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是1972至1976年，恰是“文革”后期。那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但因为我们初中时赶上由春季招生变成秋季招生，所以初中多上了一学期，总共两年半。又因为农村塾校分分合合，初中我先后换过王堂、大李庄和高楼三所学校，高中在西陵寺的公社高中。那是我学生时代的重要节点，也是从村落懵懂少年到中学教师的奠定阶段，见证了我的青春岁月，至今难以忘怀。
一、王堂学校
1971岁尾我从娄冲小学五年级结业，1972年春上王堂学校。王堂学校是一所七年造学校，相当于如今的义务教导阶段。王堂学校次要是小学，初中部只要一个班，校园内天天都是小学生嘁嘁喳喳的欢闹声，特殊是在下学的时候。我家离学校有四五里地，凡是要走个把小时，假设中午回家食午饭，不但我往返辛勤，大人做饭也很费事。我大哥昔时也曾在王堂上小学，就在张楼我姨姥家搭伙，张楼与王堂两个村几乎挨着。因为有大哥的先例，我也就瓜熟蒂落，在姨姥家食午饭。那是一段充满温馨与亲情爱意的日子。姨姥姥白白胖胖，慈眉善目，几个表叔对我特殊亲近，家务活儿一点也不让我插手。每逢下雨，四表叔或五表叔还会打着伞来接我，无微不至，跟我日常平凡在家的“放养式”生活大纷歧样，天天都有做客的觉得。在王堂学校留下的印象不多，但都与我的履历有关。一是因为离家远，所以就特殊羡慕离学校近的同窗。最羡慕的就是同班陈桂芬同窗，她就住在校内，她爸爸就是我们的语文教师。她也很活泼，每次上台演出节目也总少不了她。张四妮儿家也在四周，常在学校操场打篮球，下学时总能闻声“四妮儿，四妮儿，甩了！”的喊喊声。二是我在娄冲小学没怎么上过体育课，即便上也就是“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或跑步之类，成果就闹了笑话。那是一个阳光绚烂的午后，几小我在打篮球，我在边上看。原来是各人乱夺，后来说要角逐，刚好缺一小我，鬼使神差，一个像队长容貌的人指着我，你来！我从没打过篮球，看他号令那么无可置疑的样子，我也就硬着头皮上往给他们充数。成果球一传给我，我抱起来就跑，惹得全场哈哈大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上场了。
二、大李庄中学
在王堂学校只上了一学期，秋季开学后，我们就转到了大李庄。大李庄中学在王堂南面，二里多地，城（关）巴（村）公路北边。如今想来，应该是王堂初中部学生少，被合并到那里的。固然在大李庄中学也只上一学期，却有以下几点印象。
一是午饭。大李庄离家更远了，往返差不多要走两个小时，回家食午饭必定不可。我们村有四五个同窗，合计了一下，征得管伙教师附和，容许我们在教师伙房煮面条。我们几个轮流值班，轮到谁，谁就负责带菜叶，冬天多是大白菜，面条由各人各自带，他负责煮，食完后各人洗本身的碗。中午下学后，住在四周的同窗都回家往了，我们不消往返跑，就在学校煮面条食，似乎享遭到特殊待遇，比其他同窗多了一种荣耀感，成为我们的一大乐趣。十几岁的孩子，食饭有一种“隔锅香”心理，大约是“居兰庭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缘故。其实面条仍是阿谁面条，做法也差不多，只不外换了个处所，换了个锅，跟差别的人在一路食罢了，那就有了纷歧样的感触感染。大都时候带的是面条，有时妈妈来不及擀面条，就带点粉条，但几小我的放在一路，仍是以面条为主，相当于多个品种，能够变着把戏食，部门称心了我们求新求变的猎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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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励志教导。教语文的也是一位陈教师，个了不高，但很有特征，衣服永久是整洁的，胡子刮得很清洁，人也显得特殊精神。他教的课已记不得了，但有个细节我却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温热温暖的阳光照进教室，陈教师讲课一贯口若悬河，滚滚不停，突然话题一转，说到要我们勤奋进修上。