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无论修辞体例，仍是伦理意味，都历来有别，迥然差别。由《史记》开其端绪的中国小说，有着个性明显的叙事风气。那些风气特征，从与读者的关系的看，是使人近之如春的叙事立场，是对“列位看官”的亲热而可人的尊重与体谅；从与人物的关系看，是对人物的性格逻辑、话语体例和行为逻辑的尊重，是“一样人还他一样口吻”的逼肖，是对“千人一面”的脸谱化和“千部一腔”的类型化的警惕；从与做者的关系看，是蕴蓄著做者人生体味和人生感喟的抒情性——出格是含着眼泪的抒情传统，自司马迁以致于曹雪芹和刘鹗，一脉相承；从构造形式和美学效果上看，中国小说家勤奋通过巧妙、盘曲的叙事，逃求妙趣横生、惹人进胜的叙事效果，通过明显或者表示的“且听下回合成”的叙事中断，造造一种悬念感和审美等待，从而始末将读者牢牢吸引在不能自休的阅读形态里；从伦理目标的角度看，做者老是以爽快的体例将本身的主体人格和道德主张， 灌注到做品中，试图通过积极的小说修辞，对世道人心产生积极的影响，根据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的说法，就是“摘善贬恶”，“非独刺讥罢了也”。
然而，比照前人的叙事体味，人们会发现，固然单就语言和白描等形式和身手来看，某些现代小说和现代小说与中国古典叙事之间，当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传承和联络（例如，《金锁记》与《红楼梦》在语言上的师承关系，汪曾祺小说与明清散文小品在诗性意境创造上的影响关系，《废都》与《金瓶梅》在情节构造、人物塑造上的模仿关系），但是，就其整体和次要方面来看，中国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的小说叙事，与中国的以《史记》为范例的叙事传统之间，良多时候是疏离的，有时以至是各走各路的，而与西方小说出格是“现代主义”的写做体味，却是有着甚为密切的师承关系。一些时髦的外来学说和外来看念（例如“心理阐发”、“阶级斗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说以及“魔幻”、“荒谬”、“拼贴”、“戏仿”、“力比多”、“阶级性”、“超现实”、“狂欢化”等理念）， 凡是会主宰我们的文学想象和小说叙事，使我们将人物降低为演绎某种学说和理念的东西和符号。那些看似别致的现代身手（例如文不加点的意识流和扑朔迷离的构造主义），除了无谓地增加情节组织的复杂水平，加重读者的阅读承担，似乎也并没有几积极的修辞效果。
郁达夫在《小说论》中说：“中国现代的小说，现实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传统的。”1那个揣度，即令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期的实情，也不该成为尔后原封不动的形式，因为，中国小说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是“中国”的，究其原因，在于它是用特殊的中国文字和中国形式，来表达中国人的心绪和体味，而不单单只是“欧洲的文学传统”的派生物。模仿是需要的过程，但不是最末的目标。假设没有对模仿的超越，进而将借鉴转化为创造的才能，那么，模仿的过程，就是丧失自我个性的过程，就能否定自我价值的过程。 1郁达夫：《小说论》，收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材料》，北京：北京大学出书社，1996 年版，第二卷，第 418 页。
从二十世纪中期起头，在日本做家中，也有一种模仿外国文学的风气。三岛由纪夫曾锋利责备过那种风气，认为它给日本文学形成了严峻的“紊乱”；对“诺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亦步亦趋地效法“存在主义”，他更是极表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毕之后。以德国为师的风气退烧，转而逃求英美的文化，再加上法国文学翻译的显著增加，法国的各类看念自在穿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那种多国搜集形成的紊乱，使得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感情都充满了过多的概念。小说以及其他的文类中也看得到那种紊乱，那种紊乱已经逐步普及到人们很难区别什么是翻译腔、什么才是正规日文了。举比来的例子来说，假设拿大江健三郎的做品告诉他人说，那是萨特做品的翻译，可能谁都不会思疑。萨特和大江的文章在构想上天然有区别，两位做者的天分也纷歧样，但大江健三郎非常锐意要让本身的遣词造句接近萨特所用的词汇概念，如许的文章在战前是‘翻译腔’，而现在翻译腔的文章已经见怪不怪了。”2
那种“紊乱”和模仿，也存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尤以“后五十年”的情形，最为堪忧——八十年代之前，我们以“苏联文学”为师，模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根据生硬的写做形式，为了短浅的功利目标，而塑造“政治准确”、“面目面貌模糊”、“感情苍白”的“典型人物”；八十年代之后，我们的“新潮做家”，则以西方“现代小说”为样板，模仿乔伊丝，模仿劳伦斯，模仿福克纳，模仿海明威，模仿博尔赫斯，模仿玛律克斯，模仿罗伯–格里耶，模仿米洛拉德•帕维奇。我们的为数甚伙的“闻名做家”和“前锋做家”，几乎就是用中文来写“外国小 2三岛由纪夫：《文章读本》，黄毓婷译，南京：译林出书社，2013 年版，第 29－30 页：当初， 我因为 “诺奖”的缘故，而存眷大江健三郎的做品，但阅读的印象，却其实不怎么好，觉得他的小说， 从理念到身手，都是法国存在主义小说的翻版。 说”。张承志的《金牧场》就是模仿失败的典型个案：“我那个相当厌恶模仿外国文学的人，那次深深受告终构主义文学的骗，莫明其妙地逃求了一个失败的构造。”3遗憾的是，良多“被骗”的人，至今仍然迷途知返。
固然工具方的小说也有类似性，但其根本理念差别很大。我们有需要调整本身的看念和路向，回到《史记》那个泉源，回到中国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伟大传统，从头熟悉中国小说的价值，从头建构中国小说的体味形式。
那么，对如今的中国做家来讲，司马迁的写做中，包罗着什么样的人格力量和精神资本呢？对今天的中国小说叙事来讲，《史记》又蕴蓄着哪些很可贵重的写做体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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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做品是再现他者生活的事象文本，也是表示做者精神世界的心象文本。做者的精神情量决定了小说写做的样态和性量。他的人格心象深蕴于小说的事象系统，是小说的肉中之肉与骨中之骨。就此而言，小说其实就是做者的匿名化的精神自传。
