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他是南方的王世襄，有人说他是“文史界的陈景润”
良多人都觉得，王贵忱是一位现代的怪杰，一个“魁奇之士”。
他似乎不是生活在现代，而是生活在“旧学”时代中。阿谁时代里都是周做人、周叔弢、容庚、商承祚、于省吾、潘景郑那些名流鸿儒，只要他晚了几辈，身世草根，小学没结业就随四野南下广东，当场脱下戎服，在岭南那个自成一脉之地一头扎进“旧学”世界中，自学成才，与那些前辈硕儒交游往来，成了忘年之交。
他曾自嘲“官运欠好，书运好”，做过更大的“官儿”是广州市处所志办公室负责人和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收躲界传播着“北有王世襄，南有王贵忱”的说法，郑伟章1999年所著《文献家通考》收进的在世文献家只要潘景郑和王贵忱两人。有人说王贵忱是“文化界的陈景润”，他本身则说，他是“文化遗民”，那辈子就是会读书会“玩”。
文史学者胡文辉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干部中的常识分子以及少数学院常识分子人缘际会，逐步代替了旧时的收躲家群体。他们的政治身份是新的，但在客看上延续了旧时代的收躲风气，延续了旧文化传承，以至也延续了士医生传统。做为“干部收躲家群体”的一员，王贵忱走得更远，以收躲为始，以学问为回。
师友们相继离世后，他逐步由他人口中的“贵忱兄”酿成了“贵老”。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收躲型学问家，他几乎是硕果仅存。
2022年10月26日，95岁的王贵忱也往世了。
王贵忱（左）与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图/受访者供给
“囤积居奇”
初涉收躲时，王贵忱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仗打完了，改行标的目的尚不明朗，他常在揣摩，本身搞点什么好？就在那时，他偶尔在广州文德路一家古籍书店读到了屈大均的《广东新语》。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岭南三各人”之一，又有“广东徐霞客”之称，其所著《广东新语》是一本关于广东的百科全书，包罗万象，让王贵忱几乎看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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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忱说，本身实正起头读书始自广东。从此，他常一身军裤和白衬衫，一有空就曲奔文德路上那一排古籍书店，成了那里最年轻的顾客。
不久，他在古籍书店里碰着了另一个引路人。
1953年他回东北投亲途中，在天津劝业场一家读者稀少的古籍书店里捧读一套鲜为人知的正德刻本《东莱博议》，引起了一位花甲老者的重视，他就是天津的大实业家、文物鉴躲家周叔弢。周叔弢其时是天津市副市长，80年代后还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一生收躲了4万余册古籍，1952年起头分批捐给国度。
周叔弢问了王贵忱几个问题，发现他古文根柢比力扎实，又虚心勤学，当即邀请他往家里做客。不久，王贵忱正式磕头，拜周叔弢为师。
周叔弢指点他，收躲古籍不要搞宋元版，那破费太高，而要安身当地，以收躲明清版本为主攻标的目的，特殊是清代的，能够多留意嘉庆道光年间的文人别集，如龚自珍、钱大昕等。
那番话，王贵忱服膺于心。他就此将收躲和研究次要集中在明清年间，龚自珍的书从第一本到最初一本他全数都有，此中不乏珍本。
