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响中国女性主义的“主旋律”
——从电视剧《三七碰上二十一》说起
郭 王
命运与恋爱，历来是女性最为关心的焦点话题，闻名编剧陈枰的新剧《三七碰上二十一》（下称《三七》）就是一部关于命运与恋爱若何折腾现代都会男女的轻喜剧。因为那是一部原创电视剧，天然比陈枰以往的改编做品（如《激情》、《青衣》）更具小我风气，也更能足够地展示做者心里的思惟和感触感染。因为那个缘故，笔者那篇文章与其说是评论《三七》一剧，不如说是通过《三七》来赏析陈枰那小我，同时也趁此时机谈谈本身关于命运、恋爱以及当前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些看点和设法。
熟悉陈枰的伴侣都晓得，她是一个“如磐石般顽强的女人”（娟子语），而陈枰本身则将“固执”列为胜利的最重要操行，将“实在”列为恋爱的最重要操行，将“乐看”列为最称心的小我操行（见陈枰博文《用浅笑告别畴前》）。由此可见，一个实在、乐看而又固执的女人必定是一个独立、顽强、自信的人，而一个独立、顽强、自信的女性剧做家必定是一个天然的、优良的女性主义者。
我原来不想在那里掉书袋，以免酸倒列位已经站起来的姐姐妹妹，但要评论《三七》一剧及陈枰其人，若硬生生地删除女性主义理论，其实让我无法启齿亦难以下笔。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支流的西方女权主义已经走向与生态主义相连系的建立性开展道路，并提拔为一种具有系统哲学根究的世界看。那种颇具后现代意识形态色彩的生态女性主义向西方文化中贬低天然、贬低女性以及将人类与天然对立起来的汗青及政治影响倡议挑战，主张改动现行各类灭绝生态的人类活动中压迫人（出格是女性）的政治及社会次序，并在发扬以阴阳整合与互动为特征的释教和道教传统以及希腊女神精神传统的根底上，建构起人与天然、地球与宇宙的协调同一的生态链。而现代中国的女权主义支流思潮却仍然滞留在过火地控诉与对抗男性霸权的激进女权主义，以及逃求“性解放”的自在女权主义（如浩瀚‘下半身写做’的‘美女做家’），以至大有推翻父权社会而重建“母系氏族霸权”之势。那个现象展现，现代中国女性主义较之西方足足落后了一代。
事实上，陈枰的《三七》一剧正好为我们供给了一个察看现代中国女性主义新意向的影视文本。当然，那并不是说陈枰锐意戴着女权主义的帽子往创做，因为陈枰老是“我手写我心”，从不睬会什么“主义”或“理论”。她在《创做谈》里表达，《三七》一剧的创意源于一段本身的实在履历，只不外那种地道出乎天然的文艺创做无意中暗合了当前的女性主义新意向。当然，那个“暗合”也有着明白的标签：《三七》里面的女性角色从翟母、邓佑实、徐竞男到高海莎，全都是主动型的强势人物，即便是较为柔弱的徐竞男也给她配了个强势名字。反看那些男性角色，不是毫无主意就是损人利己，男劫匪被女医生“差点儿勒死”，连男差人也因怕见血而晕倒在产房，最为强势的男演员竟然是畴前的“史今班长”现在的“温开水”——张译。如斯“强弱悬殊”的阵容展现，《三七》无疑是一部旗号明显的女性主义剧做。
若何熟悉“人类的命运”
《三七》开篇，邓佑实在被小偷扒了钱包后，第一句独白就是“我的命是从什么时候起头欠好的？对，跟马大鹰成婚以后，我的人生就再也没有顺利过”。陈枰在那里开宗明义地点出了《三七》一剧的主题：命运与恋爱（婚姻）。自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所有受过教导的常识女性就起头将恋爱与婚姻视做一体并混为一谈，一旦恋爱失落或婚姻不幸，大多便回咎为“命运欠好”，其他的传统女性则更是如斯。我们都晓得，恋爱与婚姻在中国女性的人生里占有多么比重（尹洁：爱一小我是一件很费事的事儿，可是我们女人不找那个费事，又能做些什么呢），因而恋爱与婚姻也就成了中国女人命运的次要构成部门。而女性那种高度重视恋爱与婚姻的现象，在素质上其实反映了女性在父权社会里对男性天然的、也是一定的心理与心理依靠。
