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做弊古今谈
易大旗
中国自兴科举以来，测验做弊便屡见不鲜，但万变不离其宗，科场舞弊循例不过三大路子。
一是“挟带”。指私躲诗文或字条进进考场。却说宋朝之时，陈腔滥调文尚未成形，但到了明、清，科举考题均出自四书五经，而陈腔滥调文事实有固定格局可觅，假设挟带一篇锦绣文章，即便文不合错误题，凡是也是能够套用的。就算夹带只言片语，也未必无用。据明朝沈德符《万历野获篇》所载，科场禁造颇严，考生出场要解衣脱帽，由两位特派御史督导搜检，假设查出夹带，轻者被黜，重者充军边陲；而清朝初年，按规定科场考生也要“皮衣往里，毡衣往面”。其后跟着做弊案越多，禁令愈严。但始末都禁而不停。
二是“代笔”。明英宗正统二年，明经儒士开考，考场在紫禁城午门内，兵科给事中金昭伯乘出进之便，给亲属挠刀代笔，后东窗事发，金被执，原拟“赎杖还职”(廷杖惩戒然后复职)，但明英宗认为太轻，一个能出进宫廷的侍卫官，悍然犯法，何忠之有？又如何往侍卫皇帝？于是削职为民，末身不得进仕。此案才结，给事中吴绘又冒犯代笔答卷的禁令，此次更施以严刑，吴戴着重枷，在长安门示寡三月，然后发配充军。另有代为传递试卷的舞弊案，明朝万历年间，有个不学无术的混混喊沈同和，异乡试上榜已遭物议，孰料会试竟然名列榜首，于是名落孙山的举子鼓噪起来，“泥污榜名，聚寡声阙”。监考官再审读考卷，“及阅墨卷，首艺，坊刻也。”即榜首之卷是来自坊刻，并不是举子的手迹。于是万历皇帝令礼部给沈同和开小灶复试，考题为《贤君必恭俭礼下》，沈搜刮枯肠，连标题问题出自何典都不晓得，面壁整天，一字无成，时间已到，在偏廊侍候的刑部衙役就将他拿下，一通拷打，沈末于招认“其卷乃同榜第六名进士赵喊阳传递”。至此，沈、赵的下场不言自明。
三是“裙带”，便是走后门。那就要说到秦桧了，秦是状元郎，并且名副其实，文章没读过，不敢说，他的字写得极好，至少不比岳飞差。人们传闻过一门三进士，却没有传闻过一门两状元，兼且是爷孙状元。那事确实不曾有过，却几乎美梦成实，它就出在秦府。话说陆游廿九岁时赴考省试，答卷得主考官陈之茂激赏，定为头名。不意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与是次大考，那孙子当时已非白丁，他官拜右文殿修撰，但秦爷爷嫌档次偏地，实不如经省试、殿试往蟾宫折桂。秦埙可能也是有些斤两的，陈之茂给了他个第二名。当爷爷的却不干了，翌年殿试，他逞宰相之威，强行将陆游的省试头名摘掉，换上秦埙，眼看乖孙子就要状元及第，“春风自得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了。谁知天意弄人，秦宰相的阳寿被阎罗判官吹了灯，爷爷一蹬腿，孙子便没戏了。
类似故事还有明朝重臣张居正，他为提携儿子，硬是把汤显祖给抹掉。那于后人其实是幸事，汤失意仕途，始有光照千秋的“临川之笔”。
科举走后门的故事，可谓数之不尽。要晓得，朝廷的反舞弊禁造是越来越苛峻的，明朝严于宋朝，清朝整治得更狠，看过大陆电视剧《雍正王朝》便大白了。但舞弊案却愈禁益烈，那是因为人们寄身的社会，不是一个多元抉择的社会，它的出路太狭隘了。
诚然，科场考风正不正，事实系政治能否清明的一个标记。有时政治已不甚清了然，科场仍未敢擅乱祖宗法度。最典型的例子是左宗棠，他为饱学之士，唯不喜陈腔滥调文，屡次应试，连秀才也没考上，但他在湘中早有文名，偏是一介冷儒，家道清寒，於是亲朋凑钱给他捐了个监生，再往赶科场。在清朝，考不上秀才捐个监生也能够往考举人，不外举人与进士却是不克不及花银子捐来的了。左宗棠虽如愿中举，但其赶两次考进士的会试都落选，会试是三年一科的，左公蹉跎六年，做为在野遗贤，他的道德文章已经名动三湘，连咸丰皇帝都晓得此人，数度向朝中湘籍大臣问起。该年大考，举子都盛传，今科必然是左宗棠高中了。考官们也存了心眼，公然挑选出一份卷子，文气开合吞吐、气焰非凡，各人都认定是左宗棠的手笔，谁知圈定之后一放榜，竟然不是。本来，试卷非但重重密封，考官亦不知卷属何人，况有本朝律例：考生做弊将递夺功名永不录用，考官舞弊以至于要杀头的。
