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鸥 我在《麓山诗会》的书面发言：《倾斜的屋宇——后现代与现代诗歌》。(转

　　《倾斜的屋宇——后现代与现代诗歌》

　　——重构精神元素与诗歌文本

　　南 鸥

　　新诗自“五四”起头已近百年的汗青，而从朦胧诗到如今已近四十年的过程。从60年代中期黄翔、食指、北岛起头，历经浩瀚优良诗人的抒写，新诗写做正在以和共和国奇异的命运一样奇异的体例，积极参与了世界文学的有机构成。时至今日，汉语诗歌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汗青境遇和话语布景下停止写做，当下闪现什么样的形态及特征，我们很有需要对其阐发和确认，以期对朦胧诗以来，特殊是重生代以来的汉语诗歌写做有一个立体的审阅和描述，进而到达一种较为客看的掌握。

　　一、我们时代的诗歌写做

　　1、 我们仍然在暗影中爬行——仅仅是心灵的对接和手艺的模仿

　　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卢梭起首发现了工业文明将给人的心灵带来浩荡的摧残而发出“庇护人的本实心灵，挽救人的天然感情”的唤喊。那是一个具有汗青性显示意义的唤喊，它既显示了现代人保存的汗青境遇，又指出了现现代文学的人文抱负。从人类文明的历程那个角度来看，我们当下仍然处于工业文明的历程之中。因而，应当说从“五四”新诗以来曲到如今，我们保存的那个根本汗青境遇没有改动，因而卢梭的“唤喊”同样是我们当下保存的汗青境遇，同样是我们写做的心灵布景，同时也是诗歌写做的人文抱负。

　　另一方面，从“五四”新诗以来，无论是“朦胧诗”、“第三代”和“中间代”，仍是80代的写做，在创做体例和表示手法上完全没有脱节、分开和超越西方现代派以来的各类门户，诗歌写做在手艺那个层面，本色上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模仿和复造。因而，我有理由说：我们“五四”以来的诗歌写做完满是一种暗影中的爬行，仅仅是一种汗青境遇的横跨、心灵的对接、手艺的模仿和复造。

　　2、心灵的沦亡与亡命——反价值、反高尚、反英雄、精英文化失效，是“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强暴、肢解、吞噬与重塑

　　十余年来，后现代主义像鬼魂一样，不断在我们精神文化的领空密布和踌躇，像瘟疫一样渗入我们的血液、骨髓和肌肤。它改动了我们的血量和基因，对我们固有的价值系统停止了深层的爆破和毫无所惧的肢解。

　　那么，后现代主义及其思潮有哪些特征呢？后现代主义做为现代西方具有严重影响的一场思惟运动，它既是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思维体例。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呈现在1934年出书的《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中，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的“逆动”。1947汤因比出书的《汗青研究》，则是用“后现代”指称西方文明史中一个新的汗青周期——西方统治的了结，本位主义、本钱主义和上帝教教权的式微，非西方文化开展强大的汗青趋向。而其后的一切意义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后现代主义从内容上分为文学艺术上的、社会文化上的和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从学理上它又分为否认性（解构性）、建立性（建构性）和简单化（迪斯尼式）的后现代主义；从表示形态它又分为解构主义、反根底主义、视角主义、后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非中心化思潮等。因而，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范畴又有着纷繁而详细的表示形态。

　　否认，应该说是后现代的底子特征。它包罗对一元论、更高实理、绝对根底、地道理性、独一视角的否认。与此同时，倡导多元性，推崇多元化又是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特征，我们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多元化就是后现代主义在政治经济次序中的详细形态。而价值取向、生活体例、审美情趣的多元化也是后现代主义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详细表示，从那个意义动身，在艺术活动中它推崇创造性，反对模仿和复造。 从哲学上看，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奉献就是促使我们从头反省人与天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根据以上的介绍和阐发，上个世纪80中期在诗歌范畴呈现的反价值、反高尚、反英雄的思潮，显然是后现代主义“否认”的特征在思惟文化形态上极端化的详细表示。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的“否认”无论从熟悉论上仍是从生活看念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否认的是一元论、是绝对权势巨子，它尽量主张一种开放的思维形式，倡导多元化和相对性，它激活、丰富了我们对客看世界的熟悉，并为我们对权势巨子、对核心、对一元化的否认和对新事物、对差别看念的采用有了理论的支持。但是，那种多元化和相对性一滑向极端，就会演变成对价值、高尚、威严、实、善、美等精神根本次序的思疑和否认，最末招致沦陷一种虚无主义的深潭。

