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章取义为哪般？——关于鲁迅先生的《庆祝沪宁光复的那一边》的一桩公案
因任复兴先生的《“悍妇养”的读鲁杂记》一文，邵建先生提起了鲁迅先生的旧文《庆祝沪宁光复的那一边》。不晓得邵建先生最后是何时读到那篇文章的。假设是在“文革”期间，恐怕会与余秋雨的一篇文章有关系吧？
余秋雨的那篇文章标题问题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是他在“石一歌”工做期间的签名文章，颁发于《进修与责备》1975年8期。为什么如今提起那篇我至今尚未读到的文章呢（因为在网上搜刮不到全文，手头更无书可查）？是因为在前几年的“忏悔风波”中，因余秋雨拒不正面认可而惹人清查他的“石一歌”汗青时，那篇文章是被当做“重头戏”而频频提起的。就我所见，包罗余杰和墨健国两位先生，以及晓得余秋雨那段汗青的当事人都提到了那篇文章。
先引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中的文字：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是典型的石一歌的风气，即把鲁迅先生操纵来做为他们打人的棒子，任意曲解鲁迅的做品和思惟。那篇文章谈的是鲁迅的杂文《庆祝沪宁光复的那一边》，余秋雨歪曲鲁讯所说的“永久进击”，对仇敌不克不及讲“大度、宽大、慈善、仁厚”，而间接移用到其时的“还击右倾昭雪风”上，强调“对峙无产阶级专政下陆续革命”的重要性和需要性，对峙冲击“复辟狂”－－也就是邓小平所走的道路。那是鲁迅往世后30多年发作的对鲁迅思惟最无耻的“强奸”行径之一。
到底余秋雨是如何“强奸”了鲁迅先生的那篇佚文呢？再来看一看鲁迅先生的原文好了。鲁迅先生的那篇文章最后颁发于一九二七年蒲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十一号（现已编进《集外集拾遗补编》）。 沪宁光复，指的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拆起义胜利和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霸占南京。合理大革命的飞腾期间，鲁迅先生又想到了什么呢？
先生当然起首是为革命的成功而兴奋：“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小我擅自兴奋过两回了。”但是，他在此时的情感传染下，怎么又提起了列宁的话了呢？且看原文：
“最初的成功，不在兴奋的人们的几，而在永久进击的人们的几，记得一种期刊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成功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稳固我们的成功，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预备消亡仇敌，因为如今仇敌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亡的水平还远得很。”
俄国事实是革命的世家，列宁事实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晓得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本身又积有许多体味，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认为就因为漠视了那一点。小有成功，便沉浸在凯歌中，肌肉松弛，忘却进击了，于是仇敌便又趁机而起。”
上面那段话是什么意思？很大白的是，鲁迅先生在告诫人们切勿因沉浸于革命的暂时性功效而必需进一步稳固成功果实。那不只又让人想起他那篇闻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来了。鲁迅先生又旧话重提了：
“前年，我做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仍是非打不成，就有诚恳人认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大；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告终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成功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９〕，关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大，还有什么慈善和仁厚；也其实不像列宁似的简单了然，列宁事实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曲爽得多了。但即是中国，在事实上，到如今为行，凡有大度，宽大，慈善，仁厚等等美名，也大致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胜利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大度，宽大，慈善，仁厚等等美名”，事实好欠好？鲁迅先生是不是反对那些辞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是一篇，《“解放了的堂吉诃德”跋文》又是一篇，前者是“fairplay”的游戏规则，后者则是“人道主义”，鲁迅先生何曾说那些是不合错误的，以至从底子上反对的？他只不外是说在特定的期间——革命尚未胜利，若放纵仇敌休养，则还须警惕仇敌反扑——不克不及单从仁慈的意愿动身，而招致无谓的、浩荡的牺牲。他反对的并非那“名”，而是在告诫人们警惕“只（盗）用其名”而反遭其害——东郭先生和狼，农人和蛇，那中外汗青上的故事，莫非仅仅是小人书里的童话吗？
