党群工做部在讣告中表达，遵照刘经传同志生前遗嘱，凶事从简。
刘经传有着丰富的汽车人生。他是昔时一汽造造东风和红旗轿车的重要人员，也是东风轿车童贞航中独一乘客，仍是第一辆红旗轿车液压主动变速箱的负责人。
1930年，刘经传出生在江苏仪征，在战争年代渡过流离失所的童年。1948年参与高考，他填报了3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武汉大学。成果，他在那3所大学均榜上有名，因憧憬清华大学，他掉臂家人劝阻，抉择清华大学电机系，后转念机械系。
1951年，刘经传随所在班级60多位同窗一路，被抽调到汽车工业筹备组练习，为建立一汽做预备。1952年结业，他被分配到汽车工业筹备组。1953年1月，做为一汽“第零批练习生”，他被派到苏联斯大林汽车厂练习，是一汽设想处来练习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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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刘经传回国，被分到一汽设想处。他从一名手艺员干起，历任设想科副科长、科长，设想处副处长、处长，一汽副总工程师，一汽总设想师，一汽汽研所所长，一汽解放联营公司总工程师和一汽集团常务董事。
在一汽3年建厂出车阶段，他在消化吸收苏联设想文件材料、共同零部件消费调试、外协件选点和试验判定方面起到重要感化。担任越野车主管设想师时，他在越野车改进并多量量配备队伍中立下汗马勋绩。
此外，他还在解放换型开发、解放变型车开发、耽误老解放牌寿命，以及造定解放汽车系列产物型谱方面做出了凸起奉献。
刘经传生前曾屡次承受口述汗青访谈。2008年5月13日下战书，他在长春寓所第一次为我们讲述若何在阿谁热血沸腾的年代，用手工敲打出东风和红旗轿车的故事，时长5个多小时。
2018年5月26日上午、27日上午和下战书，同样在长春寓所，刘经传再次承受口述访谈，分3次为我们复原其鲜为人知的汽车生活生计，时长12个小时。他的讲述，为跌宕起伏的中国汽车工业留下弥足贵重的史料。
本年时逢中国汽车工业70周年，帮宁工做室谨以本文，向那位德高垂青的老汽车人告别，向中国汽车工业第一代创业者致敬。本文收录于《解放：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的宿世此生》一书，原国度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做序，中国工人出书社于2019年3月出书。
▲刘经传（中）与兄弟姐妹们合影
▍战乱中的学生生活生计
我父亲在南京中心大学念商科系，结业后到上海谋生。父亲的第一份工做是在上海兰格木行，后转到永泰和烟草公司，在那里做秘书兼英语翻译。1930年，我在江苏出生。我是家里独一的男孩，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父亲英语十分好，能间接跟外国人交换，他对我影响较大。
1948年，我参与高考，填报了三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武汉大学。那三所大学都登科了我。父母不期看我往清华大学，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夜，社会动乱不安，其时京沪铁路已中断，他们认为离家太远，未来联络会有问题。
但我憧憬清华大学，憧憬北方，觉得清华大学空气自在。我的一个姐姐在保险公司工做，是地下党；另一个姐姐成婚后，跟着家人往了台湾；妹妹还在上海上学。父母固然舍不得，但我对峙要往清华大学，他们也没办法。
其时上海到北京的交通只要海运，大姐送我到黄浦江坐汽船。第一天碰着大风，船不克不及起航。第二天又往，登船后，颠末黄海、渤海，进进天津大沽港，然后进进海河，我上岸坐火车到北京。