因为人类关于命运的安放老是迫不得已的，因而现代中国的女人只能转而往“奈何”汉子。看过《三七》头几集，让我顿生“人生是苦”的佛家慨叹。四十岁的襁褓男逃不到曾经沧海的徐竞男，连带着苦了正在渴求第二春的邓佑实；纯实刚烈的徐竞男得不到初恋的爱人，连带着苦了正在期看重生活的乔锐；看似胜利人士的丁红旗其实丢失在“进退两难”之中而不得平和平静，看似自在女性的高海莎其实沉湎在“依靠男权”之中而难以自拔。如斯一来，什么“怨憎会苦”、“爱分别苦”、“求不得苦”全都搅在一路，凡夫俗子们能不怨命吗？
关于“命运”的熟悉，世界列国的思惟家至今仍然众口一词、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宇宙之内，万事万物之间一定发作彼此感化，构成无数的客观点则，配合决定着各类事物的开展过程。换言之，人类个别的生命轨迹因为一定遭到宇宙天体的运行、地球生态的改变、人类社会的开展那些“彼此感化”所构成的一种“大合力”的决定性影响，从而表示出生老病死以及吉凶祸福等差别的人生形态。故此，我们每小我因遭到“宇宙大合力”的感化与影响所产生的生命轨迹，就是人们凡是所说的“命”。至于“运”，则是指生命轨迹之中的各类幸运成分，那些幸运成分的多寡决定了每小我差别的“幸运指数”。指数高者则为“福星高照、一世好运”，低者则为“生不逢辰、人生不幸”。所谓“命”为一定，“运”为偶尔；一定之中存在着许多的偶尔，而偶尔之中贯串着必然的一定；一定和偶尔的连系与同一，就是“命运”。
由此可见，现代中国的女权主义假设仅仅停留在全面地对抗男性霸权的阶段（当然，我们都晓得那是由现代中国的政治及社会情况所决定的），实不敷以从底子上达成进步女性地位、庇护女性权益、改进社会情况、掌握人类命运的现代女权运动目标。世界是普及联络的，地球生态是一个普及联络的整系统统，人类社会同样是一个普及联络的整系统统，部分的改进或变革需要做出整体的共同才气完成并得以继续开展。因而，在当前全球天气变热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时代情况下，关于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惟，我们应该予以存眷和借鉴。
若何对待“恋爱与婚姻”
《三七》第八集，乔锐问徐竞男：“你晓得什么喊恋爱吗？（它是）一男一女，一唤一吸之间产生出来的一种非同通俗的觉得，很非同”。假设觉得那个“恋爱定义”因为乔锐笼统才能不敷而难以捉摸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个详细的实例：统一集里，邓佑实躺在睡懒觉的翟耀东身边，觉得到“他的体温透过衣服贴过来（那个‘贴’字用得贴切极了），那种温热，太吸惹人了”。然后，邓佑实主动地将翟耀东从“童男”酿成了“汉子”。毫无疑问，邓佑实的那种“觉得”就是“恋爱”，假设换了此外女人，她觉得到的必定是翟耀东的体臭。
笔者认为，“恋爱”是男女两性之间出于心理与心理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情不自禁的感情互动行为，其目标只是为了促进小我的愉悦（即便为对方献出生命也是一种愉悦）。“婚姻”则是男女两性之间出于家族责任及公共伦理而缔结的一种各取所需的生活契约行为，其目标就是为了承担两边的生活。恋爱属于精神生活范围，婚姻则属于物量生活范围；鉴于心理与心理差别，男女两性关于恋爱与婚姻的认知和感触感染存在着较大的落差并难以调和。一般情状下，恋爱（两情相悦、情投意合）能够成为婚姻的前言和根底，但并不是婚姻的独一前提或永久保障。因为恋爱的素质是一种激情式的、排他性的觉得，需要付出生命与投进伶俐来停止继续的营造与庇护。但内有男女两边豪情认知及行为习惯的差别，外有各类纷繁复杂的社会感化的骚乱，世俗的恋爱往往有如灿艳多彩的烟花，老是好景不常、转眼成空。