“当浩大的庆典的那一天，我敢以那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公众，我深看不至于因那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未来能够弥补的日子还良多。倘使因而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轻薄的证据。”鲁迅先生的目光卓著，心思深厚，都在那里流露无遗。
余秋雨是如何来“强奸”鲁迅先生的佚文呢？有其文为证：
“在革命成功期间必需加强革命专政”，“只要永久进击，才气使仇敌难于谋求，只要永久进击，才气使革命步队在艰辛的磨练中连结和发扬革命精神，只要永久进击，才气‘稳固本身的成功’，使革命的车轮不息地前进。鲁迅在那篇短文中连续用了三个‘进击’！进击！进击！永久进击！——那是一个富有斗争体味的老兵士在反动权力猛扑过来的前一刻所发出的多么急迫的唤声！那是一个不行一次目击了成功果实得而复失的革命者对下一代留下的多么热切的吩咐！”
就鲁迅先生文中的“文眼”（ “到如今为行，凡有大度，宽大，慈善，仁厚等等美名，也大致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胜利的。” ），余秋雨做了如许的评论：
“ 那实是一段革命专政需要性的极好阐述。关于专政那个概念的背面——‘大度，宽大，慈善，仁厚’如此，‘名实并用’，就是舍弃专政，在那里，鲁迅已不无哀思地预感应其时面前的革命有可能因躬行‘宽大’、‘慈善’而失败。他不幸而言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那些右倾时机主义者，不就是认贼为子、为虎做伥，已把轰轰烈烈的革命引到最求助紧急的境地了吗？ 鲁迅的宝贵，在于他并不是在成功业经失往，而恰好在成功到达飞腾的时候说那些话的。那无异是给了其时思维热烘烘的人们一帖清冷剂。”
看官伴侣，粗看起来，余秋雨对鲁迅先生的那篇文字的理解大致是不错的：“鲁迅的宝贵，在于他并不是在成功业经失往，而恰好在成功到达飞腾的时候说那些话的。那无异是给了其时思维热烘烘的人们一帖清冷剂。”但是，切切不要忘记二者所处的汗青时代的差别，鲁迅先生写此文的时代革命对象是北洋军阀、帝国主义，而余秋雨做此文的“专政对象”又是谁呢？时代布景的差别，施之对象的差别，同样的话语能够转换差别的效果，余秋雨用此文大做文章，不是很带有“学术色彩”的吗？
但是，可惜，余秋雨如许“创造性的发扬”（遍查鲁迅先生原文，都找不到“三个进击”），却因为“几有些学术味道，不是一般应景之做，所以姚文元不摘用”（据胡锡涛先生回忆）。姚文元为什么不消？当然不是说那篇文章的“政治标的目的”有错误，次要仍是枪里夹棒，不敷鲜血淋漓。而假设被摘用，那篇文章要用来暗指什么？1975年，恰是还击“右倾昭雪风”的时代，明争暗斗，目标恰是为了“批邓”（见墨健国先生《关于余秋雨〈走出“彼得堡”〉和〈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的评点》及《读一篇新发现的“余秋雨佚文”——余秋雨在
1976年1月17日的表态》等文）。
余秋雨的公案已了。再来看看邵建先生的引用：
1927年，鲁迅有《庆祝沪宁光复的那一边》，文中涉及俄国革命，他引用了列宁如许一段话：“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沉浸于成功，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稳固本身的成功；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亡仇敌，因为，仇敌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消亡。”请重视，那里的“彻底消亡”，就是肉体消亡了。对此，鲁迅大为盛赞，认为能说出那种话，“俄国事实是革命的世家，列宁事实是革命的老手”
起首需要更正的是，鲁迅先生的原文摘列宁的话并不是如邵建先生所引（见上），而如许的译法已经是如今的翻译了：
斯大林《论列宁》中的一段话，此中引有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按那段话今译为：“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沉浸于成功，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稳固本身的成功；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亡仇敌，因为仇敌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亡。”（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书社一九七一年九月版，第五十二页）〔见鲁迅先生〈〈庆祝沪宁光复的那一边〉〉注7〕