我考的是清华大学电机系。一段时间后，我觉得电机系功课忙碌，得肺病的同窗较多，便申请转到机械系。清华大学确实比力自在，有民主墙，也有社团活动。社团很活泼，根本上都由地下党组织。
起初，我还能和家里连结通信，但到了1948年11月，国民党强行进进清华大学，架起三尊炮，此中一尊以我们宿舍为掩体，交通和通信就完全中断了。有几个上海同窗在交通中断前回往了，我不想回往，就留在了清华大学。其时设法很简单，就想见见世面。
解放军包抄北京城后，两边停止会谈。我们住在清华大学的善斋，能听到外面的枪声。炮兵撤掉后，以机械系传授钱伟长为首，组织了护校队，我也参与此中。护校队在夜里轮流巡视，围着清华园绕一圈。
护校时，我们在机械系的一楼打地展，晚上起来巡查，气候很冷，包罗钱伟长在内的传授就轮流招待我们。轮到哪家招待，就煮一锅粥给我们饮，再食些点心。
钱伟长是火箭专家，每次到他家里，他就跟我们讲火箭。那时候火箭还喊“rocket”，他就讲“rocket”如何如何，讲得很起劲。钱伟长还教我们素材力学，我功效十分好，他们都说我是钱伟长的自得高足。
后来枪声渐渐小了，清华大学解放，国民党退守城内，解放军接收清华大学。我出于猎奇，翻到墙外往看战场。往墙外的同窗从战场上捡回好多枪收弹药，还有一箱一箱的迫击炮弹。按规定，解放军要收受接管那些兵器，并堆放在大操场上烧掉。
解放军接收清华大学后，并未进校。护校完毕后，我们就在校园里自在安适地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移回善斋，教师已经走了很多，课也停了。校委会起头组织鼓吹解放军的“三大规律、八项重视”。一段时间后，有个解放军团长带着保镳员，骑马来到清华园。同窗们都很猎奇，想看看解放军长什么样。
团长戴着东北大皮帽子，借机颁发演讲，讲国内形势，也讲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但我其时其实不完全大白讲话内容，只是觉得解放军很亲近，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有一天，我们得到动静，说中心指导要来清华大学，我们就聚集在操场上。指导来的可实很多，有叶剑英、彭实、艾思奇等。艾思奇给我们讲辩证唯物主义，讲社会开展史。陈毅也来过，他在大操场上给我们讲全国形势。
学校地下党也组织学生进城鼓吹，每小我手里都拿一面旗号，给老苍生讲党的政策。我也跟着进了城，随解放军的拆甲车和坦克游行，颠末前门承受检阅。
传授们也很活泼。我记得有个炎天的夜晚，哲学家冯友兰把同窗们聚集到操场上，讲蟾宫折桂的故事，他现实是在讲哲学。还有机械系传授宋镜瀛、物理学家钱三强等都来讲课。钱三强讲原子能，华罗庚讲统筹法等，使我们收获颇丰。
学校恢复次序后，彭珮云代表清华大学校委会讲话，公布学校复课，但鼓吹活动仍是良多，我参与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做鼓吹时，我被查出患有肝炎，医生说没有好办法，只要新中国成立前留下来的一些药粉能够化解成针剂，但都过时了，问我打不打。
我附和打。其时营养品很少，天天食白薯和红山芋。医生吩咐我不克不及食油，所以我不敢进食堂，只能到饭馆要一碗没有油的鸡蛋面条，渐渐养好身体。
我跟家里恢复了联络。上海还没解放时，大姐往了苏北解放区，她给我写过信。我把大姐寄来的信，封在我的信里寄回家。后来才晓得，如许寄信很求助紧急，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对共产党提防缜密，大姐本来在上海，正为未来接收上海做预备。
▍“你们别走了，都留下”
1951年我念大三，起头上像内燃机如许的专业课。我功效不断比力好，还给他人辅导功课。有个地下党被派到解放区，回来后课程跟不上，我就辅导他。
