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责备 | 肖进：从“夜读”到“札记”——茅盾晚期责备体裁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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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案

1956到1957年间创做的《夜读偶记》不只是茅盾晚年文学责备的代表做，也是“十七年”文学理论的代表性著做。从创做的“前文本”到文本的漫长的生成过程，因为语境的改变，茅盾对现实主义与现代派有关问题的根究也发作了改变，使得“前文本”与文本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裂缝。本文从文本发作学的视角进手，依托于茅盾在50-60年代写下的大量札记与眉批，阐发其创做《夜读偶记》一书的“前文本”，将“夜读”和“偶记”的读书和写做形态相联络，测验考试显示文本背后包蕴的写做体例与体裁新变等关键“症候”，探析茅盾晚期以札记和眉批为代表的文学责备。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转载自“现现代文学研究动态”公家号，特此感激！

肖进

从“夜读”到“札记”

——茅盾晚期责备体裁的生成

1958年，茅盾以《夜读偶记》为题在《文艺报》连载酝酿已久的理论文章，全文总共约67000字，分五期（第一、二、八、九、十期）陆续刊出，同年8月百花文艺出书社发行单行本。此文不只是茅盾晚期文学责备的代表做，也是“十七年”文学理论的代表性著做。虽然茅盾在文中论述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公式”引发了何其芳和刘大杰等人的论争，但关于《夜读偶记》的讨论并未构成富有效果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跟着“十七年”文学轨制成为研究的热点，做为理论文字的《夜读偶记》几乎已成为“过时”的代名词。为数不多的以《夜读偶记》为对象的一些研究，大多未跳脱原文本的阐述框架，焦点仍然集中于“十七年”期间的现实主义与现代派问题，属于《夜读偶记》的“阐释论”[1]。本文测验考试从文本发作学的视角，以《夜读偶记》的文本生成做为切进口，依托茅盾在50—60年代写下的大量札记和眉批，觅觅并阐发支持《夜读偶记》得以生成的“前文本”，进而将其与茅盾晚期的文学责备停止有机联系关系，测验考试显示文本背后所包蕴的写做体例与体裁新变等关键“症候”，探析以札记和眉批为代表的责备写做若何构建了茅盾晚期文学责备的体裁与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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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夜读偶记》的“前文本”

关于《夜读偶记》的写做启事，茅盾在单行本的“媒介”中曾经如许表述：“往年（指1956年）9月《人民文学》颁发了何曲的《现实主义——宽广的道路》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做办法问题已经在国内引起了相当强烈热闹的讨论。截至今年（笔者注：指1957年）8月，国内8种次要文艺刊物登载的讨论那一问题的文章，就有32篇之多。极大大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我操纵了晚上的时间，把那些论文（约有50万字罢）陆续都读过了；读时偶有所感，便记在纸上。如今整理出来，写成那篇文章，仍是‘偶记’和‘闲谈’的性量，并且涉及的范畴相当普遍，故落款为《夜读偶记》。”[2]那是茅盾本身谈《夜读偶记》的一段广为人知的文字，此中，茅盾对“32篇”文章中的“极大大都”的责备意识的强调，似乎坐实了《夜读偶记》的“责备”本位。持久以来，学界围绕《夜读偶记》的研究根本上沿袭了茅盾的那一言说并在此根底长进行阐发论证。但是，那一阐明也存在必然的“矛盾”之处，至少，“媒介”中的“责备说”论断无法阐明，既然是针对现实主义问题的责备，为什么要在《夜读偶记》中付与“现代派”文学那么多的篇幅？