司马迁对现代小说写做的深入启迪和体味撑持，起首见之于主体精神方面。在司马迁的做品里，始末张扬着顽强不平的生命意志与自暴自弃的朝上进步精神，始末展现出充满同情心和宽大立场的人文情怀，始末表示出对现实的清醒的责备立场、对权利的崇高的反讽精神。那股澎湃有力的阳刚之气，沛然莫之能御，充塞乎六合之间。那种雄深雅健、绮丽奇伟的主体精神，不只十分明显地见之于《太史公自序》 3张承志：《张承志文学做品选集》，海南：海南出书社，1995 年版，散文卷.第 348 页。和《报任安书》，见之于《刺客传记》和《游侠传记》，并且，还充满于整个《史记》的字里行间。
司马迁的遭遇长短常悲苦的。他因为劝谏暴君刘彻，而遭受酷虐的损害。对他来讲，那是无所比数的奇耻大辱。在《报任安书》里，他向伴侣倾吐了本身的无以复加的痛苦：“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如有所亡，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那种“生，仍是死”的“哈姆雷特之问”，每时每刻煎迫着他。
但是，他没有他杀，因为死是随便的，而活下来，且有所做为，则是极为困难的，需要极为顽强的精神支持和远大的精神拜托。他说：“且勇者没必要死节，懦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往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湎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猥琐没世，而文摘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 不成胜记，唯倜傥十分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流放，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书》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奋之所为做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末不成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汉书•司 马迁传》）此处所表达的，不是“隐忍苟活”的猥贱，而是充满阳刚之气的不成摧折的保存意志，是一种足以使顽廉懦立的大丈夫气焰。那种愈挫愈锐的坚韧精神，既为司马迁的写做，供给了“发奋著书”的强大动力，也付与《史记》以“精悍峭厉”4的体裁风气、高尚的美学气量和刚正的伦理风貌。4汤谐：《史记半解》，韦爱萍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 276 页。
汗青叙事既是对事实的闪现，也是对做者自我精神的表示。在“太史公曰”那一特殊的修辞形式里，他曲抒胸臆，曲陈己见，始末表示出很强的介进性修辞立场，始末展现出一种沉雄有力的言说精神。他将责备的矛头指向一切充满残破的物件，出格指向残暴的施虐者和高视阔步的权利人物。在本身的叙事世界里，他是实理和正义的保卫者，是凛然不成进犯的崇高的仆人，绝不会向任何压迫性的力量妥协和垂头。他不只勇于像无畏的英雄那样，向世俗世界的更高权势巨子挑战，并且，还敢向“历来高难问”的神异“天命”挑战，例如，他在《伯夷传记》中对“天道”所发出的斗胆量疑，对“世道”所停止的锋利责备，就具有掀天揭地的力量，属于在中国文学叙事中很少听到的振聋发聩的声音：“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穷凶极恶，聚党数千人，横行全国，竟以寿末，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品行不轨，事犯隐讳，而末身逸乐，富厚累世不停。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允不发奋，而遇祸灾者，不计其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那是就连孔子也不曾有的思惟，是连孟子也不曾有的气焰。司马迁的匹敌更高权利的人格精神，量疑神圣“天道”的英雄气焰，实可谓超迈古今，卓然独秀。
阳刚之气是司马迁人格上的凸起特征，也是《史记》所塑造的许多英雄人物人格上的重要特征。他对那些充满阳刚之气和英雄气焰的人物，则充满敬意。他认同刺客和游侠身上的不畏强暴、勇于任事的精神，在叙写他们的勇猛豪举的时候，则浓墨重彩，淋漓尽致，就像吴见思所说：“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猛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第一种猛烈文字。故至今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非常。”5在诸子中，孟子是最有青春激情的人，是起码隐讳敢说实话的人，是对最 5吴见思、李景星着：《史记论文史记评断》，陆永品点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高统治者也敢冲犯的人，所以，也就是司马迁最心仪的人。李景星说：“其于诸子之中独推孟荀，则如百川并流，而江、河最显。其于孟、荀之中又回重孟子，则如晨登泰山日看峰，远看万叠云霞，捧出一轮红日。”6对像本身一样陷进绝境，而又能万死不辞、屡踣屡起的须眉汉精神，司马迁历来就不惜赞词。季布之勇，栾布之忠，所表现的，恰是司马迁所赞扬的英雄气焰，所以，他在叙事中，亹亹不置地详述他们的事迹，在“太史公曰”中，则曲抒胸臆，情见乎词，高度评判他们勇猛无畏的道德精神：“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勇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傲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末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慨叹而他杀者，非能勇也，其方案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回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季布栾布传记》）
司马迁花了良多翰墨和很大篇幅，赞誉那些勇于担任的英雄人物。例如，蔺相如怒斥秦王，威信敌国，幸不辱命，完璧回赵，先国度之急，然后私仇，凡此种种，所表现的，就是一种不畏强暴、地载海涵的阳刚之气，所以，司马迁才在《廉颇蔺相如传记》的“太史公曰”中高度评判他 ：“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摆布，势不外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钱钟书在论及《廉颇蔺相如传记》的时候，高度评判司马迁在描写人物上“增饰衬着”的才能，说他“写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是何意态雄且杰！后世小说 2008 年版，第 52 页。 6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断》，陆永品点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 年版，第 165 页。描绘精能处无以过之”7。其实，司马迁的过人之处，不只在“描绘”的身手才能，还在于那一股足以令人血脉贲张的浩然之气。