　　价值，应该说是我们社会根本次序的最灵敏的神经，道德、威严、高尚、爱与恨等看念都是价值取向的详细演化和派生。假设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价值系统倾圮，高尚、威严丧失，实、善、美等一些社会生活的根本标准模糊，社会生活就将是一片紊乱，善恶不分，长短倒置，如许的场面必定是极为恐惧和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们的思维惯性历来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在那种惯性之下，后现代由多元化和相对性滑向了极端，陷进一种虚无和混沌之中，否认了价值——那小我类社会最根本的标准。而当后现代思潮像旋风一样席卷我们整个文化领空的时候，我们的诗人和诗歌写做不只没有与之相对抗，反而与之相策应，成为后现代思潮的私生子，高举“非价值”、“非高尚”、“非英雄”的大旗，并使之冠冕堂皇的成为一种新的实理和新话语霸权。闪现出一种对人类的根本精神向度和浩荡题旨的一种鄙视，对高尚、英雄和抱负等人文精神的截面和根本元素停止了疯狂的解构。而在如许的语境之下，相当一部门诗人和诗歌写做没有逃脱那种被强暴、被肢解、被吞噬的厄运，表示出一种内量的高危缺钙、精神的阳萎和肾虚；表示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大面积失语；表示出一种想象力的严峻缺失，因而，他们的全数才调和伶俐，都挥霍在大规模的造造浅薄和时髦之中。

　　从90年代至今，诗歌，几乎是以整个文化范畴的名义宣告了精英写做和精英文化的全面失效，反价值、反高尚、反英雄等看念成为一个时代的主体精神，成为一种时髦和时髦。显然，那是一个时代疾病的表征，是“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强暴、肢解、吞噬的恶果。

　　3、精神立场的暗昧和世俗化日益众多

　　诚然，后现代对价值、高尚、英雄和精英的否认息争构，对诗歌写做有其相当积极的意义。它倡导的多元和相对性，间接为诗歌写做回到生命自己，回到当下的保存境遇供给了理论根据和现实气氛，“常识分子写做”和“民间写做”恰是在如许的否认息争构之中获得了新的向度和视角，才从浩荡的叙事、题旨中回到个别心灵的颤动上来，回到世俗生活的细节和纹理上来。

　　寡所周知，80年代末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作了猛烈的改变，那种改变加速了后现代思潮在文化领空的横行和众多，间接而集中的表征就是精英文化的倾圮。莫非象征着一个时代精神向度的精英文化实的不需要了吗？显然不是，从客看上说，从90年代到当下，无论是“常识分子写做”仍是“民间写做”，在如许一个猛烈转型的汗青期间，面临后现代对那个时代的强暴、肢解和吞噬，应该获得一种刀锋匹敌的体验，应该确立一种具有严厉意义的新的精神立场，并用那个立场往发现伤口的深度和纹理，承担一切该承担的，赞誉一切该赞誉的，把转型的阵痛和“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肢解以诗歌的体例凸显出来，以诗歌的名义对一段汗青停止客看的指认和有效的定名。然而，汗青老是如许令人失看，或许是汗青需要沉淀，无论是“常识分子写做”仍是“民间写做”，都没有确立一种更具严厉意义的精神立场和诗学主张，没有往发现和显示实正属于那个时代伤口的话语体例。

