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死的人太多了，烧不外来，就把一小我的骨灰分拆在几个匣子里

（孟庆祥口述）提起“满洲国”出劳工的事来实喊人痛心。那时候日本鬼子底子不拿中国人当人看，只当牛马利用。加上一帮汉奸、仕宦们当爪牙，出劳工的贫民是没有活路的。他们口头上说:生齿多的要出，哥们多的要出，有钱户要出。现实上无论生齿几，让谁出就必需出，以至和处所“头行”不睦的，妻子被看中的也逃不外，就连光棍一人没家没业的，也给你安上个“浮浪者”的名义把你挠往。人家有钱的或摊一个，能够雇贫民顶，有势的和官家有点联络的，底子就摊不上。总之，最不利的是贫民。

康德10年我43岁，住在吉林省桦甸县桦树林子村，那时候家里6口人。有我弟弟庆林，有前房妻子扔下的3个姑娘和新续娶不到4个月的“老伴”，我们哥俩只种30亩地，生活很困难。

昔时9月的一天，村公所给我下个通知，喊我家出1名劳工，时间是6个月。我和弟弟先前诡计跑出往躲躲，后来想到，但凡有家有业的没有躲过往的，还得找点苦食，轻则打一顿，缴了国民手帐，重的给你安个反满抗日的名堂，把你送官定罪。无法，只得我往出劳工了。

此次我们屯往了7小我，全村100余人。往县里送的时候，有村上的劳务系长跟着，还有差人扛枪押送。到县住在劳工店，怕时间呆长了出事，第二天每人发了两个窝窝头，就把我们用带篷子的汽车送到磐石县。

颠末日本人查抄身体以后，正式编了队。我编在第一中队二小队一分队。其时，怕我们劳工逃跑，都互相打了连环保。晚上聚集起来，队长拿着棒子在道两旁看着，劳工站队在中间走，把我们带到车站，押上了盒子(闷罐)车，一车坐50人，有小队长看着。火车颠末延吉、图们、牡丹江、鸡西，又走25公里到平阳车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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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站在三江省(如今黑龙江省)东部，离国境线不远。那处所有日本兵驻扎，距此不到3公里，有飞机场。我们的使命就是在车站卸火车、拆汽车，给日本鬼子移运军用物资、修路、修仓库。据说我们那里后勤是上等差事，若在前方修工事那苦处就更大了，可是我们的功也够受的了。

住的宿舍喊劳工房子。是当场挖土堆成的墙基，上边用木板子夹上，中间拆上土做墙，房盖是木板钉的，上边盖一层席子，里边搭的是板炕，冬天固然生个炉子，地下照样上冻。睡觉的时候，下边冻上边冷，冻得曲打寒战，连腿都不敢伸，一个个像缩脖鸡。一醒觉来，冻得腰硬胳膊腿疼，下地得扶着床溜达，否则都迈不开步。

食的是一天给1斤2两8赋税食。品种有苞米面、橡子面和高粱米。迟早每人2碗稀粥，午间每人两个窝窝头。饿得不可时，小我的一点出路就是在扛豆饼时掰点豆饼渣食。活计累，食不到有营养的工具，人都消瘦不胜，病号一天比一天多。

病号和劳工一样食不饱饭，可是在仓库四周的大米撒的满地都是，也不让动一个粒。“太君”来查抄的时候，他们把米扫在一路挖坑埋掉，一次就有五六石。日本人特殊提防劳工，怕偷食的。天天到仓库做工时，早午、晚缜密搜身3次。一禁绝带火，二禁绝带出仓库内的任何工具。

有一次，一个劳工因为饿得不可了，在仓库拿了一个罐头，回来被搜出来，日本人将他当场打了一顿嘴巴，并聚集所有劳工，当寡把他绑在柱子上，要用刺刀捅死他，还说扔到洋狗圈往喂狗。把大伙都吓得不得了，后来大伙一齐给他求情才算把他放了。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传闻乡亲来慰问我们送来很多肉、酒、面，只在三十晚上每人分了十几个饺子和几块野猪肉。可是，大部门好工具都回了队长一伙人，他们的小伙食一个月也没断食香的饮辣的。

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小我带的，大部门破破烂烂。因为北满气候严冷，临来时给每人特殊发了一件粗布大衣。日常平凡穿的衣服，曲到破得其实没办法遮体时，才又发了一件棉袄。

往干活的时候站着队，由分队长领着，工地有日本兵监工。看谁不顺眼，不分青红皂白就痛打一顿。打人的名目良多，有时站上队打连串嘴巴，从头打到尾一个不剩，有时还打“协和嘴巴”，你打我、我打你，鬼子站在一边笑。

冬天不管怎么冷，天一亮就起来跑步、下操。报数、喊口令都是日本语，不会就得挨打。走路时还得唱日本歌，什么“米要倒，卡一闹，烧拉阿开得……”劳工无论在什么处所见了日本人和队长都得打立正(行举手礼)。晚上睡觉以前，日本人还到工房子往“点唤”(即点名)，劳工都得跪在床上听着。不消说干活，就那一套就把人折腾得要死。

对有病的劳工更是残暴。轻了你得照旧干活，一倒在床上就说你是流行症，把你弄到病号房子往隔离，隔离没人赐顾帮衬，九死一生，死了就往外拽。我到平阳以后，因为冻、饿累、气，不到一个月就病倒了，好险死在那里。其时多亏同亲李春山热心赐顾帮衬我，从仓库捡大米粒，冒险用裤腰沿子往回带(查抄时再漏到裤角往)，偷着熬粥把我喂活了。因而我们俩还结为存亡弟兄。

劳工死了不拆棺材，用火炼完以后把骨灰拆进木匣子里，后明天将来本人嫌炼的太多，喊几个死人中炼一个就行，把一小我的骨灰分拆在几个匣子里，说如许省事。那一次我们一路往的就死了6个，此中就有我们村头道沟的邹连太。

在工地四周有个喊王八脖子的处所，那里是炼尸场，在一个庙的四周，劳工的脑骨一堆一堆的，像葫芦头子似的，实喊人心酸。回来的时候，九台县有个劳工死在火车站，其时大伙没敢声张，用衣服盖起来，曲到车进了站才说，然后抬下车往，否则日本人晓得了，早给扔下车往，连尸首也带不回来。

我此次出劳工不断到第二年3月29日才回来，共干了7个月。回家时瘦得不像小我样了，进门时连我妻子都不熟悉我了，颠末一年多的保养，病虽好了，可是两条腿落下了残疾。想起昔时当劳工的痛苦，我痛恨日本鬼子，痛恨旧社会。那是旧社会给我留下的痛苦，使我一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