在周叔弢定见下，其时担任汕头交通银行司理的他起头研究货币史和钱币学。他买不起高贵的古钱币，但关于钱币学的古籍书通盘不放过，成为了现代收躲钱币文献最多的人之一。
收躲之路是困难的，囊中羞怯是常态，底蕴不敷也是大障碍。什么是宝？若何取舍？他一路磕磕绊绊地摸到了路径。一方面，他苦钻古籍版本，鉴赏才能进步很快；另一方面，他逐步弄清了集中在京津沪的全国顶级古籍卖家，和他们成为伴侣，连结着密切联络。在阿谁获取信息次要靠通信的年代，他关于古籍信息经常捷足先得，缺钱也总能东挪西借想出办法。
很快他的躲品丰富起来，以钱币、图籍、金石、书画为主，尤以图籍、钱币最多，他戏称本身是没钱的“有钱人家”。
他说，一个汗青学家起首如果古文献学家，第二是古器物学家。器物学第一是钱币，钱币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小中见大，似乎谁都能玩，但很少有人能实正弄大白。
他给古文字各人、中山大学传授商承祚等写信，请教钱币学、文献学方面的问题，由此结识了一多量岭南大学者。此中，商承祚、容庚、吴三立、黄文宽被他称为“四大伴侣”。
容庚和商承祚都任教于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同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两人的友谊连结了末生。吴三立是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传授、训诂学专家。黄文宽是法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分开了法令界，旧体诗功力深挚，也精篆刻、书法。他们落座后每人一盏清茶，只谈学术，一聚就是半天。
1957年“反右”起头时，29岁的王贵忱已调到广东省蔬菜公司任监察室主任，因在发言中谈到“别搞阶级斗争，进城后要好好读书、安身立命”被打成“右派”。他想欠亨，本身一个17岁从军、19岁进党的穷孩子，怎么转眼间就成了反党分子？像“变戏法似的”，他的生活一夜之间完全改动了。
但反右运动也带给他一个不测收获。他被发配往做摘购员，常有时机往北京出差，结识了王世襄、黄苗子、启功等一批同样被划为右派的伴侣，相互互称“年兄年弟”。
王贵忱被打成右派时不断拒不签字，1962年摘帽时欠好处置，是趁他出差时办的。之后他闲事不管，闲话不说，把心思都用在做学问上，家中收躲和信札都多了起来。
他早年对新文学期间很存眷，收躲了良多书，鲁迅和周做人兄弟是此中重点。他说，他的文化摆架子次要是看周做人的书，周做人的文章淡雅有味道，像橄榄一样有嚼头。他的文字风气半文半白、言简意赅，便是受周做人影响。他从1961年起与周做人通信，还往北京拜见过周做人八九次，每次谈话时间不长，待十多分钟就走，但每次谈话都很高兴。
“文革”时，老上级陶铸和曾志夫妇被批斗，王贵忱也被打成“陶铸的残渣余孽”遭到批斗，却拒不认功。
他将本身的家定名为“可居室”，取自《吕氏春秋》中的“囤积居奇”，既指收躲，也含有自嘲。他的第一个“可居室”在广州德政路，只要五六平方米，既是卧室，也是书房。第二个“可居室”还要更小，他有时愤激，茫然，有火没处发，就随手挠起个不太值钱的陶瓷古董摔碎在地上。
他的重要躲品都保留在客厅中一个能储物的小顶柜里，柜门和墙同色，很难发现，在抄家时躲过一劫。形势最严重时，他只能把一些钱币当做废铜卖掉，把大量信札烧掉。
一些重要的躲品被存放在商承祚等伴侣家里，得以幸存。他更好的三套书《道园学古录》24册、《文心雕龙》明刻本1~5卷和《陶渊明集注》崇明本两册，都寄给了在贵州公安厅工做的一位老战友，此中《道园学古录》24册是元朝至元年间刻本中最贵重的，花了他260块钱。
周做人的良多信和条幅都处置了。他不敢烧，拿一个大木盆泡在水里，泡烂了，一点点冲进卫生间。那让他肉痛不已，始末无法释怀。