其时，中苏已经签定了148项援助协议，此中一项就是要建一个汽车厂，于是重工业部就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其时筹备组副组长是孟少农，他是汽车手艺权势巨子人士。他认为，汽车工业相当复杂，需要大量人才，所以筹备组的第一件事就是培育提拔人才。
于是筹备组就提出，要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工学院和东北工学院等学校招人。1951年7月，筹备组到那些大学里往发动大三学生，表达学校实行教导变革，能够先到筹备组练习一年，下工场磨练，再回来念大四。
我们被当做将来汽车工程手艺人员培育提拔，为未来建一汽做预备。我所在班级有80多人，此中2/3的同窗被抽调到筹备组。我们别离被派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较大的工场练习。
我被派到天津汽车造配厂（天津挈拉机厂前身）练习，那个厂有800人，厂长是个解放军团长，各人都喊他“李麻子”。我在那里练习了三个月，铸造、钳工、车床、机床等各个工种都学。
在那期间，我熟悉了李刚，晓得他也是清华大学结业的，他其时是车工部主任。练习到车工组时，他教我们车床，还有东西、刀具等操做常识，还让教师傅带着我，加工一个双拐小曲轴。谁知加工到最初，曲轴中间一下就断了，那是实训。
天津汽车造配厂晓得中国未来要造汽车，并且要建一个大汽车厂。那时，造配厂独立做出一款小策动机。他们认为，能做策动机就能造汽车，因而要造中国第一辆汽车。
于是，他们起头设想图纸，让钣金工根据图样敲出一个车壳子。设想图样的是吕彦斌，他后来往了一汽。他们拿来美造吉普车的底盘，配上本身做的四缸策动机，做出两辆样车，一辆是钣金工根据图样敲的，另一辆相当于小游览车。
我在造造过程中也做了奉献。本来齿轮应该用机器加工，但其时机器量量欠好，只好用手工做，但做出来的齿轮齿子肥大，我们就挨个把它锉瘦，曲到查抄通过。他们拆出车到北京献礼，遭到墨德总司令接见。那两辆车做成后引起了颤动，还在报纸上做了鼓吹。
▲CA140型5吨载重汽车总图
三个月后，我完毕了练习。
练习回来后，我被安放到南池子试验室练习。试验室从属汽车工业筹备组，聚集着全国有名的机械业专家，练习生别离来自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山东工学院、河北工学院、沈阳工学院等，加起来有近百人。
试验室下设设想室、加工车间、精工、素材等科室，主任是吴敬业。他热情地招待我们，并鼓舞我们说：“别看我们如今人少，也没有太多配备，你们在那里好勤学习，未来汽车工业就要靠你们那批人了。”
我被分到设想室，负责人是张世英。我的次要工做是为天津汽车造配厂造图，也就是测绘苏联的嘎斯69越野车。此次测绘比力正规，要挨个测绘每个零件。
分工时，我被分到底盘后桥组，次要负责设想后桥伞齿轮，也就是格力森那一套机器。那时，蔡传平要求加进设想组，他1951年结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认为设想螺旋伞齿轮是高级手艺活，很有兴致。张世英就让他取代了我的位置。
我被调往测绘嘎斯69越野车的车架大梁。其时没有人晓得怎么丈量，只能本身想办法。我就在试验室找到一块水磨石地，把它做为平板，拿线一点一点地吊，大梁是三维，曲曲折折的外形，我就根据尺寸画出大梁。
练习的最初一个项目是将汽车崩溃。1951年炎天，我们100多名大学生被集中到位于东四北大街的北京中法大学（1950年，其本部及数理化等院系并进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改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大操场上，筹备组供给了两辆车，一辆吉斯150，一辆美国中吉普。