左宗棠之出头天，在于弃文就武，创建楚军东征西讨，战绩特出，但曲到他封侯拜相，左中堂与李（鸿章）中堂平起平坐，他到底也未有进士的“文凭”。
假设各人都有左中堂的相格，考不测验倒也无所谓了。问题是倘无考场，又将若何择优登科？那法子不是没试过，就是文革的“三连系”以及“工农兵学员”轨制了。成果若何，一目了然。
今日国内科场的考风，比之晚清又若何？便要上海交大的舞弊案，我所知无多，未便置喙。但前年及往年粤省考场的离奇花絮，我倒略闻一二。报载，被监考人员查出来的做弊考生，都是各施各法，人谓盗亦有道，他们是盗亦有派。第一派是怀旧派，就是手法古老，夹带纸条小抄，塞在衣领、袖口，或者是夹在容许带进考场的字典里面。还有更老套的，是将谜底和提醒抄在大腿上、手掌上，有的考生抄得两个巴掌都密密麻麻，被监考发现，遂押送他往茅厕“洗心革面”，竟然能把盥洗池染成一片乌黑。那个门派的门生就算有人略有创意，亦不外是妙用纠正纸，此物是用来剪剪贴贴的，类乎涂改液。在国内那种纠正纸算是文具，是容许带进考场的，於是有人就将那些小抄抄在纠正纸的后背，那类鸡喊狗盗的手法，想像力其实太有限了。
另一个门派姑且称为前锋派，他们走在时代的前面，所用的是高科技，他们找人捉刀代笔，滥竽充数，先用电脑合成手艺，将两小我的照片叠印合成，看起来阿甲很象阿乙，阿乙也很象阿甲，监考部分既不是国安部又不是公安刑警队，是没本领识穿此中离奇的。当然还有用微缩手艺加放大镜的，有用无线高频“传音进密”加耳塞的。总之考起试来若有天授，茅塞顿开。
第三派则属外门功夫，可称之为霸王派，即霸王硬上弓，以力大造胜。因前来考取自学文凭的“贡生”，很多原系在位仕宦，有权有势，老子拿文凭自应心想事成，好像白拿一般。碰着那等恶人，监考也只好退避三舍了。广东河源县前年就发作过两宗考场暴力事务，一是政法干部应考时做弊被监考察获，此子做贼而不心虚，竟拔出佩枪抵著监考的脑门，扬言要“打爆你的头”！二是更大阵仗的集体暴乱，一群县衙门仕宦考场做弊被察觉，他们乾脆暴起做乱，群殴监考人员。如斯世相，假使诗坛名篇“三吏三别”的做者杜甫再生，想必能写出更切齿痛恨的续篇__《河源吏》了。
社会腐败至此，监考人员当然难以独善其身，很多人收受行贿，联手做弊，名为监考，实为把风放哨，总之是乌烟瘴气，斯文扫地。
且看为人师表者又若何？广西有一间向阳中学，学生测验功效陆续两年超越全自治区重点高中登科分数线的达百分之四十，却遭其它几所中学联署起诉信，指其做弊。那能否“红眼病”呢？上级一查询拜访，发现此校集体做弊已非一日，校长亲身发钞票买通监考人员，在考场茅厕交接试卷谜底，再由监考进往专门发放给向阳中学的考生。此校长还公开唆使学生伪造涂改本身的民族身世，以壮族、瑶族之类代替汉族，好得到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的政策优惠。
诸如斯类，所在多有。而最恶劣者，当数长官意志凭仗权利为本身点缀门面，各级“党校”就是滥发形形色色“文凭”的做坊。
说到那里，便要提一提晚清末代状元刘春霖的逸事了。刘系河北肃宁县人，七岁会书法，九岁能对联，为四乡皆知的神童。刘春霖于光绪十三年考县试，兼主考官的知县一阅考卷，惊为天人，但按
大清律例，应试童生的曲系亲属中有当过娼妓的、卖唱的、在衙门当差的、在军伍中执役打杂的，则三代不得参与科举测验。刘父刚巧当过保定府衙，刘春霖遂被除名。幸而知县惜才，与春霖认了表亲，便有擅“擦鞋”的举人秀才之类出头具名担保刘春霖赴考，刘县试、府试、院试三榜俱是第一，秀才是拿下来了，春霖时年十九。
秀才是没功名的，也食不上皇粮，但至少进进了乡绅阶层。刘春霖在河北有名的莲池书院苦读，十年冷窗，末在光绪二十八年在顺天府“乡试”考取了举人。中了举纷歧定就实授官职，但举人可被尊称为“老爷”，也有若干俸禄，见了县官能够不跪。举人上头是进士，还须考会试，考过了再考殿试，榜上有名即是进士了。刘春霖中举的前一年应为会试之年，却因八国联军焚毁了北京贡院，遂改于光绪二十九年在开封贡院举行。宋代的东京汴梁已无复昔时气象，式微得能够，贡院虽保留无缺，但几百年没启用过了。刘偶识一同赴考的举子沈钧儒并结为老友。此次会考的试题一为“中国政治史事论”；二为“外国政治、艺学”；三是四书五经，全数不得用陈腔滥调式。