《水浒叶子》传奇
固然良多躲品在政治运动的风雨中散失了，但一件贵重反常的躲品却不显山不露珠地躲在他的书橱里，无缺地保留了下来，静静静地期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天，那就是《水浒叶子》。
《水浒叶子》做者陈洪绶是明末清初画家，因喜欢画莲，自号“老莲”。他将《水浒》中的梁山豪杰座次与明中期一种名为“马吊牌”的纸牌游戏（40张一套）巧妙搭配，画了40位梁山泊豪杰，栩栩如生，线条转折和改变很受画界称道，被视为中国版画史上一绝。
《水浒叶子》在传播过程中沿袭翻造，鲜有精品，一贯有“无善本”之说。郑振铎购得一本单刻本，原认为是明朝原刊本，收进本身所编《中国版画史图录》。后来郑振铎得到原属潘景郑的版本（由刻工黄肇初雕琢，也称为“肇初本”）后，认为潘本才是正宗，在《中国版画史图录》再版时就用潘本替代了本来版本。
60年代初，王贵忱偶尔传闻广东顺德县园林局一位喊枚举的干部收躲有一本《水浒叶子》，为同亲严邦英的故物，仓猝跑往鉴赏。书破破烂烂，却让他面前一亮。
那本书是白鹿纸，刻印精巧，共20页40幅图，此中一页书口处有“徽州黄君蒨刻”六字。据王贵忱考证，黄君蒨是徽派版画的佼佼者，从他的出身中能够推知那本书的刻印年份。王贵忱将那本书与影印的“肇初本”比力后发现，“君蒨本”刻得精妙进微，“肇初本”则比力粗率，且有省笔，由此认定“君蒨本”才是明朝天启年间的初刻本。他用明清名人信札从枚举那里换来了那本《水浒叶子》，并请拆裱名家卢达文将之精心修补好了。
变革开放后，因懂古文献版本的名望在外，王贵忱被调到广东省中山藏书楼担任副馆长。
1978年，他趁一次进京的时机，带着《水浒叶子》往其时尚在文津街的北京藏书楼拜见了善本特躲部主任李致忠。李致忠“展卷翻阅，为之一惊”，忙让人从库中调出珍躲的郑振铎所捐献版本，两相对读，发现王贵忱带来的版本才是原刊本，大为赞颂。
王贵忱又带着书往见了李一氓。李一氓曾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是党内出名的中国古籍文献专家（1982年担任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书规划小组组长）。王贵忱和李一氓了解已久，在他眼里，李一氓起首是一位文化人、“老玩家”，然后才是老革命、老指导、老布尔什维克，人特殊有风度，富于浪漫气量，热爱中国文化艺术。他们两人经常换书，“交往在玩上”。
李一氓见到《水浒叶子》后爱不释手，王贵忱把书送给了他，只提了一个前提：要尽快出书。李一氓一口容许。
很快，由上海美术出书社出了三种版本。第一种是织锦封面，共80本，做为送给外国元首的礼品，李一氓和王贵忱也各得了一本。第二种是蓝绸封面，共200本。第三种是普及版，一元一本，很快售罄。
潘景郑在看过那版《水浒叶子》后，安然“服输”，在写给王贵忱的信中写道：“知书囊无底，非公之一孔之见，不克不及达此深微也。钦佩，钦佩。”王贵忱的恩师周叔弢也在给他的信中赞扬他对《水浒叶子》的版本“阐发进微”，本身“钦佩之至”。
晚年，李一氓将《水浒叶子》捐献给了家乡四川藏书楼。广东书画家夏穗在《水浒叶子又红了》中评论道：“《水浒叶子》之所以由赌场酒肆的民间娱乐纸牌而登上了国度级古籍善本的大雅之堂，有赖于一代又一代文化学者的慧眼识珠，接力传承和鼓吹推介，如严邦英、枚举、王贵忱、赖少其、李一氓等，而可居室仆人王贵忱在那一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顶用力甚笃，功莫大焉。”
“文史界陈景润”
王贵忱少少议论政治，但1980年他破天荒在《羊城晚报》颁发了一篇颂扬张志新的文章，认为任仲夷在1979年主政辽宁时打破阻力为她平反是做了大功德。