汲黯在 暴君面前所表示出来的大丈夫气焰，就更属难能宝贵，而司马迁对他的刚正率曲，更是赞扬有加：“黯为人道倨，少礼，面折，不克不及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克不及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勤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切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其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切谏，不得久居位。当是时，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拜见，蚡不为礼。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如此，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摆布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汲郑传记》）在几乎地道切磋理论问题的《乐记》里，司马迁也不忘褒赞汲黯正言极谏的精神，笔录了他对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凌空蹈虚的 “浪漫主义”诗歌创做的锋利责备：“‘凡王者做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认为歌，协于宗庙，先帝苍生岂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离间圣造，当族。’”汲黯的性格，固然略嫌褊狭，但是，他的回绝“从谀承意”的政治人格，却是近乎完美的，是充满阳刚之气的，——所谓“游侠，任气节”，所谓“数犯主之颜色”，就是须眉汉精神的表现，而面斥当朝 的“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则几乎成为上下几千年的绝响，不只在古代属空谷足音，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惜焉罕觏。7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一册.第 516 页。
两千年来，司马迁的充满阳刚之气的人格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常识分子的人格生长和写做风气。清人刘熙载说：“杜陵五七古诗，节次波涛，离合断续，从《史记》中得来，而苍莽雄曲之气，亦迫近之。”8他对中国的小说叙事的影响，也同样深入。中国古代的小说家的心里，大都有着像司马迁一样的勇于通过叙事 “以舒其愤”的阳刚之气，正像近代小说理论家王无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一文中所说：“吾国政治，出于在上，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务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荡摧锄全国之士气。士不得志于时，而能文章者，乃着小说以抒其愤。”9司马迁陷进窘境和绝境，但却毫不畏葸和妥协，而是通过大义凛然的汗青叙事，来责备人道的松弛和政治的陈旧迂腐，来匹敌权利的昏暴，受其影响，后来的小说家，如曹雪芹、蒲松龄和吴敬梓等，也都含着责备现实的矛头和“以舒其愤”的勇气。
健全意义上的写做，需要一种“强哉矫”10的须眉汉气焰，需要敢怨的勇气与敢“发奋”的激情。为了改变我们阴柔的文学气量，为了强化我们的主体精神，现代小说家有需要像杜甫那样，将精神的根须，深植到《史记》的膏壤里，有需要从司马迁那里吸纳精神上的阳刚之气。 2 8刘熙载：《艺概•诗概》，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78 年版，第 60 页。9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1959 年版， 上册.第 227 页。 10 “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稳定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稳定，强哉矫！”（《礼记•中庸》)。
没有锋利而成熟的反讽，就不会有健全而伟大的文学。责备是文学面临现实和汗青的根本立场，而反讽则是做家面临残破和病象的根本立场。从与现实的关系看，几乎所有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反讽型的做家；从精神量量的角度看，反讽决定着小说的文学成就和内在价值，正像一位德国闻名美学家所说的那样：“小说做为一种文学款式，其更高成就都是反讽性的做品。”11《圣经》里说：“先觅觅到衣食，然后你才气看见天堂。”那么，对文学来讲，则是：先觅觅到反讽，然后你才气看见伟大的做品。文学死于责备精神的凋丧，死于反讽激情的冷却。
所谓反讽，小而言之，是指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含着嘲讽意味的修辞体例，大而言之，则是指一种勇于曲面社会暗中和人道松弛的精神，素质上是一种表达不满和抗议的积极姿势，也是一种表达愿看和抱负的诗意行为，——它指向更新的更完美的价值图景，表达着对生活的更大的热情和更高的期看。做为对险恶的对抗，它很大水平上是针对权利的昏暴，是指向那些极端形态的恶。所以，反讽是需要勇气的，以至是需要牺牲精神的。
司马迁无疑是从古到今更具反讽勇气的做家。在《匈奴传记》的赞语中，司马迁显示了“当世之文”对汗青叙事的压制：“孔氏着《春秋》，隐、桓之间则章， 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隐讳之辞也。”在《十二诸侯年表》里，他也表达了不异的意思：“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成以书见也。”然而，司马迁的叙事里，却少有避重就轻、文过饰非的“隐讳之辞”。 他更大限度地打破了外在规约的限造，通过多种有效的叙事战略和反讽修辞，锋利而深入地表达了本身对权利人物和重要问题的认知和评判。他在《太史公自序》里，借董仲舒之口，提出了“贬退讨”的反讽性写做伦理：“孔子知言之不消，道 11H.R.耀斯：《审美体味与文学阐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书社，1997 年版，第 282 页。 之不可也，长短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认为全国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医生，以达王事罢了矣。”所谓“贬退讨”，就是一种典型的反讽姿势，是对反讽素质的特殊而典范的表述。班固没有司马迁的抗争勇气，没有对更高权利的亢曲不挠的反讽精神，所以，就必恭必敬地绕开了“天子”，将司马迁的“贬退讨”，改写为避重就轻的“贬诸侯，退医生”（《汉书•司马迁传》），——殊不知，一旦放过了“天子”，一旦对他卑恭屈节，那么，汗青和小说叙事的威严，便会降低到尘埃里，反讽性的叙事世界，就会土崩崩溃。
