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釜集》跋文
钱文忠
那是我的第一本集子，所收的都是偏僻到难以印刷的专业文章之外的文字，从形式到内容都 欠缺一致感。假使说还几有同一之处的话，那就是绝大大都文章都与书有关，大致说来，也就是端方的书评和不端方的书评，如斯罢了。文章根本上都是我二十多岁时写成颁发的， 虽然我并没有虚假到认为它们只配覆瓿，弃之如敝帚的地步，但也绝对没有不知天高地厚，傲慢到视之为佳构精品的水平。至少在我本身看来，它们已然显得十分的稚嫩浅薄，我之所以仍然爱护保重那些文字，在相当大的水平上是因为它们事实记载了我生射中更好的一段韶华，在年老的时候，将是我最迷恋的回忆。
如许一本小书，照理没需要在恩师及守常先生宠我的序言之外再写什么跋文，然而，一段小小人缘却使我改动了主意。前几天，奉柳叶兄之命，翻译了几个月前刚刚往世的现代大思惟家以赛亚·伯林的一篇长文，标题问题是《伟大的外行》。那篇文章现实上是赫尔岑《往事和随想》的书评，伯林的文字固然极为雕琢，并且句法颇近俄文，却不只没有鹊巢鸠占地掩盖或冲淡他精致顺畅的思惟，反而相得益彰，为思惟增添了诱人的华摘；再加上据说伯林认为最与他心灵相通的恰是赫尔岑，因而，整篇文章读来令我回肠荡气。我历来崇奉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的说法，认为翻译其实是一件食力不讨好的差事，但是，此次却让我感触感染到由衷的愉悦，是独一的破例。给我灵感的恰是伯林在一条注文中引用的赫尔岑的一句话：“《大卫•科波菲尔》就是狄更斯的《往事和随想》。”赫尔岑和狄更斯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非常喜欢的做家，我当然不敢看其项背，然而，我就没有本身的往事与随想了吗？ 十五年前，我以第一意愿考进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现改名为“东方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我碰见过很多人把“梵”读做“焚”，还有人认为 梵文乃是“梵帝冈文”，可见此专业的离奇。事实上，1960年招过一届本科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蒋忠新传授、黄宝胜传授、郭良鋆传授和英年早逝的赵国华传授等属此届），到二十多年后我那一届之间，除了中间曾经招过几位研究生外（现任东方学系主任的释教史及古代中外交换史专家王邦维传授、于阗文专家段晴传授、原始释教专家胡海燕博士可为代表），不断没有正规招过生。那里 面当然有其时寡所周知的政治原因，1960年那一届中就有许多人因而而改行；再则，任何古典学问都不成能间接有利于当世，马克斯·韦伯早就说过：“对我们本身今天的社会问题而言。古代史能提赐与我们的工具其实微乎其微以至底子没有”（几年前我才心甜情愿地认可那一点），更遑论梵 文巴利文了。就小情况而言，东语系本来就以培育提拔现代语言的翻译人才为主，至少在其时是与学术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凿枘不进的；就大情况而言，在举世汹汹趋于功利的时代为此不急之务，也有豪华之嫌。 然而，也正因为如斯，我们那个八人小班就颇为特殊，相当有目共睹。恩师希逋先生其时还担任着北大副校长的职务，很快就会见了我们，而且赠予我们每人一套《罗摩衍那》中译本。可能因为我在读中学时就已呈信恩师，表达了进修梵文的愿看，高考又幸运得了高分，更蒙温语鼓舞教导。恩师与金克木先生其时均已年逾古稀，北大本身 已没有梵文巴利文教员了，于是只能先后礼聘两位先生的第一代学生蒋忠新、黄宝胜、郭良鋆传授前来北大任教，他们工做认实、学识精博，确实继续了两位先生的衣钵。做为北大四个外语系之一的东语系其时是全校独一摘取本科五年学造的系（据说现已改为四年造，不知确否，假设失实，在奉“时间就是金钱”为清规戒律，快餐成了正餐的今天，其实毫不敷怪），除了专业外语，还必需进修一门通用外语，也要求大致到达专业水准。