在写于1959年的“跋文”中，茅盾明白认可，《夜读偶记》最后动笔的原因，就是想处理现代派问题。那个动因，与茅盾对20世纪50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度的文艺思潮意向的存眷有关。现代派做为20世纪初期鼓起于欧洲的艺术门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得到快速的开展，良多欧洲右翼常识分子自己就是现代派的艺术家，如阿拉贡之于超现实主义，马雅可夫斯基之于将来主义等。面临现代派艺术的开展大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若何自处成了一个迫切需要切磋的问题。波兰文艺理论家杨·科特认为，我们对现代派的复杂性领会远远不敷，他主张“波兰做家应该向二十世纪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进修”[3]。捷克做家兹丹涅克·尼耶德利早在1948年就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到现代派的可取之处，“并不是说所谓现代派的艺术所创造的一切工具……都是可以为现实主义艺术利用的”，但是，现实主义的“音乐家、画家、雕塑家、演员也会在本身的范畴内操纵现代派的艺术的长处”[4]。那表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若何应对现代派文艺的冲击已经成为一个不能不面临的问题。法国做家和理论家罗杰·加洛蒂写道：“从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库尔贝和列宾、托尔斯泰和马丁·杜加尔、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做品里，能够得出一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原则。但是假设卡夫卡、圣琼·佩斯或者毕加索的做品不契合那些原则，我们怎么办呢？”[5]由此加洛蒂提出了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那个世界和我对它的看念不是原封不动的，而是处于经常变化的过程中”，因而，我们要“排斥……封锁的现实主义的一切看念”[6]，换言之，加洛蒂认为，现实主义应该扩展本身的鸿沟，与那些被称为“颓丧派”的前锋文学对话。

《夜读偶记》，茅盾 著

百花文艺出书社，1958年

那些关于现代派的话题固然没有在中国引发公开的讨论，但相关的动静却通过公开的和内部发行的刊物如《译文》《外国文学参考材料》《进修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外国文学情状报告请示》等译介到国内。仅《译文》在1956年到1957年就以报导和转载的体例颁发多篇相关文章，如奥泽罗夫的《思惟与教条》，爱伦堡的《谈毕加索》，兹丹涅克·尼耶德利的《论实在与不实在的现实主义》以及列维克的《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等。做为《译文》的主编，茅盾对那些信息应该不只晓得并且十分存眷。从1956年到1957年，茅盾陆续以条记的形式写下了一些关于现代派的根究文字。如《关于艺术门户的条记》《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运动》《一九五九年文艺杂记》等[7]，此中，《关于艺术门户的条记》谈西洋文学的开展过程，涉及面极广，所谈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形式主义、印象主义、野兽主义、表示主义、将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等，几乎涵盖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全数。那些札记固然只是纲要性的，还不算齐全意义上的论文，行文也不外多考虑逻辑的严谨，但应该能够被看做是茅盾为写做《夜读偶记》中的“古典主义和现代派”部门提早做的功课。

某种意义上，茅盾的那些札记配合构成了《夜读偶记》的“前文本”。所谓“前文本”，是法国责备家让·贝勒曼－诺埃尔在察看文本降生阶段时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其企图是想要从文本的封锁圈子中走出来，动态的察看文本构成的汗青过程[8]。德比亚齐在《文本发作学》中也谈到，“前文本”是对条记、草稿、提纲等材料的“解码”与认读[9]。可见，“前文本”既是闪现文本构成之前的动态汗青过程，又是借以解读文本的重要材料。进一步言之，“前文本”其实不会天然地构成文本本体，而是与文本本身“相异”的另一个文本，二者之间有交织也有合集。“前文本”既不是文本的附庸也不是文本的“半废品”。“前文本”一旦构成，就具有属于本身的属性，无论是内容、风气，仍是体裁，都有本身的特殊操行。从那个角度来看，假设我们把茅盾针对现代派写做的“前文本”看做是与《夜读偶记》相联系关系的文本的话，那我们根本能够揣度，《夜读偶记》从预备到完成应该履历了从1956到1957年的时间跨度。在从“前文本”到文本的构成过程中，因为语境发作改变，对相关问题的根究也响应地会产生改变。在“前文本”中，茅盾从理论和创做两个方面临欧洲古典主义和现代派文学的源流停止了较为客看的梳理，而在《夜读偶记》那一正式文本中，“前文本”里做为布景部门的内容消逝不见，责备的重点集中在现代派文学的“颓丧”能否被现实主义承受的问题上。由此，“前文本”和文本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裂隙，《夜读偶记》文本中的茅盾，极尽嬉笑怒骂之本能，对现代派文学严厉责备，所用文句具有典型的时代性，如“装模作样的喊喊”“标致的尸衣掩盖了还魂的僵尸”“像鸦片一样有毒”等。而“前文本”中的茅盾则展现出一个严谨的责备家的本质。同样是对“颓丧”的责备，表述则相对胁制，如“逃求最不现实的和富有异国情调的工具，不求反映现实世界而强调主看地表达心里的豪情世界”[10]。茅盾在“跋文”中说，他原来是不诡计讨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问题的，但在写完“古典主义和现代派”之后，他觉得应当来讨论那个问题，于是就搁起了“古典主义和现代派”的初稿，进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之中。那表白，写做“前文本”时的茅盾，其“重点所在”内在于个别的责备意识，而到了《夜读偶记》中，“现实”突进并占据了责备者的责备意识，以至摆布他对一些思潮现象做出矛盾的揣度[11]。