　　我们先来看看“常识分子写做”。

　　是的，实正的诗歌应该是一种显示和发现，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所有伟大诗做的崇高诗性都是在思维的范畴里颤动。应该说，那是“常识分子写做”在90年代对诗歌写做的一种奉献，因为那种“显示和发现”为诗歌写做供给了无限的可能性。但那仅仅是熟悉论上的提拔和扩展，在写做理论中表现了必然水平的文本的自觉，而绝非精神层面的自觉。在精神上，他们仅仅获得了极为暗昧的前倾的身姿，在话语体例上，他们仅仅加进了一种有效的叙事，进步了诗歌处置日常细节的才能，拓展了诗歌的话语体例。更有甚者，完全躲进象牙塔中雕琢梦话般的身手。事实上，“常识分子写做”没有确立新的精神立场是一种汗青的一定。从底子上说，那是由中国的文化心理决定的，是由一个民族的血液决定的，但它更取决于诗人个别的血量和基因。而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其时已经确立的诗歌位置有必然的关系。但是，关于“常识分子写做”来说有两点值得必定：一是他们明白的提出实正意义上的诗歌是一种发现和显示，二是相关于80年代中期的诗歌而言，在话语体例上，他们从80年代单纯的受西方的影响，转化到间接与西方的对话和沟通上。

　　我们再来看看“民间写做”。

　　根据上文的阐发， “民间写做”的提出显然有其深入的理论根据和浓郁的现实气氛，但更有其战略的诡计。它的提出既有相关于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又有相关于“常识分子写做”的色彩。在题材和内容上，它尽量主张强化对日常世俗生活的处置，让日常详细细微的生活间接进进诗歌。在语言上，它推崇白话和方言的利用。无疑，“民间写做”的主张关于90年代的诗歌具有一种积极意义的扩大和毁坏，它拓展了诗歌的题材范畴和抒写空间，丰富了诗歌的表示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但是，“民间写做”在对世俗化题材的处置和白话、方言的运用上又似乎走向了极端，以致它浩瀚的跟随者把世俗化题材和白话、方言的运用做了全面化、极端化的理解，使得粗鄙、以至下贱的情节和场景通盘进进了诗歌写做，同时，对实正意义上的“民间写做”又形成了新的毁坏。

　　无论是“常识分子写做”仍是“民间写做”，它们都同样有其致命的内伤，因为它对价值和高尚的远离、解构的同时，无疑潜躲着一种精神上的鄙视和逃逸。毫无疑问，在那种鄙视和逃逸之中一定就会对价值、心灵和命运存在着非理性的回绝和损害，从而表示出一种“精神性”的“逃逸性”趋势。“常识分子写做”因为潜意识存在一种心灵的自足性而丧失了必然的血性和深入，仅仅把个别生命放在显微镜下停止一种外在的扫描，而没有获得一种内在的肢解和穿透，是一种“构造性”的“精神化”逃逸。而“民间写做”则是把“世俗化”的题材和语言推向极端，以完全的“世俗化”形态间接闪现，是一种“解构性”的“世俗化”逃逸。显然，“逃逸性”是整个90年代诗歌表示出来的一个配合特征，而那种特征是其时的客看形势和后现代思潮配合合谋的成果。假设我们仍然钟爱那种逃逸性的写做姿势，以至是沉湎此中，请问？我们还能逃到哪里往呢？那种逃逸本色上是对汗青和一个时代的一种漠视和变节，是诗人对价值的自我舍弃、对心灵的自我赦宥、对命运的自我流放。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无论是“常识分子”写做“仍是民间写做”， 它们回回的着陆点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神圣的浩荡叙事、题旨回回到对个别生命和世俗生活的进进，那是90年代诗歌的一猛进取。但是，它们对个别生命切进的体例和目标完全差别。“常识分子写做”力图对个别生命停止显微镜下的剖解，获得一种新的发现和显示，而“民间写做”则是客看的闪现世俗生活的具象。在现代语境下，从诗学话语体例那个角度上说“民间写做”更具革命性，从确立实正的诗歌是显示和发现那个意义说，“常识分子写做”将会走得愈加远远。但，客看的说，“常识分子写做”和“民间写做”的鸿沟是虚设的，它们仅仅是审好意志和对现实切进体例的差别罢了。事实上，我认为“常识分子写做”和“民间写做”是一种虚设的、彼此指认的闹剧式存在。