翻译的区别其实不太大。邵建先生所耿耿的是列宁话中的“第三件事”，即“彻底消亡”，并引申为“肉体消亡”。先不往辨认到底那引申能否确符合鲁迅先生的本意，在邵建先生的帖子里，有如下的话：
请重视，那里的“彻底消亡”，就是肉体消亡了。对此，鲁迅大为盛赞，认为能说出那种话，“俄国事实是革命的世家，列宁事实是革命的老手。”
其实鲁迅先生引用列宁的话的详细语境，上面已摘引他的原文，十分清晰了。但很遗憾的看到，邵建先生又断章取义了（所谓的“又”，于邵建先生是颇有先例的，好比他《《胡适被中国民权保障联盟开除始末》等文章，好比他为张耀杰、韩石山等人“批鲁”的类似文字喊好》，正如网上传播的云儿的《鲁迅先生为什么为残暴辩解》一文，对鲁迅先生《“解放了的堂吉诃德”跋文》中所谓的反对“人道主义”肆意误读。
为什么会呈现如许的问题呢？为什么熟稔民国文学史的邵建先生，却偏偏屡犯如许的错误呢？不揣轻率，为之推究。无他，不外是邵建先生关于鲁迅先生积沉已久的成见在误导他掉臂史料，先辈为主。而恰好是因为那些成见的存在，更使他掌握的材料愈多，愈发强化他的熟悉，所谓背道而驰，只能目睹得邵建先生的岔路走得越发远了。
邵建先生的成见到底是什么？代为归纳综合一下，其实次要是因为鲁迅先生主张“革命”。莫非“主张革命”就不合错误吗？当然，邵建先生（以及张耀杰等服膺胡适先生“改进主义”道路的诸先生）不会一口回绝。切当的说，他们反对的是“暴力革命”。虽然有“大革命（即暴力革命）”与“小革命（即改进）”之分，但是很明显的，邵建先生等人反对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暴力革命是不是就带有一种“原功”？诱发暴力革命的量素是什么？到底是应该回责于谁，是不胜压迫抽剥者，仍是压迫抽剥者？暴力革命关于汗青的鞭策感化若何？在《悲苦世界》中，雨果借一个老共和党人的口说过：“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慨在将来的岁月中会被人原谅的。它的功效即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朝上进步的暴力便喊做革命。暴力过往以后，人们就熟悉到那一点：人类遭到了呵斥，但前进了。” 诗与笔无法得到的，只能用剑和炮获得，那是汗青演进、人类朝上进步所一定付出的代价，也恰是黄仁宇先生所谓的“持久的合理性”。当我们置身于汗青的大水之中时，谁又能抽身事外做超然之论？
所以鲁迅先生关于苏俄革命持有一种有保留的承认，即使是他论及叶赛宁、勃洛克于十月革命后的命运时，既慨叹革命如“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不成阻挠，又感喟“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迟至1930年3月2日，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致辞，他仍警告文艺做家们：“因为现实上绝不会有那种事，恐怕那时比如今还要苦，俄国革命一二年的情形变是例子……事实上，劳动者群众……也绝不会特殊垂青常识阶级者的。”其时那些话就惹得周扬他们不兴奋，说老头子仍是老样子。用“文革”语言来看，那些话更是带有“反动色彩”了。现实上，在鲁迅先生与右翼革命者的论战中，时常带有那种对“革命”的恶感，对本身的命运，他就先后做出了“充军到北极圈”、“穿红背心到上海扫马路”、“起首要杀的恐怕是我”等被后来的汗青残暴地证明了的预判。
就是胡适先生本人，也并非反对革命的：他说改进与革命，“更好两边分工并进，殊途同回。可改进的无妨先从改进下手，一丝一滴的改进它。太坏了不克不及改进的，或是恶权力偏不包容那种一丝一滴的改进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需要了。”
革命有没有非暴力的？很少。如有，则不如称之为改进。暴力并没有原功，对抗当然是有正义的，暴力革命也并非草菅人命，像张献忠那样，“为杀人而杀人”。无论是暴力仍是非暴力，革命都是自觉的对抗，而绝不是“奉旨革命”。鲁迅先生关于革命最闻名的一句话就是：“革命是并不是喊人死，而是喊人活的。”那就显示了革命不是目标，而让人活下往——当然是好好活下往，而不是苟活——才是更高目标。从如许人道主义的角度动身，革命就是人天然的一种权力，绝不成被承认。
虽然鲁迅先生文章常用反语、曲笔，但是专心来读，仍是可以读大白的。当然，不产生曲解的前提是应该至少对他发言的布景、对象有一个大致的领会，切不成看文生义，以至曲解误判。出格是牵扯到后来当形形色色的人们引用先生的话时，就更需要就其能否为先生的原意而加以鉴别。
就“革命”而言，昔时郭沫若化名杜荃骂鲁迅先生为“二重的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当然是将他看做为“革命”的对立面；而现在风向转了，鲁迅先生又被视为暴力革命的宣扬者了。孙隆基先生在提到《药》的主题时说：“假设鲁迅没有被当做偶像的话，那个故事仍会遭到‘贬低群寡形象’的责备，但后来鲁迅既然酿成了‘革命旗头’，那个文本就完全印证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无看’的论断。”而在1937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统一天毛泽东既在大会上颁发热情弥漫的讲话号召进修鲁迅，却又在致周扬的信里责备鲁迅对农人革命欠缺熟悉，到了1957年7月，在答复罗稷南先生的问题时，就毫不避忌地曲道出“假设鲁迅活着”的命运。呜唤，鲁迅先生文章俱在，事实是谁出了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