二 “夜读”与“偶记”

“前文本”的发现，让我们得以跳脱《夜读偶记》的文本局限，进进到由浩瀚“前文本”构建而成的宽广范畴，并借此摸索茅盾在“十七年”期间的阅读和责备情况。20世纪90年代出书的茅盾眉批本和2014年新版《茅盾全集》中，收录了茅盾在50年代中期以后撰写而未颁发的大量眉批文本和札记文字。札记大大都没有标题问题，有些篇章被间接标识为“夜读抄”或“读书杂记”。与《夜读偶记》等公开颁发的文章比拟，那些“前文本”散漫、琐碎，没有一个明白的主题，看起来像是小我的阅读感触感染，篇幅犬牙交错，编制相对松懈。

“夜读抄”和“读书杂记”提醒我们重视茅盾在“十七年”期间的读书和写做形态。茅盾本身也曾透露，《夜读偶记》的写做，就是“读时偶有所感，便记在纸上……是‘偶记’和‘闲谈’的性量”[12]，颠末“整理”后才构成较为完全的文章，但内容仍然具有散、短、随意等“偶记”的性量。检读茅盾在1949年后“十七年”的写做与责备，“偶记”（包罗札记、条记、批注等）不只是一种写做形态，也是他在那一期间停止文学责备的特殊形态（《夜读偶记》即能够看做是一系列“偶记”的整合），某种意义上折射出茅盾对一些问题和现象停止根究的体例。同时，“偶记”的写做体例在时间长度上提醒我们，那篇长文的写做可能不像茅盾过后逃认的“写于一九五七年九月至次年四月”[13]，而是履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从那个角度来看，挠住“偶记”的写做体例是我们读解《夜读偶记》的关键，给我们供给了一条进进茅盾的阅读与写做过程的线索。换言之，茅盾抉择将那篇讨论现代派和现实主义的文章以《夜读偶记》为题，而不是以现实主义或现代派等名目来定名，潜在的有一种对本身从阅读到写做的形态的自况，“夜读”于他是一种阅读形态，远离白日的纷繁琐碎而默坐深思，“偶记”则是笔录阅读心得的体裁形式，放弃报刊文章的繁缛要求而率性自为。在茅盾的日志中，确实不竭呈现与“夜读”有关的字句。如“阅书至十一时进睡”，“又阅书至十二时进睡”，“晚阅书至十时”等，几乎天天都有类似的表述，那意味着，“夜读”已然成为茅盾日常生活的常态。因为患失眠症，茅盾晚上往往需要服药才气进睡，在日志中也能经常见到那一类的文字，“服药二枚，又阅书至十一时进睡”，“服药二枚如例，又阅书至十一时进睡”。由此看来，所谓的“夜读”是既虚又实，也许是失眠睡不着，需要打发时间。但无论若何，茅盾确实几乎天天睡前都要阅书两小时摆布，那给他的写做带来了充沛的累积。