假使从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当然应该蒙语配俄语、印地语配英语、朝鲜语配日语等等，而现实上绝大大都同窗本来就没有诡计末身处置学术研究，高考的第一意愿也并不是东语系（日语专业除外），只因为了可以跨进北大大门，在填写意愿时都抉择了“从命分配”，被划进小语种，结业后仍想以外经外贸为业，所以一般都抉择英、日语做为第二外语，梵文班在那一点上毫不特殊，实正以第一意愿考进的只要两位上海籍的学生。梵文、巴利文天然不克不及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出 口创汇办事，只能是用于专门化极强的学术研究，因而必定一起头就与班里绝大大都同窗的实正意愿各走各路。那个专业的特殊性还反映在对研习者的技能操练上，梵文、巴利文固然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亲缘语言，但相互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区别，因而能够算做两门专业外语；我们至少还必需掌握英、德文。除了英文几略有根底外，其余三门都必需从头学起，德文在当今的通用语中就算是比力难学的了，梵文则更是举世公认的语法改变最为繁复的语言，其报酬形成的复杂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不须说，还有许多枯燥单调的科目在期待着我们。那一切又怎能使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少年人平静安然空中对呢？更没必要说北大挺拔的围墙和森严的门禁又岂能将我们与社会隔断呢？ 于是，必定会发作的情状在大学二年级时呈现了：近一半的同窗决意半途而废，有的费尽心力转进他系，有的痛快退学回家，仅有的两位女生之一还考上了空中蜜斯，据说仍是飞国际航路的，难度之大大约超越选美加考博士，本身当然洋洋自得，此外女生在不屑的背后似乎隐躲着更多的羡慕。我们两位立志研习梵文的人也不是没有徘徊摆荡过，但总算对峙了下来。令我百思不解的倒 是其他三位同窗的安然平静，其时颇使我汗颜，后来才晓得，当时可能要派我们留学欧洲的动静已经传播开来，其他语种专业的同窗在半信半疑搀杂着“凭什么你们竟会有如斯功德”此类传统国产心理的同时，原先“你们梵文还不如我们呢，我们事实还有点用途，你们莫非能将死了一千多年的 古代洋人喊醒，和他们聊聊？”同情的比下有余的骄傲感已经起头扭捏，大有“你们那些傻人实有傻福”的慨叹。 我其时确实一无所知，正以少年的热情与激动沉浸在北大名闻遐迩的另一个传统之中：处置学生会工做。至少在东语系，我第一个提议每位同窗一票，民主选举产生学生会 ，竟然本身被选了，不久，还兼任了北大学生会的工做。虽然那一切给我带来了其时（次要是几年后）看来出人意料之外、今天看来进于情理之中的后果，我至今不 悔，也决意末身不悔。因为那是不成能反复的体验，那时不成能重写的履历。中国的蜚语往往会酿成事实，此次也概莫能外。1987年下半年，我和另一位上海籍同窗被先行派出，他往了维也纳大学（后来辗转往了美国， 如今某大学任教，不知还处置梵文研究否？），我往 了汉堡大学，其他三位随后也到了汉堡。即便在今天，将本科尚未结业的文科学生派往国外，仍然不是常见的事。我有幸师从魏茨勒和施密特豪森二位传授，在专业之外，还进修了其他几种愈加希罕的古语，确实是拼命地读书，不要命地买书。未来假使有时机，我将写出德国留学记。我对两位传授的感恩将铭刻末身，没齿不忘。我回国后某年六月的一个中午，北大南门门卫打德律风通知我，说是有个外国人在门口，指名要找我。阿谁时节的北京，外国旅客近乎绝迹，心绪严重的我满腹怀疑地跑到大门口：竟然是魏茨勒传授！西拆笔直，站在六月残暴的阳光下，胖胖的脸上流淌着汗水， 弥漫着往常一般的浅笑，他专门绕道日本前来看看他的中国粹生。他的浅笑使我在沉寂的夜里写下那一段文字的时候流下了无法掌握的泪水。传闻他近两年来不断患病，假设他所崇奉的天主能 保佑他早日康复的话，身在万里之外的我情愿崇奉统一个天主。在获得了立即就能够起头撰写博士论文的书面答应后，我回国看看恩师希逋先生，当然也就再也没能回往。其他的同窗都滞留国外，或读商或经商，可谓完成了宿愿，梵文完成了换取护照的使命，天然弃之如敝帚了。我也因而感触感染到了中国少年早熟的可怕与同情。