筹备组让我们对汽车停止崩溃，并安放比我们高两届的学长以及开那两辆车的教师傅做为导师，让我们有不懂的处所就向他们请教。拆变速箱里的同步器时，我还问那零件干什么用？沈同文（后来往了二汽）说，“你本身揣摩，揣摩完了再解答”。其时的教学办法就是如许的。我还实揣摩出来了，同步器是起同步感化的。沈同文说，“对了”。
我们把汽车拆完，再组拆起来，可能用了一个月时间。那期间，教师傅帮着我们做调整。组拆完成后，汽车一启动，还能走。拆散、组拆、启动、开走，那堂课很有意义，比学校里教的汽车构造要深入得多。
最初，教师傅还教我们开中吉普车。学车的处所在老天安门广场，正对着紫禁城的处所，其时只要大红墙，人民大礼堂还没有建。我们一次学半小时，共学了八次，就从不会开车到能开着车钻杆的程度，那同样也是理论教学法。
一年练习期完毕后，我们等着回校陆续念大四。那期间的一天，汽车工业筹备组的老江泽民通知我们到中法大学礼堂开会。老江泽民胳膊下经常夹着一个皮包，说一口四川话。他上来讲的第一句就是：“你们别走了，都留下。”我们听得莫明其妙。他接着说：“你们不回学校了，就留在筹备组。”我们其时也没觉得太震动，只是觉得要一切从命组织安放。
后来，学校为我们颁布了结业证书。同窗们被分到洛阳轴承厂、洛阳挈拉机厂、机车厂等地。筹备组留下了七八十人，接着再分配，我和别的七人被分到教导处。
我们住在崇文门的一个四合院里，开会和食饭都在扁担厂，交通东西是一辆中吉普。上面安放我们先学俄语，给每人发了一本清华大学的俄文速成课本，但教材没有讲发音。
筹备组有个喊江朝西的老工程师，他说他懂八国语言，能够教我们俄语。其实他对俄语不太懂，发音糟糕，文法也欠亨。我们就向筹备组教导处反映情状，让江朝西停行授课。后来我们就起头自学，稀里糊涂地背俄文单词，发音也禁绝则，读什么的都有。
1951年筹备组主任郭力公布中心文件内容，要在长春建652厂。各人晓得建厂地点后都十分兴奋。昔时岁尾，筹备组告知我们八小我，说让我们学俄语是为了往苏联，并且我们未来都要被分到652厂。
接着，筹备组起头给我们置拆，每人一套西拆、一套中山拆，外面有羊皮呢子大衣、一个貂皮帽子、一个通俗帽子，还有一副手套。
▲刘经传在苏联练习
▍翻译苏联图纸
1952年2月，我们被派到苏联练习，一年后回到一汽，遭到饶斌厂长的招待。他热情地跟我们介绍一汽情状，让我们把从苏联学到的常识教授给各人。在一汽的材料里，我们被称为最早的练习生，后来有文章说我们是“第零批练习生”。
那时一汽已破土开工。我被分到设想处。设想处约有100人，有设想科、试验室、试造车间、文件科、行政科等科室。设想科和试验室的骨干大多是从南池子试验室调过来的，如叶智、王汝湜、沈同文、蔡传平等，还有从天津调来的吕彦斌、胡同勋等，我都熟悉。
我的工做内容次要有两项。一是给设想处的同事讲课，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对设想处的工做其实不太熟悉，我就给他们讲苏联设想处的组织构造、组织分工、工做法式以及治理工做等。
我先在设想处科室讲，然后到一汽其他处室讲，再后来，也到外面其他单元和学校讲。国内的同志对苏联的领会大多来自书本，听我讲的工具觉得很别致。
在苏联练习时，我们都攒了些钱，预备买些工具回来。我经常到红场四周的书店买书，次要是产物设想、产物试验方面的册本。我把那些书都带回一汽，在设想处成立了一个藏书楼，墨德照把那些书全数编号，谁要借书就注销。各人都很喜好那些书，借走后针对专业看内容。
二是翻译带回来的文件。设想处里30多个设想师全数投进图纸翻译工做中。翻译那些图纸时，也碰着了大量问题：有看不懂的处所，我就给他们阐明；苏联图纸上有错误的，我就根据苏联的法式，给他们写信，让他们更正。那期间，我成立了设想处流程治理。
翻译图纸要挠紧时间，各人都工做到很晚。有时晚上累了，就在单元打地展，或者把办公室桌子拼起来睡觉。那时我们住的绿园，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一些砖瓦平房。房子里没有地板，空中湿润，箱子放在地上会发霉，炎天还好，冬天得烧火墙。