司马迁的反讽叙事的灵魂，用两个字来归纳综合，就是“正义”。那种正义精神，来源于他对汗青叙事的责肆意识的高度自觉，基于他对常识与权利关系的准确理解。他写汗青，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在“古今”之间和“天人”之间，求更高的实理，说本身的实话。而在现实层面上，他也对峙要对权利，说正义的话，做正义的事。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出万死掉臂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的精神，就是要敢对本身的上司说实话，爽快地表达本身的定见，以至要敢与皇帝面折廷争。司马迁最不克不及容忍的、最痛恨的，就是人格上的不耿直，就是低声下气的奴秀士格和蝇营狗苟的小人做派。学者的曲学阿世，官员的因循无为，最为他恶感和鄙视。
然而，拍马和巴结做为一种可耻的道德现象，自古以来，即是中国权利场中常见的病态景看，也是中国文学叙事中常见的畸形现象。《佞幸传记》开首便说：“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官吏亦有之。”司马迁对政府官员的柔媚顺上、无所做为的无私而病态的人格，深恶痛绝；对那种苟合取容、投契谋求的人和言恭貌谨、唯唯诺诺的人，每有锋利的挖苦。他在《张丞相传记》中，点了刘汉政权中心政府里的多名高级官员的名，责备了他们的持禄的无所做为：“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 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罢了，无所能创造功名有着于当世者。”对郅都、张汤、义纵、周阳由、王温舒等酷吏，他没有好感；对叔孙通，对平津侯公孙弘和蒯成侯周绁，对貌似孝谨、敦谨、审谨，实则损人利己、洁身自好的石奋父子，他同样没有好感，通过比果戈理还要锋利、诙谐的描写，挖苦了他们的丑恶的怯夫心态和妾妇之道。
叔孙通是一个“知时变”的人，很擅长投其所好，“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他无视“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然后可兴”的法例，在“死者未葬，伤者未起”的时候，为刘邦“订朝仪”，搞得“自贵爵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而刘邦却心花怒放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他为孝惠帝文过饰非，竟然说出 “人主无过举”的昏话，——那种投其所好的谀词，将极大地滋长 暴君的天纵之聪的傲慢心理和莫予毒也的自卑倾向。司马迁在“太史公曰”里评判他说：“叔孙通希世度务造礼，进退与时改变，卒为汉儒宗。‘大道若曲，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刘敬叔孙通传记》）所谓“希世度务”、“与时改变”，就是牺牲原则、拍马巴结的投契主义，乃是司马迁最为痛恨的一种坏德性，所以，他的“赞语”就是反言若正的反讽。
赵人石奋，仕进不寒而栗，奴性十足，“恭谨无与比”，遭到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的喜欢，以至“尊之”。他的奴性深进骨髓，“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万石张叔传记》）在他上行下效的影响下，四个儿子后来居上而胜于蓝，比他还要奴性十足。长子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敷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隆重，虽他皆如是。”他的另一个儿子石庆，官做到丞相，但是，“醇谨罢了。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然而，那个窝囊废恳求去官的时候，天子刘彻却说：“仓廪既空，民贫亡命，而君欲请徙之，摇摆不安，动危之，而辞位，君欲安回难乎？”于是，“庆甚惭，遂复视事”。石奋的四个儿子，“皆以驯行孝谨，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
蒯成侯周绁也是一个阿旨顺情、卑谄足恭的人。他的一片赤诚，竟然冲动了大大咧咧的高祖刘邦，刘邦给了他一个“爱我”的评判，“赐进殿门不趋，杀人不死”。然而，司马迁却在“太史公曰”里，通过明褒实贬的反讽，责备了他的奴性 人格：“蒯成侯周绁费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悲伤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傅靳蒯成传记》）在那段评判里，太史公巧妙地造造了 内在的话语抵触：“费心坚正”能够看做是正面的评判，但是，“身不见疑”却给人一种怪怪的觉得，显然是话里有话；“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眼泪流得太多太随便，就不免有些廉价和虚假。做者似乎很怕读者思疑周绁的“热诚”，于是，便做了个填补性的阐明，给了个道德上的“必定性”评判：“此有悲伤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然而，其效果，却欲益反损，转化为极其辛辣的反讽，几乎使人要忍俊不由地笑出声来。通过那种充满喜剧意味的高级形态的反讽叙事，司马迁显示了如许一个事实：恰是因为有喜好溜须拍马的庸主，那才会有石奋和周绁如许的人格猥贱的奴才。
是的，司马迁不只将矛头指向奴才们，也指向身份特殊、炙手可热的显贵阶级。霍往病是与皇帝关系密切的贵戚。他是汉代地位很高的青年将军，但是，从人格上看，他却并非一个伟大的人，而是一个洁身自好的庸人。所以，司马迁固然必定了他的军事才气，但也责备了他的无私、虚假和冷酷。一方面，面临天子的为他“治第”，他铿锵有力地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话，但是，另一方面，“其参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克不及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卫将军骠骑传记》）两相比照，就将霍往病的人格上残破和感情上的冷酷，反讽性地显示了出来，——假设与《李将军传记》对读，反讽的意味，就更耐人含玩。