只见他左手拿着课本，右指连连点着左腕，说：“同窗们，你们看，那是什么？手表！好勤学习，未来你们也能够戴上手表。”又抬起脚，露出他那油光锃亮的皮鞋，说：“你们再看，那是什么？皮鞋！好好念书，未来你们也能穿上皮鞋。如今欠好好念书，未来只能穿布鞋，穿芒鞋！”农村常识分子那种悠然自得的骄傲感，溢于言表。虽然从小父母就灌注贯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事理，但经他那么生动形象地现身说法，我们愈加相信“常识就是力量”，也愈加勇敢了“常识改动命运”的决心。
三是挨责备。我从小上学都是受夸奖，历来没有受过责备。有一个礼拜天，教师要我们几个同窗到学校摘棉花。根据事前分工，我完成了本身的使命。不晓得是因为离家远仍是此外什么原因，没等其他同窗完毕我就渐渐回家了，可能是后来教务处赵主任查抄时发现了，就在全校大会上提出责备，说仍是班委哩，参与义务劳动竟然提早走了。虽然没有间接点名，但我心里清晰，脸唰一下红了，赶紧低下了头，印象中那是我在学校受责备仅有的一次。
三、高楼中学
我们公社西南片有三个大队（如今喊“村”），即雷坡、魏楼、娄冲，简称“雷魏娄”。在三个大队接壤处，有一处高地，人称“高楼”。后来郑州棉纺厂在四周办了个青年厂（也是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曾经有个国营林场，后来林场撤销，1973年就在原址新建了高楼中学。因为离家只要二三里路，我就又转到高楼中学。在那里读了三个学期，不断到1974岁首年月中结业，所以对高楼中学的印象也更深一些。
一是戴大红花。在高楼中学前两个学期，教学次序是很一般的。日常平凡怎么学的已没有几印象，但我期末戴上了大红花，应该是1973岁尾放冷假的时候。那是我学生时代最光景的一次。测验功效出来后，学校组织同窗排着队，敲锣打鼓，蜂拥着获奖的同窗，把奖状和功效单送到我家，引得村上良多小孩都逃着看热闹，实有中状元似的觉得。那次测验的功效单很久都舍不得丢。数学、物理都是100分，化学98，汗青95，其他也都在90以上。那也是我数理化考得更好的一次。后来形势突变，责备右倾回潮，就让我们学工学农，屡次到漯（河）周（口）铁路工地劳动，还搞过慰问表演。不然我很有可能学理工了，只是命该如斯，人生不容假设，不是本身所能决定的。
在高楼中学，教师们特殊敬业，循循善诱，同窗也都用功进修，吃苦勤奋。校长邵国义教政治，后来他调到公社高中，让我用架子车拉着行李给他送到西陵寺。那时候我们能帮教师做点儿事，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是无比光景的工作。教语文的顾天福教师，大高个儿，一表人材，玉树临风。出格是朗读课文时声情并茂，豪情激越，让我们深受传染；顾教师还写得一手好字，粉笔字、毛笔字都没说的。后来我当语文教师，也黑暗模仿他。雷中枢教师在王堂就教过我代数，后来调到高楼中学，他家是雷坡的。雷教师最凸起的有“三大”：大眼睛，大嗓门，大肚子。他爱跟我们开打趣，常用两手比着腰，说他的裤腰三尺二，边说边哈哈大笑。他上几何课还有个绝活儿，能徒手在黑板上画圆和三解形，又原则，又都雅。我们在想，即便用圆规和三角板画，也不外如斯吧？王克祥教师教物理和英语，他的物理课我没记住几，但他一板一眼领读“中式英语”却留下深入印象，一遍又一各处跟着他用英语说“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是王克祥”，当然我们说的时候，要把“王克祥”换成本身的名字。那时只觉得学英语特好玩儿，并没有想着有一天会用得上。那也是我第一次上英语课，曲到考上研究生之前，我只要王克祥教师那一位英语教师。王教师离家远，周末才气回家。一般下战书五点多就下学了，太阳还老高。我们路过食堂门口，看他背靠着树，就着蒜瓣，悠哉游哉地在食中午的剩面条，也不加热，能插住筷子，可能因为是炎天，图个清新，又省事儿。那时我们也已饥肠辘辘，不觉暗自咽口水，觉适当教师实幸福。于万春教师教音乐，我们学了很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临行饮妈一碗酒》，《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共产党员时刻从命党召唤》，《沙家滨》中的《晚霞映在阳澄湖上》《智斗》等唱段，都是我们喜好唱的。每次全校开会，城市像队伍“拉歌”那样，群情鼓动感动，气氛强烈热闹，各班轮流唱，有人打拍子批示，颇有点角逐的意味。还常有人点歌，各人齐声喊：“×××，来一个！”那时似乎不大鼓舞看课外书，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教务处单国林主任责备，有的同窗竟然在课外看《青春之歌》，并特意用夸饰腔调说：“好大一棵毒草啊！”