借助于《茅盾全集》中搜集的大量条记、札记，我们得以一窥茅盾“夜读”的书都有哪些。在标以《夜读抄》的读书条记中，茅盾把本身所读书的标题问题、做者、出书社和出书时间，或颁发的刊物名称和颁发时间都标示得十分清晰，展现出札记的层次性。仅从那些标注出来的阅读对象来看，就包罗孙犁的小说集（《摘蒲台》《风云初记》《风云二记》）、刘溪的《草村的秋天》、羽扬的《三号闸门》、李克、李微含的《地道战》、井岩盾的《辽西纪事》、李维西的《性急的人》、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冯德英的《苦菜花》和《迎春花》[14]等现代文学做品，以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剧本》《延河》《边陲文艺》等文学期刊上刊载的大量文学创做。那表白茅盾对发作于现代的文学创做十分存眷，出格重视文学新人的创做意向，茹志鹃、杨沫、杜鹏程等做家的做品都是他喜欢并存眷的对象。此外，做为《译文》主编，茅盾对国外文艺的新意向也十分存眷，经常阅读新译介的文学和理论文章。据陈冰夷回忆，茅盾担任《译文》主编之职，并不是挂名，经常亲理编务，“从刊物的方针使命到选题方案，从编委会的工做到编纂部的工做，他都关心，并且经常出主意，提定见，想办法，有些重要的事他以至亲身脱手”[15]。茅盾根据本身20世纪20年代主编《小说月报》时开垦“海外文坛动静”专栏体味，在《译文》专辟“世界文学动态”栏，专门报导“近期国外文艺界重要动态的短讯，不只报导文学界的动态，并且报导其他艺术、特殊是与文学关系交密切的艺术如戏剧、片子等方面的动静”，要求《译文》编纂部“组织力量阅读列国的报刊图书材料”，“密切重视和研究列国文艺界的意向”[16]。阅读根据时序编写的《茅盾全集》，能够清晰的发现，从1956年起头，茅盾就对现代派文艺投诸很大的存眷，写就了多篇涉及现代派的札记，那是“十七年”的文艺界是绝无仅有的。

青年茅盾

可能从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起头，“偶记”/札记做为一种体例成为茅盾的写做日常。翻查茅盾日志，那些札记式的写做多半是与“夜读”密切相连的，经常是晚上读书，白日札记，少数时间也存在晚上写做的情状。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茅盾的日志记得很详尽，无论工做事务仍是日常琐事，巨细靡遗。出格是关于读书、写做，已经构成了日常的固化形式，几乎天天的日志城市有“晚做札记一小时”“做札记至五时”“上午做札记”“下战书仍做札记至五时”“做条记两小时”等关于写做的记载。只存眷那部门日志的话，会认为茅盾是一位困坐书斋的学者。现实上，他的次要身份仍是文化官员，经常出席各类会议、演讲和迎来送往的官方场所。在政务之外抉择以“夜读”和“偶记”的体例停止读书和写做，能够看做是茅盾对外在身份的一种“平衡”，是做为做家和责备家的茅盾力图在公事身份之外觅觅内在安设的一种体例。至于为什么要抉择那种体例，对茅盾而言那或许是一种无意识地做法。做为自幼遭到传统风习影响的人，茅盾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文人一样，对晚明以来的所谓“古风”传统其实不目生，此中对“夜读”形态的逃觅，亦并不是没有先例。早在20世纪20年代，有人就以《夜读抄》为题做为本身“所写系列文章总的标题问题”[17]。所谓夜读，“不外仍是随时偷闲看一点罢了。看了假设还有时间，便随手写下一点来，也并没有什么此外意思”[18]。那话在“十七年”期间的茅盾身上同样适用。而关于茅盾来讲，则是在忙碌的公事之余，觅觅属于本身的时间和空间，在读书与写做中安设一下忙碌的心里。某种意义上，受困于日常公事的茅盾或许是感触感染到一种内在的猜疑与怠倦，唯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他才气进进属于小我的世界，无论是所读仍是所写，可能并没有预备颁发的企图，但恰是以“夜读抄”如许传统的书写体例停止的写做，必然水平上确立了本身的言说体例，构成了属于本身的“话语系统”。