关于上将军卫青，司马迁的挖苦，更为间接和锋利：“上将军为人仁善让步，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全国未有称也。”如斯犹嫌不敷，他痛快在“太史公曰”里， 借苏建的话，对卫青间接停止责备：“苏建语余曰：“吾尝责上将军至尊重，而全国之贤医生毋称焉，愿将军看古名将所招抉择贤者，勉之哉。上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来宾，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医生，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 臣奉法遵职罢了，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斯。”更有反讽意味的是，卫青与霍往病两人的功绩，多借“天子”之口细细说出，而刘彻在为他评功摆好的同时，经常立即“益封”，——那就同时巧妙地挖苦了“天子”的任人唯贤以及对贵戚的曲意回护。司马迁对卫青、霍往病的无私怯懦，极为不屑，以至在《佞幸传记》里，也不忘带他一笔，而那，正如李景星所说：“为士君子以才艺邀宠者，痛下规戒。篇末以卫、霍结，更是毒笔。史公之意，鄙薄卫、霍极矣。”12所谓“毒笔”的评判，其实其实不准确，因为，他的反讽并非简单地宣泄一己的愤慨和狭隘的情感。司马迁对显贵阶级的勇猛而机智的反讽，表现出的是一种伟大的写 12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断》，陆永品点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 年版，第 219 页。做伦理，是一种具有永久价值的叙事范例和修辞体味，此中当然表示着对卑鄙德性的训斥，但也更为热情地表示着对正义的唤唤，对崇高道德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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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修辞研究》一书中，我从修辞的“强度形态”的角度，将反讽分为 “强性反讽”与“弱性反讽”13。而司马迁所供给的叙事体味，则提醒我们，有需要根据反讽的指涉物件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角色，将反讽分为“上层反讽”和“下层反讽”；前者是对上流社会和权利阶层的反讽，后者是对下层社会的人格病象和畸形现象的反讽。古典的叙事次要属于“上层反讽”，其反讽对象，次要是暴君、佞臣、酷吏、贪官和冬烘，现代的反讽，基于“立人”的文化自觉和“革新国民性” 的启蒙主义抱负，则次要属于“下层反讽”，其反讽对象，次要是家庭生活内部的畸形现象以及底层公众的愚蠢与麻木。
在君主专政的皇权主义社会，实正伟大的反讽，起首是指向社会上层构造的，出格是指向更高统治者的。假设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司马迁则不只不留人情地挖苦墨吏、酷吏，也将责备的矛头，明白地指向汉朝的历代皇帝，出格指向本身时代的更高统治者——“ ”刘彻。李景星说：“太史公以上下千古目光而做《史记》，其叙事往往有拜托深远，为后人认为没必要为，实则不敢为、不克不及为处。”14说得其实是很对的。司马迁的反讽，敢做敢为，既属于“强性反讽”，也属于“上层反讽”，是“强性形态的上层反讽”。 13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03 年版，第 226－233 页。14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断》，陆永品点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
因为权利自己所具有的几乎不成制止的陈旧迂腐性量和松弛感化，地道意义上的好皇帝，千百年间，罕见一觌。欠缺权利造约的皇帝，多几少，总有一些感情上的病态和人格上的残破。所以，在《史记》里，除了做为道德抱负而塑造出来的传说中的“五帝”，其他近世的皇帝，其人格与感情，大都存在着严峻的问题。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面临本身时代的皇帝，他老是敢痛下规戒。他当然也写他们的“正面”和“光亮面”，但也从不避忌通过巧妙的反讽，写他们的“后背”和“暗中面”，写他们的奸猾、恶棍、愚妄、褊狭、阴毒、龌龊。林鹏先生说：“就是实龙天子，也是一小我，也是个别，也是个性。认真读读《史记》吧，三皇五帝都是人，只是后来有了皇帝，才神乎其神起来。站到阿谁位置上（‘圣人之大宝曰 位’）就把本身想象成神了，四周的大臣们又付与他一种‘神性’，于是乎就似乎了不得了，其实仍是一小我。天子们喜好强调‘天命’，其实‘天命之谓性’ （《中庸》），天命只是他的人道、个性，仍是个个别罢了。”15司马迁的叙事视点，始末集中在个别的人道和个性上；他要把做为个别的皇帝写成通俗人，写成有特殊之处也有乖戾之处的性格复杂多变的个别。
一个朝代的政权的宽猛水平，人民的幸福指数，社会开展和朝上进步所能到达的高度，都与打全国的开国之君密切相关。因为，他的意识和行为，他的人格情况和道德程度，会极大地影响后来皇帝的人格和道德。刘邦是汉朝的始皇帝。有汉一代的皇帝，大都继续了他的一些缺点，例如冷酷、虚假、善变、多愁善感、断袖之癖、 恶棍习气，等等。吴见思在评论《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的时候说：“自古之待 功臣者，每以汉高为口实，将如淮阴之钟室，布越之菹醢；相如萧相国之整饬，而年版，第 132 页。 15林鹏：《平明札》，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版，第 303 页。上林一请，难免于下吏。噫！亦薄甚矣！故子孙习之，而申屠嘉难免于呕血，周亚夫难免于饿死。至孝文之世，丞相多至他杀，而将帅以坐法抵功失侯者，往往而有。此史公年表之所以做也。史公生于此时，目睹心慨，不免难免言之过甚，故后人削之，而序论之所以阙乎？呜唤！孔子《春秋》皆口授，而定、哀之间多微词，岂无故哉！”16汉朝的历代皇帝，全都显得虚假自然、冷酷无情、刻薄寡恩，那与高祖刘邦的人格影响和精神遗传，其实是分不开的。
在凡是情状下，一个开国皇帝，往往会被人们神化，会被官方的意识形态塑形成奉天承运的神圣特殊的人物。在《高祖本纪》中叙写刘邦的时候，司马迁也根据官方意识形态的规约形式，写了他的“此殆天授”的一面，诸如刘媪梦与神遇，七十二黑子，上常有龙，老父相吕后，赤帝子斩白帝子，东南有天子气，大丈夫当如斯，吕公妄许，等等。那些所谓的“神迹”，经常让刘邦“独喜”、“自傲”，也让“诸从者日益畏之”。但是，在司马迁的反讽性的叙事构造里，那种“神物主义决定论”的叙事逻辑，老是被无能、琐碎的日常生活叙事所消解，例如，“梦与神遇”、“七十二黑子”、“上常有龙”的奇事，就与“不事财产”、“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折券弃债”的常事，并置在一路；“老父相吕后”、“赤 帝子斩白帝子”、“东南有天子气”、“大丈夫当如斯”、“吕公妄许”的大忽悠，与“实不持一钱”、“狎侮诸客”、“以竹皮为冠”、“高祖被酒”、“高祖心喜”、“恐能薄”等小玩闹，并置在一路。借助如许的战略，司马迁建构了一个耐人觅味的反讽性的叙事空间。也就是说，司马迁用互反性的对位性构造，胜利地消解了神化事象的持重感和神圣性，拆穿了“神化叙事”的不三不四的荒谬感和自16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 记评断》，陆永品点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 年版，第 20-21 页。欺欺人的虚假性，提醒人们回到日常的现实生活气氛里，将刘邦当做一个通俗的人来审阅。