绿园离我们工做的处所很远，很萧条，路上没有灯，远处会有野狼，有时都能听到狼嚎，各人晚上都不敢一小我走。生活固然艰辛，但我们都专注工做，一点都不在乎。
1953年岁暮，设想处移到老“皇宫”，我们的办公室是一个小四方的带庭院的处所。苏联专家专门有一间办公室，后来我们才晓得，那是溥仪登基的处所。
产物设想图纸被称为绝密文件，在孟家屯时由庇护部专门站岗庇护。我们新移的处所很偏远，北面根本没什么人。为庇护图纸，夜里我们都出来巡查，每两个钟头换一次人。睡觉前，我们抽签分厢房间，我抽到的是婉容卧室里的小套间，有五六平方米。
1955年，苏联专家到一汽援建。设想处来了一位专家，喊费思达（音译），他是吉斯150卡车总设想师。在苏联练习时，我就跟费思达熟悉，也在他那里练习过。
一汽对苏联专家十分尊重，派专人负责每个专家的工做。我被指定为费思达的工做人员，相当于他的助手。他人要找他，得由我安放；向他请教的问题，我得做好笔录，那些笔录还要复印上报，做为正式文件存档。费思达在中国待了两年，我跟着他陆续进修了两年。
▍毁坏性试验
后来，一汽起头做解放汽车的消费预备工做。起首需要调试零件，每调试出一个零件就要查抄，查抄合格后再由苏联设想专家和工艺专家判定。我记得调试最早的废品，是由金属品车间消费的气门芯。零件调试出来后，我陪着苏联专家判定，查验合格后才气消费。
那时我国手艺较落后，有部非分特别协产物，可能占比30%。外协产物要在中国本土购置，详细选什么配套企业，要实地察看，工做量很大。对外协产物的量量要求也很高，要契合手艺前提，还要做试验，良多工场都达不到要求。
如其时刹车摩擦片做得更好的是南京的一家企业，他们是用石棉裹着铜丝，然后用树脂压成片，而我们规定汽车上要用压制成型的石棉加树脂。苏联专家很认真，他们固然对专业厂不甚领会，但熟悉手艺，也晓得配方，就让他们按要求做。
那些配件厂也很勤奋，传闻要为中国造汽车，便全力以赴撑持，根据图纸要乞降苏联专家的提醒做。就如许，后来实培育提拔出一批正规的配套厂。
解放投产时，便宜零件和国内配套件数量很少。1956年消费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大部门用的是苏联零件，从苏联运过来，然后消费调试，在总拆线上拆配，只要很小一部门是国产零件，但要说详细用了几苏联零件，用了几国产零件，还实讲不出来。
我们在老“皇宫”待了半年，就移到位于东风大街的53栋，上面有个小角楼，是设想处办公室。我们移到了昆仑路96栋栖身，生活前提好了良多，有热气，也有热水。
刚移回来时，工地还没完全建成，厂房也没建完，我们就到工地干活。苏联有个义务礼拜六，我们跟着苏联学，积极参与劳动。共青团花园和汽车工人俱乐部就是靠各人的义务劳动建成的，反映了建厂时一汽人的精神面孔。
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造造出来后，要由设想处道路试验室做汽车道路试验，测试汽车性能能否到达手艺原则。做试验要有试验道、车道、跑道，也要有曲线路段。曲线路段约一公里，全加起来至少三公里长。
其时没有试验前提，就在长春市南湖四周找了一条路，在土石路上做试验。做试验时，两边站着差人，不让其他汽车颠末。常规试验做了良多，均达标了。
那时，不知是谁定见，说要做一次毁坏性试验，看汽车能不克不及抗震，总厂摘纳了那个定见。毁坏性试验不是常规试验，就选了烧毁的、坑坑洼洼的西四环路中的一段。试车司机头戴坦克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行驶。行驶完毕后，查抄有没有处所分裂，做好笔录，当做之后汽车改进的根据。
▍我不断钦佩孟少农