因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将“恋爱（即自在爱情）”做为反对封建权力、逃求个性解放的思惟兵器，大大都西方文艺做品老是有意无意地将“恋爱”加以绝对化或神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那种西方恋爱看以强势姿势传进中国，出走的娜拉成为无数女青年的偶像，恩格斯“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一语成为阐述恋爱与婚姻关系的“清规戒律”，以致现代中国的常识青年（出格是女青年）起头将恋爱列为婚姻的独一先决前提，从而将恋爱与婚姻无前提地绑缚在一路。于是，那种浪漫化的恋爱妄想往往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常识青年们起头转而哀叹“婚姻是恋爱的坟墓”。在恋爱破灭或恋爱转淡之后的婚姻生活里，有的人会为了儿女或财帛而牵强庇护（被动型），其余的就只能是不竭离异（破裂型）。
在《三七》一剧里，曾为“厂花”的邓佑实因为“恋爱妄想”而千挑万拣，年近三十了才不能不委屈地下嫁马大鹰，其成果可想而知。纯实标致的徐竞男因为其“恋爱妄想”被丁红旗一手扑灭了，于是万念俱灰，从此对恋爱甚至生活丧失了自信心。那两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例子阐明，绝大大都的男女青年欠缺将恋爱（精神生活）与婚姻（物量生活）协调地连系在一路的才能，同时当今世上的各类社会轨制也未能供给让恋爱与婚姻协调连系的社会土壤，诸如斯类的婚恋悲剧便无可制止、无日无之。事实上，仅有爱之激情的婚姻大多天诛地灭，仅有生活契约的婚姻大多淡而无味。关于绝大大都世俗男女而言，“婚姻”有如衣服鞋袜，只要合适本身就好，“恋爱”有如彩票巨奖，更好不要自觉逃求。只要少少数承蒙上天眷顾的幸运儿才气将恋爱与婚姻融为一体并白头偕老，亦即能将刹那光辉的烟花化生长流不息的江河。周恩来与邓颖超、梁思成与林徽因、钱钟书与杨绛那些仙人眷属，世上的凡夫俗子有几人能学得到？
若何解读陈枰与《三七》
寡所周知，陈枰因《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剧成名。看过陈枰的博文，那才大白她何以可以写出“石晶”那小我物，也才得以准确地解读《三七》那部电视剧。《激情》里的石晶，伶俐标致，气量优良，率实天然，遗传了父亲的军人志气和胆量，为了逃求本身的抱负不怕食苦受累。《三七》里的邓佑实与徐竞男，其实就是将石晶“一分为二”（当然，恰当的艺术加工是必须的）。第七集，乔锐谈及本身对徐竞男的印象：“我觉得你是一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你不自然、不虚荣、不装模作样”。第八集，乔锐看着坐在身边的徐竞男想：“她笑起来清洁、单纯、孩子气，看着实喊人愉快。她身上有一种十分天然的工具，我在他人身上很少见得到”。第九集，被邓佑实“阿谁”之后的翟耀东收罗徐竞男的定见，徐开门见山地答复：“我喜好她（指邓）！那么本质、间接、不拆孙子的女人，你到哪儿找往？她不但是有什么说什么，她还想什么就做什么，如许的女人最合适做你的妻子”。显而易见，从石晶到邓佑实与徐竞男，我们看到的是一以贯之的“陈枰风气”。
笔者认为，那种陈枰风气“暗合”着一种在现代中国几近绝迹的道家人生看。在《用浅笑告别畴前》一文里，陈枰说“我认为跟人交往最重要的就是平等实在。在比你牛气的人面前，和在崇敬你的人面前，都应该是一样的”。我在拙文《当激情化成了温情》里曾经指出石晶具有一种近似于“竹林七贤”的人格魅力（当然，石晶比他们要心爱得多），而庄子在《逍远遊》里说过那么一句话：“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陈鼓应传授译为‘整个世界都赞扬他却不感应奋勉，整个世界都非议他却不感应沮丧’，范仲淹则在那篇闻名的《岳阳楼记》里将之浓缩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见，陈枰上述那句话与那些先贤可说是一脉相承。博友尘埃落定在其《我所熟悉的陈枰》一文里亦指出，“陈枰的价值看与传统社会的支流价值看是相左的”、“（她）不依靠任何团体任何小我，以个别的独立人格融进社会”。那不是庄子的风骨又是什么？