三 做为责备体裁的札记

札记、眉批都是中国传统学术体裁。札记是“以简短随意的体例笔录读书摘要和心得体味，最能表现传统学人‘熟读精思’的读书习惯”[19]。洪迈在《容斋漫笔》中曾对札记的功用做过如下诠释，札记“能够稽典故，能够广见闻，能够证讹谬，能够膏笔端”[20]。明、清是札记治学的茂盛期间，呈现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潜邱札记》等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札记著做。清王筠《菉友臆说》谓学者治学，“或学而有得，或思而有得，辄札记之”[21]。眉批（评点）产生时间有起于梁代、唐代、南宋诸说，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是最早把文本与眉批合为一体的评点范例[22]。吴承学先生认为，评点“之所以昌隆于宋，除了宋代文学责备兴旺的原因之外，与宋人读书认实的风气有关。宋人读书，讲究虚心涵泳，熟读精思，喜好独立根究，倡自得悟进之说。所以读书有心得处，多有题跋或条记……”[23]清人俞樾对吕祖谦的评点评判极高：“先生（指吕祖谦）论文极细，凡文中精神、命脉，悉用笔抹出，其用字得力处，则或以点识之，而段落所在，则勾乙其旁，以醒读者之目，学者循是以求古文关键，可坐而得矣。”[24]可见，从宋朝起头，札记和评点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责备现象而存在了。现代学者谭帆以至将评点看做“一个特殊文化现象”，其“内涵远非文学责备就可涵盖”，“远远超出了‘责备’的范畴，构成了‘责备鉴赏‘文本改定’和‘理论阐释’等多种格局’”。他以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为例，凸起评点者对小说文本情节改定和删削等“介进”性责备行为，认为在那一过程中“表示了评点者本身的思惟、意趣和个性风貌”[25]。对评点的“介进”功用的发掘，实则是显示了评点者对小说文本的二次创做过程。金圣叹、张竹坡等各人的评点为那一责备行为做出了胜利的示范。

通读茅盾所做的札记和眉批，给人的印象是，他似乎抉择了一条返回传统的责备途径。《夜读偶记》及相关札记文本的写做提醒我们，做为文学责备家，茅盾晚期文学责备的风气既与同期间的责备家有所差别，也与茅盾本身的前期责备风气悬殊。他的写做以札记性责备为主，兼摘眉批等体例，对引起本身重视的一些文学做品提出责备观点。其实不但是《夜读偶记》，茅盾晚期的其他责备文章大部门也都有“偶记”的陈迹，那表现了他在写做时的根究印迹：往往先将详细的根究形诸札记或眉批，在此根底长进行修改加工，然后成就鸿篇巨造。如《六〇年短篇小说读书条记》之于《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读老勇敢别传等三篇做品的条记》之于《在大连创做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汗青剧的条记》之于《关于汗青和汗青剧》、《红楼梦条记三则》（以及关于《红楼梦》的大量条记手稿）之于《关于曹雪芹——纪念曹雪芹施行二百周年》等均是如斯。