在司马迁笔下，刘邦远不是一个神通广阔、战无不堪的人。他屡次被项羽的楚军打得溃不成军，又屡次通过夺张耳、韩信等人的戎行，来重振旗鼓。他老是在“转战”和逃跑。他一败涂地的时候，其实太狼狈：“汉军绝食，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将军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楚皆唤万岁，之城东看，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高祖本纪》）如斯羞耻的逃命记忆，像噩梦一样令人不快，会严峻地消解一小我攫取政权的胜利感。
恰是在逃跑的路上，我们看见了刘邦的实面目。司马迁用尖利的反讽之刀，剥开了刘邦的被官方意识形态层层包裹的华衮，将别人性上的残破和感情上的冷酷，喜剧性地彰显给人们看。刘邦欠缺健全的人道，对上不孝，对下不慈，欠缺对父亲和儿女的一般感情。“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 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授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羽本纪》）此中“杯羹”一语，冷酷无情，天良丧尽，尽显地痞恶棍本质。不孝者必不慈。对本身的孩子，刘邦也毫无爱意。狼狈逃窜的时候，他数次将本身的孩子推下车：“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逃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成以驱，奈何弃之！’”（《项羽本纪》）司马迁诲人不倦，屡次写到那一事象：“至彭城，项羽大破汉军。汉王败，倒霉，驰往。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余，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樊郦滕 灌传记》）
文帝刘恒似乎是汉朝皇帝里比力好的一个，但是，他的人格和性格，也同样很复杂。司马迁在《孝文帝本纪》里，多从正面来写他。他宽缓不苛，废除了连坐之法、肉刑，“施德惠全国”。他有着专造皇帝很少有的自省意识，不只晓得“全国治乱，在朕一人”，晓得“百官之非，宜由朕躬”，并且也晓得，本身的才能有限，以至会有“过失”，所以，要求“举贤良朴直能婉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为此，他废除了“离间妖言之功”，还说了一通至今仍然不外时的话：“今法有离间妖言之功，是使寡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他勇于自责，认为本身“不敏不明”，将“朕甚自愧”如许的话， 经常性地挂在嘴上。他以天然的立场对待灭亡，在“遗诏”里，明白表达不要扰民，“使重服久临，以离冷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奠，以重吾不德也，谓全国何！”他反对奢靡的厚葬，要求薄葬本身，“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刀兵，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他以至有“先民后己”的意识， 反对替本身祈福：“今吾闻祠官祝禧，皆回福朕躬，不为苍生，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苍生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对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来讲，能有如许的意识和情怀，无疑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司马迁不会只看一面而不及其余，更不是只会“颂圣”和喊“万岁”的奴才。在他眼里，再好的皇帝也是人，也不免会有人道的局限和弱点。于是，他便通过互文性的叙事战略，在皇帝身边近臣的“传记”里，反讽性地显示了汉文帝的 “另一面”，以至倾覆性地解构了“本纪”里的“伟大”而“荣耀”的“浩荡叙事”。例如，在《袁盎晁错传记》里，文帝在处置“淮南王事务”的时候，显然其实不像《孝文帝本纪》所写的那么慈祥，而是对本身的兄弟冷酷无情地“暴摧折之”；袁盎因为“数切谏”，所以，被文帝排斥出朝廷，“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比照“以匡朕之不逮”的话，即可看到他性格中言而无信的一面和叶公好龙的虚假。中郎署长冯唐锋利地责备文帝，说他“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 也”，因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 陛下下之吏，削其爵，伐做之”（《张释之冯唐传记》），——由此能够看见他心里的严格和无情。在《张释之冯唐传记》里，他也有“厚葬”本身的想象：“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斮陈，蕠漆其闲，岂可动哉！”只不外听了张释之的劝谏，才消除了那个念头。他很随便起火，并且一旦发怒，就杀气腾腾，必欲致人死地然后快。他要求诛杀无意中“犯陛”的路人，愤慨地说：“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温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听了张释之的阐明，“良 久”，才舍弃了杀人的激动。有人盗高帝庙前玉环，文帝又发怒了，不满仅仅将盗窃的人“弃市”，而是要将他全家人都处死17，——那与阿谁“先民后己”的仁君形象，几乎判若两人。
对本身时代的“ ”刘彻，司马迁的反讽叙事，就更为锋利，更不留人情。李景星评判《封禅书》说：“封禅本千载恍惚之事，而太史公之为《封禅书》，更演为五色迷离之文，所谓文与事称也。通篇丽事烦杂，几混宾主，然一言突破，则挖苦武帝罢了。”18而《乐书》则“似正似反，若合若离。总之，痛古乐之亡，不克不及不致讽于武帝罢了”19。事实上，纵看《史记》，司马迁对武帝的反讽，几乎无 17 “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 共承宗庙意也。’”（《张释之冯唐传记》） 18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 史记评断》，陆永品点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 年版，第 122 页。 19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断》，陆永品点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 年版，第 118 页。 所不在。他在多个互文性比照的文本中，对汉武帝停止反讽。在《礼书》、《乐书》、《律书》、《封禅书》、《平准书》、《酷吏传记》、《魏其武安侯传记》、《卫将军骠骑传记》、《李将军传记》、《平津侯主父传记》、《汲郑传记》、《游侠传记》、《匈奴传记》、《儒林传记》、《佞幸传记》、《大宛传记》、《货殖传记》等文本里，他责备了武帝的雄猜多疑、浅衷狭量、好大喜功、无私贪婪、饰智矜愚、我行我素、昏暴寡义、冷酷无情、黩武好战、不恤人命，反讽性地显示了他对长生不死的非理性欲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虚假等人格病象和道德残破。一部《史记》，几乎就是关于刘彻的人格剖解书和道德阐发陈述。