　　无疑，必需认可，那一期间的诗歌写做呈现了西川、王家新、韩东、于坚等浩瀚十分优良的诗人和一些具有重要文本价值的做品，而且，恰是那些优良的诗人和重要的文本使得汉语诗歌的将来存在着无限的可能。但是，关于我们那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立场来说，他们对诗歌的奉献仍然无法掩盖他们像黄昏一样暗昧的精神立场和诗歌操行。

　　二、生命意识的回回和诗歌精神的从头确立

　　何为生命意识？何为诗歌精神？应该说就像“诗人何为？”一样，让诗人的灵魂倍受熬煎和拷问，但是，那个命题是我们必需论述和答复的问题。

　　在我看来，生命意识，是指个别生命的价值、威严、感情的本体性醒觉，它强调个别生命意识的主体性释放和重构，那种释放和重构的态势，间接标记着一个时代朝上进步和开放的维度。

　　而诗歌精神是一个时代的诗歌写做应该确立和闪烁的一种立场和精神，它是诗歌对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诸多层面的彻照，是对该时代的价值、威严、感情、意志和审美等方面的一种诗性的显示和发现，是对该时代的指认（承担、责备、赞誉）、定名的一种精神向度。

　　1、对一个时代的指认和发现是诗歌精神的向度和立场

　　如今我们先来阐发荷尔德林提出的“诗人何为？”的语境。无家可回是荷尔德林频频吟唱的主题旋律，他的那种无家可回的意识是指工业文明所招致的神性的磨灭。在荷尔得林的眼中，整个德国只存在思惟家、医生、差人、工匠和面包师，他们都被职业所覆盖、占据和掩躲，而没有活生生的灵魂的人。那就是说，荷尔德林同样灵敏而锋利的意识到跟着工业文明的扩大，神性消亡、人的灵性将遭到摧残、曲至消逝。我情愿武断地认为，我们今天仍然同样处于一种无家可回的空茫、虚无之中。而那种无家可回是指做为人类生活的最灵敏的神经——价值的全面倾圮和丧失间接招致的精神世界的空茫。因为一切都没有价值，没有次序，没有向度，个别的生命如尘埃一样毫无意义，被肆意肢解、移植和占有，人的主体性完全团结、丧失……而在如许近似血腥的境遇之中，诗歌的精神应该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对当下价值的倾圮和瓦解、实、善、美的模糊；对人的灵性和本实感情所受的摧残、吞噬停止指认和发现，是当下诗歌写做必需面临和显示的问题，是那个时代的诗歌精神的向度和立场。

　　2、对个别生命的频频诘问和从头定名是诗歌的宿命

　　根据我们上文的阐发，同样请问列位同仁，个别生命的主体意识安在？它向何处回回？同样毫无疑问，挽救心灵，恢复人的主体意识（被价值损害的意义上，而不是被政治所奴役的层面），对一个时代的个别生命停止频频诘问和现代性的从头定名，是诗歌的宿名。

　　那么，如何定名呢？那种从头定名，就是从头付与生命的价值、威严、自在、人格、心灵和感情，就是对本实生命的那些根本元素停止有效的洞悉、穿透、上升和照射，并让其释放出量地、光泽和鲜奶的香味……那是当下诗歌的宿命，是现代诗人的宿命。实的，我天天都在想，我们像孤儿一样被弃在陌头、荒野，无人认领。假设说我们实的还有什么权力，那就是我们本身创造本身的精神家园，本身用本身的诗歌文本，本身把本身，连同我们的孩子领回家往……

　　三、承担一切该承担的，赞誉一切该赞誉的

　　正如西川在一篇海子的祭文中谈到的：承担一切该承担的，赞誉一切该赞誉的。那种承担和赞誉，既是当下诗歌写做命定的位置，又是其立场。承担的是一个时代的疾病，是灵魂被挪动、身体被肢解时所发出的凄厉的喊声，是一部断代史的空阔和冷冷。

　　1、严厉区别价值多元化与精神虚无的边界

　　根据前文的阐发，我们已经晓得后现代的价值“多元化”的看点无疑从哲学上为我们供给了熟悉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理论根据，我们也同样晓得后现代主义对“一元化”的“否认”潜躲着虚无主义的求助紧急。它在消解专造主义、一元主义的同时也消解了文化价值建构的根底，它的相对主义逻辑延伸到极端，就一定走向虚无主义。当下流行的一切都无价值、无意义，一切都处在幻觉和虚无之中，一切都是游戏的庸俗论调，就是那种虚无主义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详细表示。它像瘟疫一样，以极快的速度大面积的吞噬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随时感应生活的无力、飘渺，进而转向逃一一种短暂的快感，逃一一种浅薄、庸俗的时髦。很显然，那无论若何也不是生活的底细和全数。

