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者：李辉 (北京 学者）
三个疑点
那些年，特殊是进进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表态于电视、报纸、收集各类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颁发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有目共睹者，次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本年已被媒体称做“百岁白叟”；二，自述“文革”履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进狱，同时，又因写躲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粹巨匠”、“文史各人”、“楚辞泰斗”。
事实果实如斯吗？
1910年出生，仍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承受记者摘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领会的情状，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做过的单元与呆过的处所次要有三处：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学出书社担任编纂；2。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心尝试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度话剧院）任剧本编纂；3.1963岁尾进狱劳教至1980年释放回原单元，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书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度话剧院笔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详细：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笔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岁首年月。三处笔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到一年。
昔时社会，尚无六十岁退休之忧，似没必要把年龄说小。与现在的讲述比拟，昔时相对严谨的档案笔录无疑更为可信。因而，有一点能够明白，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白叟，实在年龄应是88岁摆布。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履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目光环。
凸起的一个光环：文怀沙屡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教师，故与鲁迅是前后门生。
据查，1934年秋天，67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兴办“章氏国粹讲习会”。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但在1963年文怀沙的劳教笔录中明白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假设他出生于1921年，1936年才15岁。别的，章太炎往世之后，苏州“章氏国粹讲习会”能否陆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能否为统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使是统一所学校，也应是在1937年抗战发作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进学时，章太炎早过去世，又若何见过？
另有一个光环：相关年表写到，1928年18岁的文怀沙，“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传授，后任上海剧专传授”。按1921年出生计算，那一年他才7岁，无论若何也不成能身担此任。
因为年龄提早了近12岁，抗战期间的履历也就随便丰富得光线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秋，于重庆做《听雨》诗 ：‘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现实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要17岁，若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斯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构想灵敏，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得，足可夸耀，大可没必要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假设仅仅限于自家天井，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小我之事，没必要较实。但是，假设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贸易告白之实，抵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哄骗之嫌。一旦进进文化史范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需要细加修订，予以廓清。
到底为何进狱？
文怀沙的“文革”履历，特殊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差别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异，有声有色，被衬着为英雄般的豪举。
关于其进狱原因，一篇报导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共场所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挠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导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惟’功名进狱。”
那些论述都不契合史实。
起首，文怀沙不只历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责备“右派分子”时表示得非常积极与猛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屡次对人说过，他对在“反右”中最不克不及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做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做，做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次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1957年责备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示得十分积极，大方鼓动感动。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伶人。’他那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成婚说事。其时把我们气死了。”（2009年2月10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泽东思惟’功名进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晰，文怀沙早在“文革”发作前的1963年岁尾，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功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
据知情者回忆，拘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岁尾在东单的青艺剧场（90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很多人都参与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功名定为“诈骗、地痞功”（其功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参谋，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 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持久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历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曲至1980年4月去除劳改。没有传闻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现在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身干预干与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非因为政治原因而进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履历，论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躲锋诗“反对江青”的勇猛之举。那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异，取此中之一如下：
履历过“文革”的人，都晓得“梁效”那个名字，那不是一小我，而是一个帮“四人帮”说话、颁发言论、进攻敌手的写做班子，正好梁效写做班子缺人手，一个伴侣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 ，表达悔改和感恩，若能胜利，那个伴侣将会搀扶帮助文老完毕监禁和劳改生活生计，而且能够进进梁效写做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怀沙的母亲听到那个动静，立即赶到西北，期看儿子可以在绝境之中服个软。文怀沙那时正在生病，躺在炕上，看着母亲蓬乱的头发、消瘦的面庞，心中万分难受，但他仍是说：“妈妈，我不克不及写啊，我不克不及违心啊。”母亲没有再说下往，只是吩咐儿子别往枪口上碰。其时文老满怀心酸地点了点头，但没过多久，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其实看不上眼，不由得写下如许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甜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彼苍。”此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其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那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那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其实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实在性。让人生疑的是，根据其时他的处境，即使实有此诗，又若何能抵达江青之手？他又若何晓得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那是一首“躲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那一“英雄”般的吟诗动作，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进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汗青也。”
我附和徐先生的揣度。
层累汗青当然能够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若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实正遭到虐待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是国粹巨匠、楚辞泰斗吗？
一小我能否为国粹巨匠或文史各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没必要过于较实。确实，所谓“巨匠”，自八十年代原轻工部在评选工艺美术师时将名称定为“工艺巨匠”的头衔后，“巨匠”的含义已有所演变，早已失往神圣感，诚如名门堂前燕飞进苍生家一般。此乃大快人心、各取所需的功德。文怀沙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粹巨匠”、“新中国屈原学创始者”、“楚辞泰斗”。能否如斯，学界自有里手界定，没必要由我外行者评说。何况，觅遍藏书楼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故只好舍弃研究他的学问的念头。
将文怀沙称为“国粹巨匠”“楚辞泰斗”的次要根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书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书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颁发过差别观点。
五十年代初，做家、学者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书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做。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昔时任人民文学出书社社长兼总编纂的冯雪峰先生，安放编纂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摸索“以马列主义批示古典文学整理出书”，其次要工做是校注。那些名著包罗《红楼梦》（汪敬之校注）、《水浒传》（张友鸾校注）、《三国演义》（顾学颉校注）、《西游记》（黄肃秋校注）、《李白诗选》（舒芜编选校注）、《陆游诗选》（李易协助游国恩先生编选校注）等，文怀沙负责校注的是《屈原集》。
舒芜指出：“包罗《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做为专家被礼聘来，而是做为本社编纂人员被交派下编纂使命。从时间挨次来说，他们每一个都能够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那个‘第一’完全不包罗价值意义，不是开垦者、开创者、奠定者的意思。”他还说：“ 那几本书陆续出书，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正文完满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使如斯，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遭到过其他专家的责备，而“文先生一出手就如许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书社”。
关于文著《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颁发“：尘凡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惧的“西纠”、聂绀弩、江青》，此中写道：
固然，沙之白髯飘飘，品格清高之貌，极易“醒”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大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量疑。在做家出书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责备。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十分不连接，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以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处所译者更是没有深入的领会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责备：“还必需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根据史实，且有昔时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比来，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手札集以备出书。汤炳正先生是实正“私淑太炎”的门生，他的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先生1988年在致汤序波的信中，如许提到文怀沙：“从报刊上看，很多人的学术成就其实不大，却因为大事鼓吹，名气很高。我一贯反对那一套，如今看来，应当重视。你所提到的‘沙翁’，可能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程度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
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能够搀扶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现在，口述实录流行于各媒体报导及出书物，为汗青研究、列传写做等供给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应忧愁。在此情形下，人们特殊是媒体中人特殊需要认实鉴别，严厉看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稠浊视听。
于是，草就此文，请教于文怀沙先生，请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期看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汗青尽可能接近于本相。
完稿于2009年2月1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