《中国现现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中国国际播送出书社，1996年

1996年，为纪念茅盾百年诞辰，中国现代文学馆推出了《中国现现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搜集了茅盾在50年代到60年代对8位中国现现代做家的40余种做品所做的眉批”[26]。“文库”共分4辑，此中长篇小说评点本两卷，中短篇小说和诗歌评点本各一卷。那套原始文本向我们显示了茅盾晚期文学责备的“奥秘”：安身于详细文本，在细读的根底上，连系小我的阅读体验和审美兴趣，对相关字句停止勾画、批点，然后再将成形的根究构成于札记。如评论杨沫的《青春之歌》，札记议论的是几个次要人物的塑造，如林道静、王晓燕、江华等人物形象，并将《青春之歌》的人物描写与《红旗谱》相比照，认为前者着墨痴肥，然后者“几笔就能够勾勒一小我物的面孔”。眉批则留下了更为详尽而细碎的定见。在茅盾的《青春之歌》眉批本中，似乎《青春之歌》并没能在一起头就“挠住”茅盾，他觉得做品开头起的欠好，文字不精练，不克不及给读者以深入的印象，因而定见“第一至第五段能够删往，而把车到北戴河站做为本章的初步”。关于怎么改，茅盾也亲身做文示范：“车到北戴河，下来一个女学生，满身镐素妆扮，拿着一包乐器。车上的乘客从车窗伸头来看着她，喷喷地议论着”。茅盾的修改稿将女学生反常的外在妆扮和他者猎奇的端详、议论相比照，营造出特定的艺术张力，吸引读者想读下往一探事实。那段代笔展现出茅盾做为一个评点家的功力：不只具备责备家的深入犀利，也具有创做者的艺术灵敏。也可能是对本身的“代写”还不敷不称心，后面又用括号说明：“那是可能的轮廓，文字还得揣摩”[27]。除了《青春之歌》，它如《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旗谱》、《迎春花》、《高高的白杨树》、《在和平的日子里》等均有表现。如责备《林海雪原》做者用“奇峰邪恶好像乱石穿天，林涛汹涌好似巨海狂啸。林密仰面不见天，草深俯首不见地”来描述险山和林海，是“想象力次于气焰”，“不克不及把‘林海’、‘雪景’写得绚烂生动”[28]；责备茹志鹃在《新被选的团收书》中“叠字多用，有时会加强气氛，但有时也觉单调”[29]。文学方面的定见之外，茅盾还重视写做中的词法、句法的表达。眉批本中经常能够发现他在册页空白处写下的“不当当”、“那一长句可删”、“那一段写得好”等字样，有时以至对欠亨顺的字句给以修改。《林海雪原》中做者描写老爷岭用了一句“谁知那老爷岭到底巍峨有多高？”茅盾指出，“‘巍峨’二字可删。或者，应当移在‘老爷岭’之上，并加‘的’字。”但他也并未完全予以否认，认为像文中的表达体例，“只在诗句中有之”。还测验考试为其改做“谁知老爷岭，巍峨有多高”[30]？可能是觉适当前的一些做者在艺术感触感染力上力有不逮，也可能是在评点时引发了本身的创做欲，茅盾经常会以一个做家的心态对不太称心的处所停止从头构想、写做。在那个意义上，颠末茅盾评点的做品已经与本来相往甚远，属于茅盾小我的责备创做。那庶几同于金圣叹批《西厢记》的感触感染，“圣叹批《西厢》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31]。张竹坡也说，“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 [32]！

茅盾的那些眉批与札记，数量浩荡，大都在茅盾生前并未颁发，有些固然颁发，但仍然连结“偶记”的形态，它们的存在，让我们对茅盾晚期的文学责备有了新的熟悉。那些责备文字给我们闪现了一个实在的茅盾，一个忠实于本身阅读体验的责备家的形象。无论是札记仍是眉批，都是曲抒胸臆的赏识或责备。如评判孙犁的《摘蒲台》“文字清丽，然亦间有败笔”，刘溪的《草村的秋天》“为差强人意之做”，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声嘶力竭之态可掬”……均表现出他对文不合错误人的责备立场，以个别的阅读体验为评判原则。此外，茅盾晚期的札记与眉批，着重从文本和小我体味动身而不是从理念或政策动身，因而，具有典型时代特色的名词在那里消逝不见，就连他在《夜读偶记》中一再对峙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那个公式也没有呈现在小我的评论中。反而是像“翰墨”如许的传统责备话语不竭地呈现在差别的札记中，他认为，“一个做家必要有几副翰墨，既能写雄姿英才，也能写风花雪月”。[33]。翰墨原来是传统水墨画的技法，是在“身手操练中构成的外型、适意、表趣体例和手段”，[34]，“具有乖巧的构造性，不变的程式性，丰富的表示力和特殊的文化符号意义”。[35]翰墨改变彰显艺术境域，黄宾虹亦曾用论笔五法——“平、留、圆、重、变”——和论墨七法——“浓、淡、泼、破、积、焦、宿”——来归纳综合中国画的翰墨精华[36]。茅盾那里的翰墨，显然在艺术技法上有对传统中国画论精华的借重。茅盾固然明白本身对翰墨的借用是指文学创做中“艺术形象的多样性”。但他从责备角度对翰墨一词的利用，更多强调艺术的逼真表达，并不是限于一端。如评判《水浒传》“翰墨幻化，写月黑风高、杀人放火，也写风花雪月、调情打俏”[37]，而在评判阮章竞的《漳河水》“翰墨遒劲，调子悲惨”[38]时，则用翰墨来彰显《漳河水》艺术表达的境域，凸起做品悲怆而昂扬的风格，非常贴切。“翰墨”成为茅盾评点现代文学做品艺术表示的“高频词”，以至在手札中也用翰墨表达对一些做品的评判：“那三篇的做者都有差遣翰墨的需要手段，并且看得来各人有本身的风气”[39]。那是一个十分意味深长的现象，对文学做品艺术表示的重视，彰显了茅盾的文学责备对传统的借重，也表现出他将传统艺术责备话语糅合于现代文学责备的优良艺术感知。