我在恩师批示下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不久分开了北大，回到原籍，起头了长达五年的待业飘游。曲到一年多前，在师友们的关心搀扶帮助下，蒙复旦大学不弃，予以收用，才从头忝列教席。昔时的梵文班近乎三军覆没，至多只剩下一个半人，我和那位如今美国任教的同门谁算一个、谁算半个，无关紧要，要紧的却是，恐怕我们两个加起来能不克不及算一个都成问题了。与 1960年那届比拟，我们那一届更为惨痛。原因安在？我不得而知，但是，显然存在着比政治情况愈加深入、愈加强大的力量。熟悉到那一点，可能是我用生射中更好的十年换来的更大的收获了。悲乎！那些与同龄人几有些差别的往事使我产生了一些希罕的随想，有些和那本集子中反映出来的设法已不复不异了，在此无法详说，只好择要谈两点。起首，我对“常识分子”如许一个笼统的集体名词已经无法理解了。任何一个集体一定良莠稠浊，但是，莫非不该该有些配合特征吗？而我在 “常识分子”上却其实看不到。中国假设实的有什么一贯的传统，那个传统中假设实的还有什么好工具的话，我相信，尊师必居其一。每个“常识分子”都曾承受师恩，并且都有成为至少是广义上的“师”的可能性，按理都应尊师。我不只从不讳言，并且为此骄傲，我本身是按礼磕头拜过师的，天然 那也无法报师恩于万一。然而，我却亲耳敬聆了某些“常识分子”是如何卑躬屈膝地当面责备本身教师的。语云，“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莫非师恩竟然还不如一种金属？有些顽强男儿在教师面前挺胸凸肚，却为了一些还远远不如黄金的工具折弯了精神的膝盖。对教师尚且如斯，何况对我如许的后生小辈，天经地义地能够无所不消其极了。我也正因为如斯可以颇为平静地看待遭受的一切，了无伤我牙眼必还之以牙眼的兴致。对斗争哲学，我茫无所解。况且，我还没有自贱到认为他们的牙眼和我本身的一样贵重，值得我吃力伤之。今天，“常识分子”已经分化成详细的门类，常识分子可能只能、并且原来就应该做为个别而存在了，或者至少要在前面加上定语，予以必需的限造。
其次，因为事实受过严厉的学术操练的缘故，我和许多人一样，曾经对“价值中立”万分地迷信，只想阐明事实自己，不下任何好坏对错的揣度。今天，我既不无邪地认为存在着某种“中立价值”， 也不乐看地认为做得到“价值中立”的揣度。在揭明事实之后（而不是之前，不然会掉进同样求助紧急的企图伦理的泥潭），应该当机立断、毫掉臂忌地做出本身的揣度。我同时也反对庸俗化、简单化的一分为二，那不只能消解掉好的事物，也能拣拾起坏的事物，而且一厢情愿地认为能够实现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掉臂事物整体上的完全性，随本身好恶、视一时需要肆意宰割，使各类体用身首说显得娓娓动听。那些设法也许并没有什么价值，却 是我用很贵重的青春岁月换来的。
做为一篇跋文，已经太长了，但我不克不及因而而削减我表达感激的篇幅。恩师希逋公的教导是不克不及简单地感激的，我只要竭尽菲薄，献身于恩师的事业，以求图报于明天将来。同样不克不及简单地说声“感激”——而我如今却只能如斯了：北京的王永兴传授、周一良传授、汤一介传授、乐黛云传授、李铮传授、宿白传授、庞朴传授、孙长江传授、钱逊传授、刘梦溪传授，还有风谊在师友之间的王守常、孟华、葛兆光、王邦维、段晴、陈平原、汪晖、荣新江、王小甫、林梅村、梁治平、雷颐、赵丽雅、吴彬、万俊 方传授，李林、张军等等。上海的师尊王元化传授、墨维铮传授、徐文堪先生，本书的责任编纂安 迪兄，还有许多其他的师友，因地处一城，碰头匪难，就不在此逐个称谢了。没有他们的关爱，我很难想象在五年的流浪失所之后，今天我还能有时机回到书桌旁。 最初，但绝不是起码，我深深感激我的父母和老婆盛勤，以及两位弟弟文钢、马虹，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如既往给了我精神上的关心，使我生活在浓浓亲情之中；给了我物量上的撑持，称心我近似疯狂的购书欲，为我供给了在同龄人中不多见的宽阔书房。他们所处置的工做各别，但都对学术充满尊重。
在此，谨将那本微薄的小书敬 献给我的父亲钱正贤先生。
1998年2月于复旦大学汗青系 中国思惟文化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