本来此时的大清帝国已履历过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固然失败，但改进之风却不成逆转，慈禧太后拟定的新政诏书，以至比康梁先时的主张还要猛烈，陈腔滥调文已然要不得了。是次会试，刘春霖与沈钧儒均上榜，但在殿试时双双落选。
后来刘进京到一个绫罗绸缎商人家中帮手打杂，无非是为稻粱谋。此商号料子好成衣好，熟客中多是达官贵人，於是便有一大臣礼聘刘往府中任西宾（家庭教师）。某日为慈禧太后生辰之“万寿节”，满朝文武都需送礼祝寿。慈禧信手翻翻礼单，忽提问：“那字是谁写的？”下面一臣子答曰：“回老佛爷，是奴才的西宾刘春霖写的。”慈禧便要借刘来为她抄佛经。
刘春霖进颐和园为老佛爷抄了十几部经书，本身的功课也没丢下，一心盼来年的大考。
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为殿试年，大学士王文韶、鹿传霖及尚书、侍郎等八报酬阅卷大臣。此中王文韶亲临考场，只见考生个个都奋笔疾书，却有一人在闭目养气，两个时辰后才沉着落墨，趁热打铁。刘交卷给王文韶，后者猎奇地看了那篇“策论”，又端详了刘春霖许久。
殿试卷子由八大臣在文华殿阅读，圈定第一甲前十名，当夜即送慈禧太后过目。慈禧先看第一名，为广东举子墨汝珍，卷子起首就写道“国是可为痛哭流涕……”，令老佛爷极不高兴。第二名商衍鎏，偏偏又是广东人。慈禧眉头舒展，第三名张启厚的卷子已无心细读了。慈禧对广东人甚有戒心，从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谁都不是省油的灯，并且一个比一个难缠。岂料翻到第四名，太后瞧著那字体似曾了解，便问摆布，宫娥告诉她，恰是往年为老佛爷抄经卷那人。慈禧即传王文韶晋见，问他细读过此卷吗？王答：“殿试当日已觉此子才调特殊，但是阅卷大臣八人中有六人将刘春霖圈为第四名。”言下之意是公议难违了。慈禧有心提拔，却也未便冒昧，状元必得由皇帝钦定，那以至不行是清朝的端方，是一千几百年的祖宗法度了。慈禧太后仅将刘春霖的卷子与第三名张启厚的位置掉了个儿，让他有看挤进三甲，至于那两个广东人，也只好忍下那口恶气了。
殊想不到，幽囚于瀛台的光绪皇帝接到卷子，却被刘春霖的一笔好字所吸引，再读文章，讲的是明君纳谏，又列举了廓清吏治、整军经武、开源节流、倡议文教等兴国方略。光绪逃思昔日本身变法图强，意气风发，现在形影相吊，“故国不胜回首月明中”，百感交集，遂将刘卷从探花点为状元。
至于张启厚因之被挤落选二甲进士，沈钧儒则为第三甲进士。刘春霖虽蒙天恩中了状元，但他在循祖造以新科状元之身往各省巡察时备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萧瑟甚至侮辱。本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重臣早就上疏要求废科举兴新学，张对刘状元冷起一张脸，无非是打狗给仆人看，当时各省的封疆大吏对皇帝、太后都已
不怎麽恭敬，遑论无职无权的小状元！
两年后，张之洞与刘坤一再联署上书，要废行科举、兴办私塾、选派留学生出洋。慈禧太后自忖西潮东渐，末难抗拒，便准奏了。清廷公布自丙午年（１９０６年）起，废除科举造，各科测验不再举行。至此，从随文帝创始的科考，时历一千三百一十九年，逾越七个朝代的开科取士之轨制寿末正寝了。
刘春霖遂成为末代状元，他有句自嘲：“第一人中最初人，只今四海剩孤身”。其后刘奉旨东渡日本，进东京法政大学留学，熟悉了孙中山、廖仲凯，成了联盟会员，此是后话。
刘春霖的科场故事，事实证明了科举轨制再陈旧僵死，至少测验过程必需循守公允、严谨的法度。科举可废，公允测验不成废。
考场风气既然系政治清浊的一面镜子。再看国内时下的顺口溜：“人脑骗电脑，电脑骗指导，指导乐陶陶。”“工农兵学商，一路骗中心”。而指导与中心又值几何？世风朽败如斯，偌大一个社会竟将沦为骗子与混混儿的摩登乐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