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孙温《红楼梦》，绢本工笔，43.3×76.5cm×240。辽宁旅顺博物馆躲。
撰文=欧阳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传授）
来源=《水浒争喊》第12辑爱思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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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我那是第三次来了，但来新校区仍是第一次。那么美的校园，那么心爱的同窗，能和各人一路交换，我心里仍是很愉快的。
今天给各人讲的标题问题喊《传统文化与四大名著论纲》。为什么喊“论纲”？因为要讲的标题问题十分大，讲十天十夜也讲不完，十年八年也讲不完。有的专家研究《红楼梦》，研究了一辈子，还没有研究完。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把那个标题问题讲完，显然是不成能的。因而，我只能点到为行，不成能展开。但对此次讲课，我仍是很当一回事的。今天上午才把稿子写好，是专门为此次讲课而写的。次要的看点，在那以前没有公开颁发过，是第一次向福州大学的莘莘学子来谈谈我的一些观点。可能有良多不合错误的处所，各人要抱着责备的立场，不要认为我讲的都是对的，很可能有讲错的处所。但我能够包管，那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本身深图远虑想出来的，绝对没有炒本身的陈饭，更不是剽窃他人的。
如今言回正传。
晚清以来，许多人说中国文化落后了，于是“欧化”成了时髦。整个二十世纪，“欧化”的海潮，一浪高过一浪。良多号称“导师”的人，倡导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书，不要写中国字，不要说中国话。高考3＋X，有的处所搞变革，酿成2＋X，把中国语文给往掉了，而英语却非考不成，据说那是“严重变革”！能够看看有几“英文缩略语”，什么WTO、GDP，什么CPU、USB等等，阐明“欧化”到了多么水平！
但事物老是沿着“否认之否认”的线路前进。严峻“欧化”之后，人们突然发现：手艺越来越精巧（如电脑的更新速度多快），精神却越来越空虚；形式越来越多彩，内涵却越来越贫乏（如春节晚会越来越宏丽，声光效果越来越好，内涵却越来越蹩脚）。那时候，好多人于是又想起了：“欧化”是不是有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还有好的工具？那就是当今的形势，于是就有了今天所要演讲的标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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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传统文化？有人说，京剧是“国学”，其实其实不切当。京剧构成相当晚，徽班进京，不外两百多年，中间还有很多消极的工具，如《四郎探母》、《二进宫》，就不怎么高明。京剧其实不能代表传统文化。在我看来，传统文化的精华，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先秦诸子为泉源的哲学，以《诗经》、《楚辞》为泉源的文学，以《春秋》、《尚书》为泉源的史学。那三方面是传统文化精华的代表。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古代典籍汗牛充栋，且又是用古文写成（“古文”有两层涵义：一是以文言写成，“五四”以后摘用白话文，文言文就不学了，招致看不懂“古文”。二是摘用繁体字，后来推行简化字，招致不熟悉繁体字）。那就使得良多青年人、出格不是文科专业的青年人，很难掌握，很难熟知。在那种形式下，读一读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也许是不得已的填补之法。如今好些人很骄傲，说我看过四大名著！不要骄傲，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四大名著是经得住考验的。2010年4月第七次全国阅读查询拜访，成果展现，在我国国民最喜欢的图书中，《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居前四位。四大名著不但好，且是常研常新、常读常新的。因为它们的丰富性、多义性，及由此引发人们停止思辨的潜在能量，是难以穷尽的。我们常讲“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除了其他方面，中国汗青上产生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它们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至今还对广阔群寡发扬陶冶功用，恐怕也得算上一条。