　　因而，假设不从底子上、从哲学的高度把价值“多元化”和精神的虚无严厉的区别开来，就会招致诗人价值的自我舍弃、心灵的自我赦宥和命运的自我流放，就会招致诗人灵魂的腐败和精神的极度萎缩。进而，一定间接招致精神立场和文学操行的全面丧失。那不只是诗歌的灾难，文学的灾难，更是人类精神的灾难。所以，我们起首应该把价值的“多元化”和精神的虚无严厉的区别开来，让价值闪现出一种相对的有效性，躲避一种绝对的无效性，从而制止我们的精神沦陷一种虚无的深潭之中。

　　2、严厉区别心灵回回与大规模造造浅薄和时髦的边界

　　文学远离政治回到本身，回到心灵，诉求小我本实感情，那是文学回回的一个层面，而另一个层面则是指文学照顾生活的视角应该从共性、空乏的视野回到个别生命的体悟上来，关于当下来说，第二个层面的回回尤为重，它要求写做者存眷生命，要像存眷本身的心跳和体温一样，以前倾的姿势，俯下身子，以至用舌尖卷舔发绿的伤口。只要如许，才是实正意义上的存眷和回回，而回回的素质和意义，就是对生命及其意义的从头确认，就是对人格、威严和心灵的崇尚和尊重。那是文学的正果。

　　但是尊重心灵不是滥专心灵，诉求感情不是造造时髦。那是一个文学泛化的时代，因为收集的推波助浪，更使那种泛化泡沫翻飞。许多的写做者垂手可得的就成为做家和诗人，他们还打着各类灯号，把回到民间和卑俗的生活等同起来，把游戏和兴趣做为诗歌的原则，而且冠冕堂皇的大规模的造造浅薄和时髦。他们完全不知到时髦和游戏与诗歌底子没有丝毫的关系。他们不是在尊重心灵，而是在销售心灵。而与此同时，那种泛化又对实正意义上的做家和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他们从实正的意义、更高的意义上回到生命，回到实在的心里。

　　3、严厉区别三言两语的小情小调与生命本实纹理和细节的边界

　　90年代后，诗歌写做从80年代的以群体写做、山头写做和主义写做为集群的浩荡主题的写做进进到已个别意识为主题的个别生命的写做。必需认可，从群体写做回到个别写做是诗歌的朝上进步，因为我们的写做深进到个别生命，才实正具有整体的意味，才气抵达共性的彼岸。但是，那种个别维度的照顾应该是深进血量和基因层面的深度照顾，应该是对染色体层面的一种抵达，应该是对伤口的敬畏和歌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大片的伪诗人卷起大片的伪诗潮；更多的仅仅是皮肤和面具上的不痛不痒的、三言两语的小情小调的安抚和推拿，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自我手淫；更多是在急功近利的销售和猥亵心灵。更有甚者，他们把本身的器官挂在大街上高声拍卖，他们间接把身体与等同于生命，以至诡计用身体的器官取代诗歌。事实上，他们都是诡计用初级的三言两语的小情小调，卑俗的、以至是下贱的用人体的器官来取代了生命本实的纹理和细节，来掩盖他们心里的空虚和蒙昧。

　　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充满疾病的时代。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当西方社会同样为物欲横流的时代欢唤雀跃时，弗洛依德已经把世界推到了病房，锋利的指出那是一个充满疾病的社会。而实正意义上的诗人，不该该成为病毒的照顾者和演绎社会疾病的小丑，而应该把诗歌溶进生命逼真的存在之中，用痛苦或者狂喜的手指触摸本实生命的纹理和细节，像触摸胎儿的脐带和灵魂的叶片，凝视她颤动万物的霎时和力量……

　　原载《诗歌月刊》2006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