二是学中心文件。组织初中生进修中共中心红头文件，也是阿谁时代特有的一道光景。1973年教导界发作了几件颤动全国的大事。河南唐河县出了“马振扶事务”，15岁初二女生张玉勤，在英语考卷上写“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安葬帝修反”，被教师责备后投湖他杀，成果校长和班主任都挠起来判了刑。北京中关村一小的小学生黄帅日志登在《人民日报》上，被誉为“反潮水小英雄”。辽宁张铁生被树为“白卷英雄”，风行全国，后来又有批林批孔运动。传闻有个教师原来喊刘学孔，运动一来他就改名刘批孔，不知后来又改回往没有。归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般的教学次序被打乱，我们也无法平静进修了。运动一来，都要把我们集中起来，进修中共中心文件或《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学校没有礼堂，是露天会场。各人带着凳子，落日西下，师生一路听传达文件。其实良多内容我们也不懂，早已听得不耐烦，但也只能忍着，不断听到“此件传达至县团级”，各人才算舒了一口气。赛歌会搞得那么轰轰烈烈，恐怕也跟那有关，最少能够调剂会议气氛。后来还号召各人写大字报，责备右倾回潮。有一天下学时，良多人都凑在一路正在看大字报。一看，竟然是我们天福教师的，标题问题是《硬逼教师上梁山》，口诛笔伐，愉快淋漓，觉得比读语文课文更有意思，让我们在其他班同窗面前深感骄傲。“铤而走险”“戴着镣铐跳舞”，我就是那时学会的。
三是照结业像。结业时的合影原方案在县拍照馆，在城关东街路北，一家很小的展面，那也是全县独一的拍照馆。我和几个同窗一大早动身，6点多就到了。有几个同窗没有准时，耽误了一会儿。屋子小，人站不下，不能不换到院子里。如许往返一折腾，太阳已静静爬上了墙头，赶紧拿遮阳伞挡，最末也没有盖住，老板只好公布，光线太强，照不成了。送上门的生意做不成，他显得很沮丧。我们就更费事了，班主任教师跟各人筹议，怎么办？要么明天早点再来，要么往周口大拍照馆照。各人都说好不随便来了，就往周口吧！于是大队人马又奔向周口。商水到周口10多公里，食了点带的馍，照完相已是下战书两三点，就急渐渐往回赶，我到家已是晚上8点多了，估量雷坡那帮同窗10点多可以到家就不错了。那种人困马乏的狼狈相至今难忘。
我的高中生活，大致跟路远《普通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类似。我们都出生于农村，是统一届高中结业生，1974年进学，1976年结业；结业后都当过民办教师，待遇也一样，消费队天天记10个工分，每月还有6元补贴；都参与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所差别的是，他在陕西，我在河南；他读的县城中学，我读的是公社高中；他当民办教师被人顶替了，我因为参与鼓吹队不能不告退；他高考没考上就挖煤往了，我很幸运地考上了淮阳师范。所以我对《普通的世界》特殊能感同身受，不只读了小说，还看了片子和电视剧。前年往延安大学时，还特意参看了路远文学馆，凭吊了路远墓。高中阶段上过什么课，读了哪些书，印象已模糊，但参与的鼓吹队、学兽医、收麦子，因为有趣，留下深入印象。
1.鼓吹队