中国报酬人处世的办法、待人接物的立场，为什么和外国人纷歧样？很大水平上，是遭到四大名著的影响。耐人觅味的是，四大名著并非各自孤立的，它和传统文化密切相连，并且它们刚好各自显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三国演义》讲的是国度，《水浒传》讲的是社会，《西游记》讲的是天然，《红楼梦》讲的是家庭——国度、社会、天然、家庭那四个方面。是人类社会最最次要的构成部门，四大名著别离显示那四个方面，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相辅相成的整体。
下面我想用4句话来归纳综合四部做品，从而试图显示、阐明传统文化的要义。
一、“全国者，非一人之全国，乃全国人之全国也”
那是《三国演义》最精华的一句话，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与核心。我们晓得，《三国演义》写的是东汉末年之事。那时全国大乱，英雄辈出，龙争虎斗。时代提出了一个锋利的问题：全国（国度）是谁的？谁应做国度的仆人？那也是《三国演义》所提出的锋利的问题。
从正统讲，汉献帝是“天子”（“天子”那个词是中国人创造的，意即天之子。天是最公允、最耿直、更大公无私的。皇帝授命于天，做为天的儿子，代天牧民。），但其时的全国已经不是他的了；董卓、袁绍、吕布、曹操、孙权、刘备等等，都想战胜敌手，成为全国的主宰。陪伴着那种形势，孔明、张松、华歆等人，在差别场所说出“全国者，非一人之全国，乃全国人之全国也”的话。那三人的政治身份、立场不尽不异，却都说出同样的观点。那种观点是从《孟子》所说“人皆能够为尧舜”衍化来的，契合传统文化的本义。“尧舜”是圣贤，也是天子，人皆能够称孤道寡，便成了举世认同的思惟。《三国演义》那种思惟是很了不起的，它和陈胜吴广所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样，具有深挚的民主色彩。
《三国演义》的本意，不在倡导人人都往争全国，而是鼓吹“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看念，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双向抉择”，有句话很有名，就是“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亦即臣子抉择君主的权力。那种看念是《三国演义》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大的打破。
能够举几个例子。“贤臣择主而事”的典型是赵云。他本来是袁绍的手下，在“驰驱四方，觅主事之”的过程中，虽一郡之人皆愿倾慕回附势鼎力强的袁绍，认为投奔他会有好的前途，而赵云却独回心投奔穷途的公孙瓒，说：“方今全国滚滚，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全国。”那是他的第一个抉择。后来觉察公孙瓒亦为袁绍等辈，他又决然弃之投奔了刘备。赵云抉择的原则，就是所奉对象能否为明主，能否仁义，能否拜托本身的抱负，理论本身的理想。
再如诸葛亮，是个很有韬略的人。但晋初士医生“多讥亮托身非所”，以至说若“委量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陈群）、司马仲达（司马懿）所能颉颃”。以诸葛亮之才略，若逃求小我功业，委量魏氏，投靠东吴，皆可展其器能；然他方以管仲、乐毅自命，以兴微继绝为己任，在刘备极为困窘的时候，看中他是拜托抱负的明主，决然决然地担任起辅佐的重任。曲到鞠躬尽瘁，死然后已。
背面的典型是田丰。他本是袁绍的谋士，尽心尽量，却为袁绍所忌，末至杀戮，临死时讲：“大丈夫生于六合之间，不识其主而事之者，是无智也；不识嫌疑而进之者，是不明也。”《三国演义》又引用孙盛的话说：“诸侯之臣，义有往就。……诗云：‘逝将往汝，适彼乐土’，言往乱邦，就有道也”。那种“背暗投明”的思惟，同正统的“愚忠”比拟，无疑是一个大的飞跃。
《三国演义》最推崇刘备，必定刘备是“有道之君”，是值得为之效忠的“明主”。有道无道，以什么为原则？以对人民群众的立场为原则。刘备当然算个七弯八拐的“皇叔”，但他不是靠皇叔取胜的。他是“贩履织席为业”，早已下降到底层的手工业者，他靠对公众的关心来博得公众的相信。“诸葛亮舌战群儒”，陆公纪曾以“汝刘豫州虽中山靖王苗裔，无可稽考，目睹只是织席贩履之庸夫”相讥，诸葛亮安然答道：“昔汉高祖皇帝，起身乃泗上亭长，宽浩荡度，重用文武而开大汉洪基四百馀季。至于吾主，纵非刘氏宗亲，慈祥忠孝，全国共知，胜如曹操万倍，岂以织席贩履为辱乎？汝小儿之见，不敷共高士言之”。刘备樊城之败，十几万公众要跟他走，动作痴钝，跑了二十多天，被曹操一日一夜赶上了，连诸葛亮都要他舍弃公众，而刘备不愿为之。有个喊习凿齿的汗青学家，说：“刘玄德虽颠沛艰险而诺言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逃景升之顾，则感情全军；恋赴义之士，则甜与同败。看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冷含蓼问疾罢了哉！其末济大业，不亦宜乎！”所以，刘备是可成大事之人。