就如许，司马迁将汉代的皇帝，写成性格复杂的人，而不是完美无缺的神。司马迁通过“本纪”与“传记”文本互证的“上层反讽”，倾覆了关于皇帝的人格的“虚美”形式和神化叙事，实现了对皇权的强性反讽和有效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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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而有力量的文学，大都具有实在的性量与客看的倾向。实在是文学的生命之源，而客看性则是叙事文学的重要量量。没有认知形态和审美形态意义上的实在和客看性，那么，就既谈不到善，也谈不到美。然而，对汗青叙事和文学叙事来讲，实在和客看性是极为重要的，但也是很难获致的修辞效果和文学价值。
司马迁的写做伦理和写做体味中，最可贵重的，就是由班固所总结出来的“实录”精神：“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量而不俚，其文曲，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 司马迁传》）那其实不是班固一小我的评判，而是汉代几位重要学者的共识。“实录”二字不只归纳综合了司马迁的写做身手和体裁风气，也显示了他的伟大写做的忠于事实的求实精神和叙事伦理。
“辨而不华，量而不俚”，乃是司马迁在文学叙事和体裁风气上的凸起特征，其本色就是要敦本尚实，返朴还淳，要有“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大雅•生民》）的美量，表现出的是西汉文学刚健雄曲、大朴不雕的恢宏气象。司马迁在《酷吏传记》的“太史公曰”里说：“汉兴，破觚为圜，斫雕为朴，网漏于吞船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百姓艾安。”固然那几句话所言说的，是汉初的政治气象，但是，“破觚为圜，斫雕为朴”，其实也能够看做是对汉代文运和文风的准确归纳综合。汤谐说：“《史记》之文，一篇自有一法，或一篇兼具数法。烟云缭绕处，几于勺水不漏，而拜托远深，迷离幻化，使人莫可眉目。一片暗澹运营之意匠，皆躲于浑浑沦沦浩浩落落之中，所认为微密之至，而其貌反似阔疏也。”（汤谐，《史记半解•杂述》）所谓“浑浑沦沦浩浩落落”，所谓“其貌反似阔疏”，只不外是《史记》的一种外在形态，在它的里面，蕴蓄着丰富的美量和挹之不尽的意味。也就是说，“圜”和“朴”并非“俚”，不是简单和陋俗，而是更高意义上的温文尔雅的大美。相提而论，我们如今的一些小说家，动辄就标榜“纯文学”，却只在形式上下功夫，叙事的身手固然翻奇出新，但却不合常道，老是给人一种花里胡哨、格格不进的别扭觉得。
所谓“其言曲”，指的是刚正不阿的秉笔挺书，而不是先意承志、为尊者讳的 “曲写”。“曲”是儒家伦理中重要的标准。孔子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 若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曲道而行也。”（《论语•卫灵 公》）孔子所认同和赞誉的人，就是为人耿直、曲道而行的人，就是具有“曲”的涵养和操行的人。关于汗青叙事来讲，“曲”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原则，没有那一标准和原则，就不成能立实言，也不成能着信史。而“其事核”一语中的“核”，意即“实在、准确、可信”，指的是对纷繁的汗青材料的芟夷榛楛的汰择意识和曲抵素质的叙事才能。“核”是“曲”的填补，因为，仅有立场的“曲”，而没有事实素材的“核”，那么，所谓“曲”便随便流为肆意附会和主看臆断。郭嵩焘说：“案诸侯起寒微，一时遗文轶事，传说风闻必多，史公身历其地而知其遭际风云，未有异于人者也。史公于萧、曹、樊哙、滕公等传，盖得于民间传说 为多，此所谓记实也。”20司马迁为了获得准确可靠的材料，为了“其事核”，是下了很大的田野查询拜访的功夫的。
与实在密切相关的是公允。实在是准确认知和准确揣度的成果，也是公允抉择和公允评判的成果。假设说，“其文曲，其事核”逃求的是实在，那么，“不虚美，不隐恶”则强调的是公允。不克不及对峙公允的原则，也就不成能获致实正意义上的实在，也不克不及很好地实现“美刺”的诗学目标。“不虚美，不隐恶”是对“其文曲，其事核”的延伸和升华，是展开叙事的伦理原则和人物描写的美学原则。做为汗青叙事的重要的原则，“不虚美，不隐恶”的底子精神就是强调如许一点：美刺、批驳都要有忠于事实的公允而严厉的立场。庄子说：“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庄子•人世世》）墨熹则说：“称人之善，不成有心于溢美，称人之恶，不成溢恶，皆不为已甚之事也。”（《墨子语类》卷五七）无论汗青叙事，仍是文学叙事，最难做到的，就是不激不矫、中庸之道，最随便呈现的偏失，不是“溢美”和“溢恶”，就是“隐美”和“隐恶”。假设说，“溢美”是无原则的抬高和必定，而“溢恶”是罔顾事实的贬低和否认，那么，“隐美”和“隐 20郭嵩焘：《史记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第 328 页。恶”则意味着对事实的歪曲、对本相的遮蔽。无论“溢”仍是“隐”，其性量都是消极的，城市给人们认知汗青和汗青中的人，供给错谬的信息，形成浩荡的障碍。
然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官方汗青叙事，就是为权利办事的“官学”，一旦涉及更高权利，就颇多“隐讳”，便为之“溢美”和“隐恶”。那就是《春秋公羊传》所说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董仲舒对此加以引申：“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讳，畏与义兼，则世愈近而言愈谨。”（《春 秋繁露•楚庄王》）对那种避忌的立场，司马迁大不认为然。在《匈奴传记》的篇末，他对孔子汗青叙事的“讳饰”伦理，停止了委婉的责备：“孔子着《春秋》， 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隐讳之辞也。”“隐恶”和避忌的成果，一定是言过其实的“虚美”和“溢美”。
胡适说：“列传文学写得好，必需可以没有隐讳：隐讳太多，顾忌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生动的列传了。”21做为一个勇猛而耿直的良史，司马迁的心里没有太多隐讳和顾忌。他彻底征服了心里的“惧怕感”和“势利倾向”，绝不称心于仅仅为帝王将相们的“丰功伟绩”而歌功颂德，而是要实在地写出他们的恶德与恶行。吴见思说：“太史公写闺房事，往往大雅”，但在《吕不韦传记》里，“独嫪 毐、太后事，极其不胜，使人不欲卒读。盖太后老淫，纵欲不胜，不克不及为之讳也” 22。至于《史记》对帝王们的“上层反讽”，更是大义凛然，千古不磨，业已成为中国古典史传文学最伟大的叙事成就。 21胡适：《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导出书社，2003 年版，第 12 卷.第 423 页。 22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断》，陆永品点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 年版，第 52 页。