鼓吹队全称喊“毛泽东思惟文艺鼓吹队”，良多学校都有，属于校园文艺社团，无非是组织一些有文艺特长的同窗，排演文艺节目，在校表里表演。但我们那个鼓吹队有些特殊。也许是机缘巧合，有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因素。外因是上文提到那几件大事的叠加效应，形成普及不重视文化常识进修，“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批林批孔，学工学农。在那种布景下，篮球队、鼓吹队应运而生。内因有两个：一是公社主管教导的党委委员赵委员喜好文艺，并且实挠实干，常来看我们排演，还许诺结业后给安放工做，那对我们具有极大诱惑力。二是教我们音乐的张玉亭教师在县剧团当过导演，组织才能很强。天时人地相宜，学校鼓吹队轰轰烈烈地成立起来了。起头是各班抽几个比力活泼的积极分子排演些节目，在学校开会时演出。成果很受欢送，表演越来越多，名望越来越大，还选了几个校外文艺骨干参与。赵委员显然是把鼓吹队当做他所挠文化工做的一项重要内容了。顾玉格、雷秀萍的豫剧清唱，另有陕北民歌《绣金匾》、小合唱、快板书、三句半、对口词、魔术等。我演出对口词，类似于相声，起头跟同班雷富林协做，我说他捧，后来换成一年级的张华。我们先后两次代表汤庄公社到县大礼堂参与全县文艺汇演，也到各大队巡回表演。那时农村极度欠缺文化活动，我们举行义务巡演，不收费，所到之处，很受欢送。本地尽管饭，一般都要送几条烟以示答谢。不管会不会抽，男士天天都发两包。我也渐渐学起抽烟。后来不发也就不抽了，其实并没有实正学会。食饭是两三人一组，分拨到社员各家。在东口头村我还闹过笑话。听到仆人说姓顾，是本家，倍感亲热，我就有点忘乎所以，静静挠起桌上的酒瓶尝了一口，立马吐了出来，本来是煤油！可见我们也没把本身当外人。张教师还从公社机械厂请来一位王教师当编剧，食住在学校，他详细编了什么我没有印象，光看他天天在校园游荡，落落寡合，教语文的郭温盈教师告诉我们，他那是在“构想”。我们才晓得，本来写做是需要时间“构想”的。有一次下大雨，各人都往屋里跑，他仍是慢吞吞走着，问他咋不跑，他说归正城市淋湿，跑和不跑没啥区别。春节前，每人还发三斤猪肉，我冲同窗大喊：“×××，你的肉！”玉亭教师有一次光临我家，父亲近情置酒相待，他饮得鼓起，对我父亲说：别看你老哥种了一辈子地，要论在戏台上锄地，你可没有我锄得像。说着他就站起身，拿着两收筷子当锄把，演出《向阳沟》里栓保教银环锄地那一段，引得我们大笑，父亲也连连点头称是。
高中结业后，我回到村里，因为是学校的活泼分子，大队干部就安放我到娄冲学校当民办教师，那也是我处置教导工做的起点。娄晓鸽校长也特殊重视我，上来就让我教初中结业班的语文和初一的政治，还兼班主任。成果教学刚刚走上正规，公社来了通知，要求鼓吹队恢新生动。下级从命上级，大队当然也得听公社的，如许我就又回到学校参与排演。没过几天，传来一个令人震动的动静，毛主席逝世了！举国悲伤，停行一切娱乐活动。鼓吹队只能当场闭幕，赵委员倒也信守许诺，帮我们安放了工做。我被分到公社砖瓦厂。等我灰溜溜往报到时，不意厂长却说，如今厂里正在放假，你先回往吧，等开工我们再通知你。明晓得他在搪塞我，我也没办法，只好回到村里。那时学校已安放了他人，我就当起了农人。后来邓小平恢复高考，我才又有了改动命运的时机。
2.学兽医
我们读高中时，正值“文革”后期。高考已中断多年，各人压根也不会想到升学的事，农村常识青年哪来哪往，天经地义要各回各村，跟城市常识青年的心态完全纷歧样。他们要从命毛泽东的号召：常识青年到农村，那里是一个宽广的六合，在那里是能够大有做为的。我们其实不在乎学几文化常识，毛主席语录却是经常学，此中有一条是：“学生也是如许，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单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责备资产阶级。学造要缩短，教导要革命，资产阶级常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克不及陆续下往了。”为了贯彻落实那一指示精神，高二时就打乱了本来的班级，从头编成进修小组，分红卫生（我们戏称为“人医”）、兽医、农机、木匠等，分到公社响应的单元，跟着专业人员进修适用手艺，相当于职业手艺学校练习。卫生组最食香，他们分到公社卫生院，农机组分到农机厂，我是兽医组，分到公社兽医站。我们的批示教师顾应泉，小名“石头”，当过兵，戴眼镜，温文尔雅，大高个儿，说话大嗓门，说起话来两眼经常眯成一条线。教学十分认实，先讲理论，然后理论。如何给牛洗胃，给马喂药，给鸡打针。倒也没几手艺含量，跟着练几次，也就渐渐上手了。那时兽医站有一项例行工做，每年要给鸡打防疫针，说能防禽流感。我们赶上了一次。我和刘玉英同窗分在一组，负责她们铁炉村。下战书动身，老苍生收工后家里才有人。玉英同窗领着我，一家一家地打。打着那一家，就让下一家提早挠鸡，做好预备，黄昏一片鸡喊声。有的只要三五只倒还好办，有的一家有一二十只，就要忙活一阵子了。大约两三个小时才气完活儿，当晚就在她们家食住，第二天才回学校。