解放车刚投产时，孟少农就提出定见：一是把驾驶室缩短，加大载货面积；二是要做解放牌改拆车或者变型车，如用解放牌底盘做公共汽车和客车。最重要的是，解放车消费出来后，要立即做牵引车和翻斗车，其时牵引车可载货20多吨，中国要搞建立，需要大量翻斗车。
1956年，时任一汽副总工程师孟少农找设想处筹议。他说，解放牌要做改拆，要为翻斗车和牵引车做预备。其时改拆车在社会上其实不多见，并且解放投产还不到一年，还需要改进。更多人想的是好好干，把产量进步。所以，我不断钦佩孟少农，他实是学术泰斗。
在孟少农的指导下，设想处提出产物规划。其实就是一张A4纸，纸上有个表，列着几项使命：一是解放要做变型车，包罗牵引车和翻斗车，还要做公共汽车，同时提出，解放牌要换型。二是要改进解放汽车，消弭三大缺陷，通过做试验，造出契合中国国情的解放牌汽车，那是其时的说法。三是要做中级轿车。四是要做高级轿车。
那个规划了不得，别看只是一张纸，但一汽后来就是走的如许一条路。一汽的产物革新，改的其实就是那些内容。
针对孟少农提出的把驾驶室改短的定见，苏联专家说过一句话——解放牌驾驶室一毫米都不克不及缩短。因为解放牌车身靠主模子，那个主模子是模型的根底，模具造造都靠它，动一毫米，主模子就要动，拆配也得跟着动。
从手艺层面讲，苏联专家的说法是准确的。孟少农跟苏联专家筹议后，仍是决定缩短驾驶室，加长车厢，但如许一来，驾驶室就得从头做主模子，需要做一个全新的驾驶室。
解放预备换型总厂也晓得，但没有酿成一汽的总厂规划，只是设想处的设想工做规划。设想处做了油泥模子，预备根据油泥模子用红木做主模子。苏联除了供给图纸材料，还把复造的一个主模子给我们，做解放牌车身。
主模子专门存放在一个房间里。它对情况要求很高，气温暖湿度都要在必然范畴内才行，修改也要根据规定法式。主模子是做汽车冲模的根据，冲出来的模子要跟主模子外形相对。但是很可惜，那个主模子一天都没用过，相当于白搭。
为什么没用上？外人可能不完全晓得。解放牌投产时，良多零件来自苏联，但因为模具在消费过程中有磨损，做出来的汽车零件不契合本来的主模子。假设再根据那个主模子做，未来零件必定拆不上，拆第一辆解放汽车时就碰着了那个问题。
▲1980年代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汽车公用车博览会上
▲1985年12月，在无锡柴油机厂与一汽合资运营协议签字仪式上
▍做轿车与改进解放
产物规划里提到做轿车，但那时候谁敢搞轿车？想都不敢想。1957年，一机部部长黄敬到一汽察看，召开座谈会时，他就问一汽什么时候能做轿车，假设做轿车，有什么困难。
做轿车可不简单。一汽提出三个前提：一是轿车是什么样的，各人没有现实体验，对轿车知之甚少，需要有样车，而一汽一辆样车都没有。二是一汽那些手艺员都是做卡车身世的，卡车刚投产，还有大量设想更改需求，目前设想处没那么多人往做轿车。三是工程大楼面积不敷，设想处只要试造两辆解放牌卡车的才能，要做轿车，试造面积不敷。
黄敬部长当场对那些问题做了安放。他说：“样车我负责，你们看中哪款车，我负责调。至于人员和工做大楼问题，你们本身想办法处理。”
其时全国汽车方面的手艺人才都集中在一汽。一汽决定，把吴敬业、刘炳南、史汝楫、富侠那四人调过来充分设想处。吴敬业为处长，刘炳南、史汝楫为副处长，陈满是总收书记。
那时，解放牌卡车的消费预备和调试工做已根本完毕，一汽又将车厢厂手艺科科长王敬仪、总拆车间手艺科科长庄群等手艺骨干抽调到设想处。那些参与工做不到半年，但熟悉加工工艺的大学生也被抽调出来。
办公楼问题好处理。我们在两层楼的工程大楼上增建了三楼，又想办法在试造车间外搭建了小棚子。
黄敬回北京后，立即调来了美国福特ZEPHER、法国SIMCA、日本丰田、德国奔跑190，还把法国送给周恩来总理的雷诺和墨德总司令的捷克斯柯达也调来设想处当样车。
一汽指导命令，轿车要根据“仿制为主、自主设想”的方针来做。在其时的前提下，我们只能仿制样车，还没有本身设想的才能。各人起头脱手拆样车，接着做选型，在1958年做出了东风和红旗。