“十七年”期间，文学创做和责备的“古典转向”是一个值得存眷的现象。有论者已经重视到，一些现代做家和学者如胡风、沈从文、俞平伯等人在那一期间的古体创做及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40]。还有研究者起头切磋古典文学关于现代文学创做和研究的影响与渗入，强调从古典视角对现代文学消费的各环节停止察看[41]。那些研究不只有效的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并且给我们带来了必然的启发，察看与存眷“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创做和轨制责备时，小我内在的阅读与写做以及在其中间隐微展露出来的一些“倾向”，关于理解“十七年”文学责备亦是不成漠视的重要因素。

1996年《中国现现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出书后，茅盾在责备体裁上对古典因素的撷取才起头为人所知。舒乙在为那一眉批本文库做的序言中称，茅盾操纵古典体例批注现代文学，是“中国现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严重奉献”，以至称誉茅盾为“中国最初一位文学批注巨匠”[42]。对茅盾小我来讲，那种称誉未必适当。他的“夜读”与“札记”，很大水平上并非一种锐意的抉择，其隐在目标是想在时代的身份“错位”中觅觅一些内在的平和平静与静谧，虽然完全过如许的隐逸性生活可能也并不是所愿[43]。身受时代潮水裹挟的常识分子，若何在“内”“外”之间做出抉择与平衡，若何通过盘曲的体例闪现小我心里的幽微衷曲，应是一个颇为值得切磋的命题。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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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夜读偶记》的责备，除了60年代何其芳等人的论争外，80年代以来，讨论《夜读偶记》与现代派关系的论文次要有林焕平、王可平的《从夜读偶記看茅盾的創做办法理论——为纪念茅盾同志逝世二周年而做》（《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1期）、李海霞的《社会主义文学对“现代派”和形式主义的责备——再读茅盾的夜读偶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李成立、王继军的《1950-1970年代的“现代派”遗产——重读夜读偶记》（《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和张慧敏的《重读茅盾夜读偶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5期）；讨论《夜读偶记》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的次要有冯看岳的《创造社会主义文学的理论标帜——茅盾夜读偶记论略》（《渭南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殷国明的《现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情结”─—从夜读偶记谈起》（《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和周兴华的《茅盾夜读偶记及其跋文的腔调与心态》（《名做赏识》2007年第12期）等文章。

[2][12]茅盾：《夜读偶记》，《茅盾全集》第25集，第188页，黄山书社2014年版。

[3]《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译文》1956年第10期。

[4]兹丹涅克·尼耶德利：《论实在与不实在的现实主义》，《译文》1957年第3期。

[5]罗杰·加罗蒂：《代跋文》，《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第171-172页，百花文艺出书社2008年版。

[6]罗杰·加罗蒂 ：《论现实主义及其鸿沟》，《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5年第5期。

[7]据黄山书社版《茅盾全集》的阐明，茅盾的那些条记，本来没有标题问题，现有题目为编者所加。此中《一九五九年文艺杂记》和《关于艺术门户的条记》先后登载于1999年《文艺理论与责备》的第1期和第3期。从茅盾对现代派文艺的反响与根究的时间来看，那几篇文章很有可能是他在《夜读偶记》中所说的现代派部门的条记，不会迟于《夜读偶记》的写做时间。笔者揣度有些文章的写做时间可能有误，如《一九五九年文艺杂记》，在写做上应与《关于艺术门户的条记》相一致。

[8]冯寿农：《法国文学渊源责备：对“前文本”的考古》，《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9]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著，汪秀华译：《文本发作学》，第29页，天津人民出书社2005年版。