但是，仅仅如许还不敷。对一个汗青学家和文学家来讲，还需要有基于同情的“不隐美”的公允立场。对那些人格残破、人品欠安的人，司马迁绝不因其恶而隐其善，不因其丑而隐其美。司马迁对极恶的暴君和酷吏，也能看到其正面的亮点，也要写出他一团污黑中的哪怕一星点儿的雪白来。例如，他不让苏秦“独蒙恶声”；对好杀人行威的酷吏，他则一边锋利责备，一边不忘替他们说公允话，在赞语中“表着酷吏之长”，“正所谓‘不隐恶，不没善’”23。“儒家大猾”叔孙通的德性，大为司马迁所不齿，但是，在叙写此人的时候，他也能按捺本身的厌恶之情，做到“婉而成章，尽而不污”24。
假设说，“不隐恶”和“不溢美”次要指的是针对权臣和帝王的叙事姿势，那么，“不隐美”和“不溢恶”则次要指是对弱者和失败者的同情立场、正义原则和公允标准。司马迁心里的正义原则，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他的公允的标准，就是“公听并看”（《鲁仲连邹阳传记》），就是吴景星所说的“不单叙事极工，而且持论极正”25。他放弃了汗青叙事中常见的“成王败寇”的庸俗而势利的叙事形式，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打通，对那些躬耕陇亩却又能揭竿而起的农人，对那些满面尘埃却又能挺身而出的贩夫驺卒，都无成见，同样为他立传。他为那些“千里诵义，为死掉臂世”的“乡曲之侠”辩解，认为“功见言信”的“侠客”是社会所需要的：“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全国，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游侠传记》）他 23牛运震：《史记评注》，西安：三秦出书社，2011 年版，第 328 页。 24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断》，陆永品点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 年版，第 188 页。 25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断》，陆永品点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 年版，第 164 页。熟悉和评判汗青人物的原则有两个，一个是伦理原则（“德”），一个是感化原则 （“功”）；根据前者，应该为那些道德崇高的伟大的人物立传，例如吴太伯和伯夷，根据后者，那些曾经在汗青上曾发扬过积极感化，产生过浩荡影响力的人物，便应该遭到足够的存眷和高度的评判，即使是“失败的英雄”，也要为他歌功颂德，要写出他们身上闪光的一面——对抗虐政的激情、挺身而斗的勇气、勇于赴死的精神。他将项羽列进“本纪”，将陈胜回进“世家”，将吴太伯排在“世家”第一，将伯夷排在“传记”第一，为被官方视为异类的刺客和游侠立传，都是含着正义感的公允的叙事安放。对此，后来的学者赐与很高的评判。钟惺说：“司马迁以项羽置本纪，为《史记》进汉第一篇文字，仿佛列汉诸帝之前，而无所忌，盖深惜项羽之不成也。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然可见汉世命人谋亦多矣。”26谭正璧说：“《史记》一书，不单在史学上是空前杰做，就在文学上也有极大的价值。……书中《项羽本纪》、《游侠传记》虽为儒家所深斥，然而却为文学上不朽的做品。因为一则与他的脾气和情况有关，一则斗胆破了以成败论英雄的习惯，所以言之深切而有声色。吾认为做者本身所称心的，也当以此二篇为主，因为他做此书的目标，或就在那里，也不成知。”27
总之，司马迁的“实录”，当然意味着对事实的尊重，意味着叙写本相的才能，但是，说到底，此中最闪光、最了不得的，仍是他在写做过程中所表示出来的匹敌 和虐政的正义感，以及曲面功责和暗中的反讽精神。恰是那一点，使司马26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书社，1986 年 版，第 347 页。27谭正璧：《中国文学史纲领》，上海：上海光亮书局，1930 年版，第 36 页。迁的伟大人格至今仍然让人高山仰行，使他的做品所包罗的写做精神和修辞战略，至今仍然历久弥新，成为反讽性叙事和启蒙性写做的伟大的体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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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青与小说同体共生，互为奥援。人是汗青和小说配合的物件主体，配合的叙事核心。第一流的小说家其实不听任本身的虚构，而是有着汗青家的涵养和理想，——要复原一个实在的世界，要写出像汗青人物一样可信的小说人物；同样，第一流的汗青学家，也要有小说家的理想，——要像小说家那样具有捕获细节、复原场景的才能，要能付与人物以生命，要惹人进胜地讲述故事。
司马迁是伟大的汗青学家和第一流的小说家，而《史记》则像李长之所说的那样，“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期中的写实的情面小说”28。做为汗青学家，他大义凛然，秉笔挺书，历来不折腰媚上，奠基了中国汗青叙事中正不倚、亢曲不挠的精神传统；做为小说家，他是叙事的天才和讲故事的巨匠，也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斫轮老手。司马迁笔下的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唤之欲出，千古以下，犹凛冽如生。从精神资本和叙事体味的角度看，《史记》不只是中国小说的膏壤和武库，并且，仍是我们认知和评判本身时代文学的重要标准，是我们抉择和确认小说写做路向的可靠坐标。
从主体精神的角度看，人格的疲劳和性格的雌化，是现现代小说叙事的严峻问题。比照司马迁，我们会发现，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因为外部力量的摧折，中国文学的精神之树，枝断叶残，花果漂荡，汉代以来的刚健有力、龙腾虎骧的文学，28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气》，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版，第 303 页。逐步异化为俯仰随人、柔靡无力的文学。闻名的思惟家型的做家刘亚洲将军，在其气焰澎湃、视野开阔、击断精警、素材别致的“史传性”做品《广场》里说：“水主阴柔。现实上，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个女性化的社会，阴气特重，并且一代比一代重。看世音菩萨原来在印度是个汉子，侨居中国后被国人施行了变性手术。她的教师释迦牟尼也不竭向她挨近，愈来愈显得眉清目秀，细皮嫩肉，还翘起了兰花指。京剧中更好的女配角是汉子饰演的，而越剧里更好的男角恰好又是女人饰演的。阴性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构成部门，并越来越是。政治也如斯。”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