接着讲改进解放。改进解放卡车时没有主模子，就靠油泥模子做车身，再根据油泥模子手工敲零件，做出汽车外形，那就是解放CA11A。
改进型解放车设想完后，设想处从上到下起头紧锣密鼓地试造CA11A。1958年岁首年月，CA11A试造胜利。
相较于解放CA10，CA11A做了较多改进，改动了底盘上的次要零部件，如将后桥改成单级后桥，悬挂和转向都有改动。CA11A不喊换型，喊大型现代化，又称为练兵，是为解放实正改型做练兵。
1958-1959年，一汽又提出要做解放改型，在解放CA11A的根底上做了CA11B。CA11B的车头和底盘做了更多改进，本来95匹的策动机已经不契合时代要求，于是又加大了策动机的马力。
接着就是“大跃进”，大炼钢铁。我在那时得了肝炎，因为怕传染，不克不及跟外界接触，就待在家里，曲到1961年才恢复工做。
1962年，上面安放我担任军用越野车主管设想师，起头动手解放越野车的改进工做，最初定下来的车型是解放CA30A。后来一汽越野车分厂投产，CA30A成为多量配备队伍的主力车型。
1964年“四清”完毕后，我由设想处科长提拔为设想处副处长，次要指导解放换代产物的开发，以及造造解放变型车的工做。
解放新产物做得也很多，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了60吨矿用自卸车，用来开发矿业。解放还做过面包车CA630，做过吉普车CA230。
解放CA140做了又否，否了又做。因为没投资，消费也没前提。那些工做就一轮一轮地做，反频频复地做，其实都是做虚功，解放也不断没换型。二汽东风140投产后，解放越来越落后。东风140原型车就是解放CA140，他们拿往后做了改进，在市场上卖得很火。
1966年，换型工做全都被迫中行。
▲1986年，与克莱斯勒会谈
▲1986年4月，在美国参看
▲1988年，赴德察看
▍要有市场合作意识
1969年，我被下放到车间劳动，1971年回到设想处。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说，有个出国使命要我预备一下，往英国。我十分猎奇出国往干什么？
此次出国是一机部组织的，由刘守华带队，一同出国的还有孟少农、冯克和中国重汽的人，我们构成了一个较大的拜候团。出国前要停止政治进修，代表团集中在汽车局学政治，学完后还要讨论，我就偷偷学英语，成果出国后还实派上了用场。我们在英国搜集了好多卡车费料，为解放换型做预备。
后来听一位国度指导人说：“解放不断不换型……一汽也不争气。”一汽其实挺冤枉的。我们做过良多换型预备，也对良多处所做了改进，如从CA140改为CA15，加大策动机马力，载重吨位从4吨改为5吨……设想处可能做了1000多项改进定见，但仍是赶不上东风。
日本有一个代表团到一汽参看。参看后，刘守华和李刚请他们评判一汽消费。他们不说好，也不说欠好，没有评判。后来，他们说，“你们到日本往看看”。
1978年，约20个各单元次要负责人构成代表团往日本察看，由刘守华和李刚带队。我是设想处代表。在往北京的火车上，刘守华对我说，汽车局批准我担任一汽总设想师。因而，到日本察看，我是以一汽总设想师的身份往的，同时也是设想处处长。
我们在日本察看了半年，参看了几个大公司，觉得差距确实很大。日本汽车量量已经提拔良多。一汽刚投产时，曾在北京办过一次汽车博览会，日本三菱公司也来参展。说其实话，其时解放牌汽车跟日本车比拟，不是太落后。但此次往日本一看，他们汽车量量进步很多，解放车已经和人家不在一个层次上，愈加凸显解放换型的紧迫性。
在日本察看的那半年，我不断在觅觅两边差距。从产物设想方面找不到谜底，就从手艺方面找，我搜集了良多设想材料和试验室材料。我记得往丰田公司察看时，他们不情愿我们参看他们的设想部分，对我们严厉保密，我们做了大量疏通工做才进往。
后来解放换型，有些手艺方面的改进也参考了日本的汽车。一是车身设想。日野汽车的车头能够打开，便于调养，我认为解放换型能够借鉴。