[10]茅盾：《关于艺术门户的条记》，《茅盾全集》第24集，第595页，黄山书社2014年版。

[11]茅盾在《夜读偶记》第二节开头说，“要把从古到今的文艺思潮的开展，用一个公式来归纳综合，是一件愚笨的事。但是，从汗青事实中探觅开展的法例，却是应当做的勤奋。”做为一个严谨的责备家，茅盾看到了那件工作的“不成能”，他之所以仍然“勤奋”往“探觅开展的法例”，应该是“现实”突进心里带来的鞭策力。随后引发的论争也都与那个“公式”有关。

[13]茅盾：《媒介》，《茅盾评论文集（上）》，第1页，人民文学出书社1978年版。

[14]孙犁的小说集（《摘蒲台》、《风云初记》、《风云二记》）、刘溪的《草村的秋天》、羽扬的《三号闸门》、李克、李微含的《地道战》、井岩盾的《辽西纪事》、李维西的《性急的人》出自茅盾的《夜读抄（一）》，《茅盾全集》第24集，第379-394页，黄山书社2014年版。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和梁斌的《红旗谱》出自茅盾的《读书杂记》，《茅盾全集》第25集，第175-187页，黄山书社2014年版。

[15]陈冰夷：《驰念茅盾同志——忆世界文学初期的一段履历》，《世界文学》1981年第3期。

[17]周做人：《夜读抄》，行庵校订，第Ⅰ页，北京出书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书社2011年版。

[19]焦亚东：《“控名责实 札记为宜”——论管锥编的体裁特征及责备学意义》，《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20]《容斋漫笔》，张富祥注，第579页，上海古籍出书社2007年版。

[21]王筠：《菉友臆说序》，屈万里、郑时辑校：《清诒堂文集》，第86页，齐鲁书社1987年版。

[22]罗剑波：《论文学评点之兴》，《齐鲁学刊》2019年第1期。

[23]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构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24]俞樾：《古文关键跋》，《古文关键》，日本文化元年刻本。转引自罗剑波：《论文学评点之兴》，《齐鲁学刊》2019年第1期。

[25]谭帆：《小说评点研究的三种视角》，《中文自学批示》2001年第4期。

[26]蔺春华：《论文本细读在茅盾文学责备中的重要地位——重读中国现现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27]《中国现现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1：长篇小说卷1：青春之歌》，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第3页，中国国际播送出书社1996年版。

[29]《中国现现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1：中篇小说卷》，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第213页，中国国际播送出书社1996年版。

[31]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金圣叹全集（三）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等十种》，曹方人、周锡山标点，第19页，江苏古籍出书社1985年版。

[32]张竹坡：《竹坡闲话》，方铭：《金瓶梅材料笔录》，第178页，黄山书社1986年版。

[34]郎绍君：《论翰墨》，《美术研究》1999年第1期。

[35]郎绍君：《翰墨论稿》，《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36]尚辉：《从翰墨个性走向图式个性——20世纪中国山川画的演变过程及价值看念的重构》，《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37]茅盾：《“艺术身手”条记一束》，《茅盾全集》第24集，第571-572页，黄山书社2014年版。

[38]《中国现现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1：诗歌卷》，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第12页，中国国际播送出书社1996年版。

[39]此为《茅盾全集》未收之佚信，是1957年茅盾为《人民文学》所送三篇小说致刘白羽的信，拜见拙做：《茅盾1950年代佚简佚文及相关史实考释》，《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1期。

[40]拜见李遇春的系列论文《胡风旧体诗词创做的文化心理与风气传承》（《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沈从文晚年旧体诗创做中的精神矛盾》（《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俞平伯旧体诗词创做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人文杂志》2021年第3期）。

[41]唐蕾：《“十七年”文学消费的“向内转”——以古典文学为视角的文学内部研究》，《摸索与争喊》2022年第1期。

[43]茅盾之子韦韬曾在《父亲茅盾的晚年生活》中提到茅盾在建国初期的诡计，预备在杭州西湖定居写做，后经劝导，才出任文化部长一职。拜见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生活》，《我走过的道路》（下·附录），第 641—642页，人民文学出书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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