《三七》剧名中“碰上”一词，既为全剧的喜剧色彩定调，又暗喻了命运与人生的无常，可说是点睛之笔。《三七》一剧外表上看是讲述一个四十岁“男青年”若何在恋爱与婚姻中获得生长的故事，但本色上翟耀东在四十岁以前是在母亲怀里“生长”，四十岁以后是在老婆手里“生长”，那种生长过程关于任何一个汉子来说不免难免过于窝囊。当然，我并不是责备陈枰借此锐意贬低中国的汉子。在《青衣》里饰演柳如云的闻名演员潘虹曾对陈枰表达：“你对汉子和女人都很公允，不像一些女做家写汉子总带着怨气和成见”。“考虑问题中庸之道”是陈枰的创做原则之一，也是她看察与描写两性关系的基点，《激情》里的石荣耀与石林那两小我物足够展示了陈枰对男性的理解和赏识。
那么为何《三七》里的男性角色大多如斯不胜呢？我认为，因为《三七》是一剧现代都会剧，陈枰不外是客看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病征：阴盛阳衰（中国男足就是一个典型代表）。陈枰曾经说过那么一句话，“我十米之内碰着的都是拎不起来的汉子”。何以如斯？那是因为五四以来的九十年里，头三十年的战争烽火消亡了大部门“威武不克不及屈”的汉子，中间三十年的政治骚动消亡了大部门“贫贱不克不及移”的汉子，后三十年的发家致富消亡了大部门“富贵不克不及淫”的汉子。于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就剩下诸如翟耀东、丁红旗、马大鹰之类的汉子（乔锐一角不外是给中国汉子几留点体面），而那些男性角色不分主次，在《三七》里其实都是副角。固然陈枰在《三七》里也借高海莎一角责备了不懂自尊自爱不克不及自立的女性（高与尹洁就是拿来反衬邓、徐的），但大白不外的是，邓佑实与徐竞男才是《三七》一剧所要歌唱的“主旋律”。
翟耀东是如许向邓佑实“举手投降”的：“我长到四十岁，历来没有一个女人如许不分里外埠跟我说话。她收放自若，先礼后兵，我搜遍了全身也搜不出一样刀兵来匹敌她”。第七集，外表斯文柔弱的徐竞男对乔锐谈起丁红旗时说：“一个汉子怎么可能说话不算话呢？我不容许他爱他的妻子胜过爱我。所以工作到了今天那一步，只要我决定前途和命运，怎么能由他来决定呢”！第十七集，移进新家、怀上身孕从而大获全胜、好事圆满的邓佑实骄傲地颁发《生活宣言》：“我如今的生活和马大鹰在一路混日子的觉得完全纷歧样，我觉得我活得完全配得上‘嚣张’那两个字儿”。那个“嚣张”，就是邓佑实们张扬个性、独立自主、积极朝上进步的人生功效。
在《三七》一剧里，最让我冲动的是徐竞男说的一句话，“女人对女人好，那不是不移至理吗”？所以，先是徐竞男搀扶帮助邓佑实（前情敌）处理了生育问题，后是邓佑实出手迫使高海莎说出怀孕本相，搀扶帮助乔锐与徐竞男那一对重回于好，最初是徐竞男竟然出手搀扶帮助高海莎（前情敌）末于有了个回宿（当然，那事儿也是间接帮了乔锐和徐竞男本身），三人还因而成了好伴侣。那些在现实生活里较为稀有的事例，不只表达了女人之间关于相互的命运和生活应有的同情与关心，还展示了女人在豪情生活里应有的热诚与伶俐。事实上，假设女人老是为了相互忌恨而争斗不休，背后所反映的仍然是女性对男权（及其所代表的利益）的依靠，亦因而而丧失了现代女性所逃求的独立与自尊。至此，谁还能承认《三七》是一部高扬女性主义旗号的影视做品？
结 语
陈枰生长于内蒙古大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天然早已溶进了她的血液，外部情况与内在性格养成了她的率实天然与独立个性，那一类型的人格在当今中国的支流社会里亦几近绝迹（所以我们要说‘礼失求诸野’）。陈枰的为人与做品告诉我们，汉子要有个汉子样（男男），女人要有个女人样（女女）；丈夫要尽到丈夫的职责（夫夫），老婆要尽到老婆的本份（妻妻）。不管陈枰本身能否情愿，她所代表的那种率性天然、求实务实、两性平等、自尊自强的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应该成为现代中国女权运动的“主旋律”。
09、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