不久后，“思惟特殊解放”的任仲夷被邓小平点将，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往广东省中山藏书楼向王贵忱领会广东处所史，王贵忱认为任仲夷随和、潇洒、有勇气，对他主政广东抱有很大等待。
在变革低潮期间，任仲夷饱受争议，王贵忱写了一副对联“每闻善事心先喜，得见奇书手自抄”，裱好后送给了任仲夷夫妇。那是明代文学家墨熹的书斋联，也是王贵忱最喜好的对联。
1983年，王贵忱调任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1986年，他接到了新的使命：担任广州市处所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组建班子，修处所志。他起首选举了广东闻名的《家庭》杂志副总编纂叶章永来本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叶章永回忆，王贵忱不让各人喊他“王主任”，让喊他“老王”。他日常平凡不大说话，木讷近乎仁，日常生活中表达才能比力差，但一讲起文坛掌故、专业常识便滚滚不停。
处所志办公室配了一辆小车，接送王贵忱和叶章永上下班。王贵忱提出，不要搞特殊化，要全办12人都接送。叶章永说，如许好是好，就是最初一小我一下班恐怕就要预备上班了，并且司机的工做量也会大增，多出的汽油费也无法报销。王贵忱听后感应确实难办，就不提了。
叶章永觉得，王贵忱生活在文史世界，而不是世俗世界中。单元有个年轻人说，“王老是我们处所志的陈景润”，叶章永说：“能够扩展一下范畴，他是我们文史界的陈景润。”
三年后，广州市志工做逐步顺利推进，王贵忱却打了三次陈述，勇敢要求回到广东省博物馆。他说，本身喜好传统文化事业，想多一些时间搞学问，不想在官场上花功夫。
他在担任广东省博物馆副馆持久间再没有收躲过工具，因为有不成文的规定：搞判定的人不参与市场交易，瓜田李下要避嫌。
80年代李一氓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书规划指导小组组长后，晓得王贵忱多年来不断在研究屈大均，并且收躲有屈大均多种古籍，就将整理屈大均做品的项目交给了他。李一氓认为，广东的屈大均、湖南的左宗棠和四川的杨慎，是古籍整理工做的三大重点。
王贵忱主编的《屈大均全集》历时13年出书，光搜集材料就花了两年多。他觉得书的量量不敷好，因为其时整个学术界程度还比力低，本身自己也有一些问题，但是，他在那个过程中成了一个“搜集、整理、研究禁毁书的专家”，算是为广东做了一些事。在他晚年，不断努力于整理和传承“岭南文脉”。
他把稿费用来买书送人。《屈大均全集》太重，陶斯亮往他家时他把书款给她，托她回京后买两套，一套给她本身，一套代送给胡耀邦夫人李昭。
“乐以忘忧”
90年代初，宋浩起头师事王贵忱。
他最后传闻王贵忱是在中山大学读书时，他的教师姜伯勤说，广东有两位党内学者十分值得存眷，一位是参与兴办《羊城晚报》、时任国度出书事业局局长的王匡，另一位就是王贵忱。
初度碰头，王贵忱就告诉宋浩：“没有原始素材的文章我不写。”“言必有本，无征不信”，是于省吾1956岁首年月次碰头时送给王贵忱的话。王贵忱下笔前必然要占有实物材料，不克不及借，必需买到手，他认为如许才气食透。
跟从王贵忱拜见素交时，宋浩有时觉得是在和“前人”对话。他们拜见罗继祖之后，年过八旬、患有白内障的罗继祖必然要往他们住的酒店回访。周一良待客时必然坐在最下手，每次提到父亲周叔弢必然会做揖。他们提及师友，从不曲唤其名。宋浩觉得，他们看问题、写文章延续了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传统。
常日里王贵忱问宋浩最多的就是：比来读了什么书？什么版本？有实迹没？最初城市自得地说：“我有！”
没有人能说清，王贵忱事实有几收躲，包罗他本身。宋浩说，他的收躲很垂青一手材料，老是一类一类地收。他喜好张之洞，就收躲他的诗集、文集、词章、稿本、书法，一共近百件；他钦慕罗振玉，凡罗振玉遗墨见无不收。