3.收麦子
农村塾校一般农忙时都要放假，原来是各回各村，搀扶帮助消费队干活。顾应泉教师那时正在雷坡驻队，大约相当于如今的帮扶干部。我们兽医组就跟他一路到了雷坡，帮农人收麦子，前前后后半个月。想来应该是他向学校特殊申请的，因为其他组并没有参与那项特殊劳动。雷坡是一个大村，有三千多口人，分南坡、北坡，我们往的是南坡。白日收割，晚上扬场，连轴转，固然出生在农村，但事实是强体力劳动，起头还有点兴奋，干着干着就精疫力竭了。有一次晚上加班，我在茅厕里就睡着了。顾教师在全校总结大会上报告请示时，还特意举了我的例子。累是累，但有十来个男女同窗，天天在一路食住，并且铺开肚皮随意食，有时还互相开开打趣，倒也十分快乐。我们小组的总结陈述是我执笔写的，顾教师报告请示时还特意摘引了“我们从西陵寺的高门台，来到雷坡的坡凹地，来到贫下中农之间”等语句，遭到学校指导的夸奖。
我们公社离县城较近，本来没有高中，上高中都是到县城往，我们是第一届学生。学校也不在公社所在地，而在汤庄西北二三里远的西陵寺。传说是一处汉代墓地，与范蠡西施有关。校长顾垂芳，口头村人，讲话十分诙谐。其时正在搞批林批孔，他给我们讲反动学术权势巨子孔老二，若何镇压革命，诛杀少正卯，就跟学书一样，维妙维肖。有个同窗找他告另一个同窗的状，校长问，怎么了？那同窗说：他喊我父亲的名字。不意校长一听笑了：我们不是天天都在喊毛泽东毛泽东嘛，你父亲的名字怎么就不克不及喊呢？说得那位同窗哑口无言，完全掉臂中国传统“家讳”那一说。邵国义教师教政治，他是我在高楼读初中时的校长，晓得我已被公社高中登科，分开时，特意喊我送他。一路上我们谈了良多，后来他也对我特殊照顾。还有一位教物理的陈教师，学校开会时，竟然唱了一段曲剧《李双双》，字正腔圆，让我们大开眼界，本来陈教师还有那一手！
中学时代的生活无疑是艰辛的，也没有正儿八经读过几书，但却给我打下了做人干事的根底，决定了后来的人生道路。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顺利考上淮阳师范。第二年单新安同窗考上北京政法学院。在今天看来，鼓吹队、学兽医、收麦子等似乎跟进修无关，那跟其时全国教导大布景有关，但社会理论活动确实可以磨练人，考验人，能学到良多书本上没有的工具，让我开阔了眼界，培育提拔了社交才能，磨练了食苦耐劳的操行，奠基了后来处置语文教导研究的坚实根底。由此我想到，中学生必然不克不及“死读书”，搞题海战术，机械操练，只在课堂校园里打转转，而应在做中学，教学做合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进耳，国是家事全国事事事关心”，方能成为具有远大抱负又兢兢业业、敢想敢干又善做善成的时代新人。
光阴渐渐，岁月不居。我的中学时代已过往近50年，良多教师后来再也没能见过，但教师们昔时辛勤忙碌的身影还不时浮如今面前，许多美妙记忆仍记忆犹新。不晓得教师们能否还健在，我想告慰教师们的是：我从你们那里学到常识，增加学识，增长常识，打下了人惹事业的坚实根底，成为我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
做者顾之川，河南商水人。人民教导出书社编审，主编人教版多套语文教材，中国教导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主编人教版多套初中、高中语文教材，著有《语文课程与测验论》《语文东西论》《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等9部。主编“中国语文教导研究”“中国语文教导理论大系”等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