二是策动机。日本的车都用柴油机，而国内用的是汽油机。察看前，设想处就确定目标，要参照用柴油机的车型，成果看中了三菱6D14，它在功率、尺寸各方面都契合解放换型车，所以我们当场就确定要把那套手艺移植过来。
三是离合器。确定用英国的离合器。那些设备都是预备在解放CA140（后来酿成CA141项目）换型时利用。
有一天，我突然开窍，觉得设想有差距的底子原因不在于手艺，而在于体系体例。其时，日本是市场经济，我们仍是方案经济，国度统收统收，企业拿不到钱，利润留存太少，无法自行停止产物研发。并且国度统购统销，一汽不管销售，也没有市场概念。一汽息争放的落后，跟那些因素都有关。
我记得日本社长给我们做陈述时就说：“市场合作十分猛烈，产物必需不竭改进，不竭换型，才气活下往。”然后，他问刘守华：“你们中国怎么样？”
刘守华说：“我们没问题。”
日本社长说：“我其实羡慕中国，在中国当社长不消愁，你们有铁饭碗，没有市场。”
回一汽后，指导让我们在全厂做陈述。我就讲，解放不换型的次要原因是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合作，方案经济的统购包销、统收统收的政策使换型既没有需要，也没有可能。其时中国还没有市场经济概念，但已经有市场经济苗头。
▍独一的遗憾
后来，我跟刘守华定见。我说，日本设想机构机造跟我们完全差别，它喊主查造，没有总设想师，也没有设想处，总厂给每个进进市场的汽车品牌设定一位主查，就管车型，总厂设主查室。打个例如，解放牌汽车设定一个解放主查，次要负责领会市场对解放的需求，根据销售部分反应回来的改进定见停止产物改进和换型。
主查一旦经董事会通事后，就代表总厂治理各项消费事务，包罗什么时候出产物、什么时候完成改进项目、什么时候停止换型、换型用什么手艺，都要在规划内外提早统筹，那是以市场为目标。我主张在解放牌换型时推行主查造，那件工作我定见了良多次，都没胜利。
一汽不断想摘掉“30年一贯造”的帽子。李刚担任厂持久间，由他带队到北京各部委往游说，期看上面撑持解放牌换型。我们说，不花国度的钱，就用一汽节约下来的7000万元做为换型资金，即便如许也没能得到上面的附和。国度其时要撑持二汽建立，不附和一汽换型。
有一次，我们到中南海向薄一波做报告请示，他其时是国度经济委员会主任。我们在北京待了78天，我画好解放CA141构造图后，在旅店里做好幻灯片，预备在报告请示当天放映。其时国内幻灯机不多，我们用的是日本送给中国代表团的礼品。
报告请示当天，幻灯机接头和中南海会议室用的接头对不上。我情急智生，用解放公司的纪念品——螺丝刀，把幻灯机接头拆下来，换上能插进往的接头。成果刚换完，薄一波就呈现了。我们给他做完报告请示后，他附和我们用一汽积存的资金换型。
耿昭杰接班后，一汽用那笔钱，再加上国度拨款，起头做解放换型。大岁首年月六，耿昭杰带着各人在一号门开万人发动大会，说一汽要背水一战，破釜沉船，搞解放牌换型。此次会议其时很有名，是一汽第二次创业的标记。
解放CA141投产后，呈现了良多量量问题，特殊是策动机问题。配套产物也有良多问题，我分担配套工做，为不变量量做了大量攻关工做。
1995年，我65岁，从一汽退休。我那一辈子都在做解放，对解放很有豪情，但最初就留下一个遗憾，就是前面我提到的产物机造，应该学日本推行主查造。
一汽换型时，全厂就一个产物，确实不太需要主查。但后来实行多品种消费，就应该推行主查造，把市场跟消费、产物连成一条线，效率才会高。那个事我推了良多年，从刘守华担任厂长时就起头推，曲到我退休后，每年跟集团指导碰头，我还会提那个定见，但都没有实行，十分遗憾。
曲到38年后，一汽才推行那种体例，但也推行得不敷彻底。
展看一汽的开展之路，应当将一汽精神发扬光大。总结一汽精神，我认为有以下几条：一是誓夺第一，勇立异业。二是群情鼓动感动，艰辛奋战。三是博摘寡长，自主开展。四是科技领先，勤奋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