王贵忱称本身是“小玩家，率性”。他1954年花30元买到了清代学者陆陇其批校明嘉靖刻本《周易程墨传义》上部，后来发现中山藏书楼有该书下部，便无偿捐赠。他还捐赠了张之洞的94件实迹，使之有时机酿成研究功效。
他自称书运、书缘极好。一般好书他会买两到三本，一本躲，一本看。他的书都保留得很清洁，包拆小心，轻拿轻放，阅时从不折叠，细心翻页，凡有破损肯定修好。假设有人向他借书翻折了册页，他不会责备，但书也不再要了，间接送给对方。
2004年，广州市文物判定站副站长林锐成为王贵忱的少数进室门生之一，跟从他进修了两年古籍判定。林锐说，假设王贵忱觉得一小我在某方面有才调，就会毫无保留地把本身的材料送出，以“先生之风，天长地久”来描述他的学问与人品再贴切不外。
广东省社科院汗青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李庆新那时次要做海外商业和隋唐史研究，王贵忱得知他在研究韩愈，立即就找出几本韩愈的古籍，都送给他了。宋浩买到盛昱的《鬱華閣遺集》，他立即拿出那部书的红印本送给他，说“太好了，配成对儿了”。
2007年，王贵忱移迁新房，有了第六间“可居室”。新房位于30层，约20平方米，有一个120度拐角的大窗户，远眺可见二沙岛和珠江、小珠江，他自称“两江总督”。
他集了70余件“可居室”条幅，想集到100件出一本书，于是向伴侣普遍收罗。此中王世襄所写落款以“年弟”相当，因相互都曾是“右派”。
2011年3月2日，“乐以忘忧——王贵忱学术与艺术回忆展”在广州二沙岛上的岭南会展览馆举行。“乐以忘忧”四字由叶选平题写，被王贵忱悬挂在家中的会客室里。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杜鹏飞看完展览之后来此拜见了王贵忱。每次他往拜见，王贵忱城市以新书签名相赠，老是期看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进那一范畴。
2012年，列传做者宋晓琪起头拜候王贵忱。85岁的王贵忱大多时候老是若无其事，但一讲到早期往事就会沉浸此中。
他提到，80年代时他每次进京都爱往李可染贵寓。李可染坐着拉京胡，他的夫人邹佩珠站在一边唱花脸，王贵忱站在另一边唱老生，三人都乐在此中。
王贵忱说，常识分子不该该不懂京戏和昆曲，那是有特殊魅力的。他最喜好《锁麟囊》，听一次哭一次，并且是号啕大哭。
2022年11月1日，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家人期看轻松一点，没有放哀乐，选了他喜好的《梨花颂》。
他收躲了一辈子，换回多张捐赠后的收据。他曾说，实正会玩的人，不会过于算计，也不会好古私躲。
1990年，他将收躲的363件南粤陶瓦全数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1999年，他把600多册古钱币文献材料捐给了中国钱币博物馆。广州藏书楼九楼的广州人文馆里有个“王贵忱可居室躲书”专区，收躲着他2011年捐赠的807册古籍文献。
他有时会问叶章永：“老叶，你看我是不是很富啊？”叶章永说：“是啊，你那些躲品很有价值，那不是物量财产，是精神财产。”他就自得地笑。
叶章永觉得，王贵忱是一个从草根阶层钻进象牙塔，而又能从象牙塔钻出来，连结草底子色的人，“此心安处，即是吾乡”。假设没有如许的人，传统文化很难延续至今并陆续延续下往。
（本文参考了宋晓琪所著《文史学者王贵忱》）
发于2022.12.5总第107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题目：躲家王贵忱
记者：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