区别“明主”与“暗主”的分水岭，是“义”与“不义”。如董卓，往打黄巾，又怕死，将社赛村民，“引军围住，尽皆杀之，掠其妇女财物，……悬头千馀颗于车下，连轸还都，先报董太尉杀贼，大胜而回。”在董卓无数不义行为中，害民比起篡国来，更为大不义。
吕布生得器宇轩昂，一表特殊，武艺超群，力敌万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凭仗先天的优势，加上有心怀忠义、识见精湛的陈宫辅佐，未尝不克不及一展宏图。然而，吕布却是一个道德松弛的频频小人。他做为丁原的义儿，撑持过他反对董卓，当董卓送上名马金珠后，便翻手之间杀了丁原，转眼又拜董卓为义父了。后来中了王允的连环计，又把董卓杀了。那种毫无气节、地道为一己私利差遣，被张飞骂为“三姓家奴”。吕布的不义，道德恶劣，末于使他陷于孤家寡人，死亡白门楼，遭到千古读者的鄙弃，是非常天然的。
所以，《三国演义》的要义，可回结为对国度的立场。国度是全国人的国度，不属任何详细小我。谁能主宰国度，关键在于对公众的立场若何。关心公众、以仁为本的，就会得到公众的拥护，进而得到全国。反之，则不可。那就是《三国演义》给我们的启迪。
二、“四海之内皆兄弟”
有关人的素质有良多种定义，马克思曾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说，人不是拆在口袋里的马铃薯，一定要产生必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称为“伦”。“伦”，有辈、类的意思，又有层次、事理的意思，最初回结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水浒传》好讲的工具有良多，持久以来，都说它是颂扬“农人起义”的。而我觉得，《水浒传》的素质是一部社会小说。各人想想，《水浒传》最生动、最重要的情节，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杨志卖刀杀牛二，宋江怒杀阎婆惜，武松斗杀西门庆，还有林冲的故事，多发作城镇里，如东京、渭州、江州、大名府等，换句话说发作是在市民社会里。列宁说，农人就似乎麻袋里的马铃薯。而市民纷歧样，它有集成的社会关系，要交换、有分工。所以，《水浒传》鼓吹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表白社会活动的普遍、社会联络的普遍。而农人背朝黄土脸朝天，不情愿背井离乡，就没有“四海”看念。《水浒传》的精神倡议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相搀扶帮助。你到了一个目生的处所，碰着了困难，得到了人家的搀扶帮助，你说谢谢，他答复不要谢，“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就是中国特色。
《水浒传》的核心就是倡议“义”。那里的“义”包罗：处置“义”与“利”的矛盾时，要舍利以取义。即为别人而“仗义疏财”和“临危不惧”。那些都是高尚的美的行为。
好比，宋江为什么喊“及时雨”？因为经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麻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都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受他赍助的有卖糟腌的唐牛儿、卖汤药的王公、漂泊郓城的阎公阎婆等。还有一条需要重视，宋江的职业是县衙门里的押司。“词讼熟知，吏道娴熟”，案子可重可轻，但他其实不仗势凌辱苍生，“好行便利，常常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道命”，那就博得了“上下亲爱，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宋江还能平期待人，持之以恒，“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整天逃陪，并没有厌倦；若要起身，尽量帮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武松被柴进冷待，宋江却非常敬重他，非怪武松要满口赞扬“是大丈夫，有头有尾，好头不如好尾”。
再如，鲁达为什么心爱？他“赤条条来往无悬念”，虽官居提辖，却没有家庭财产，只是一味临危不惧，抱打不服。他的身份很希罕，其实是小说创造出来的临危不惧的典型。当鲁达和史进饮酒正在兴头上，被一女子的哭抽泣搞得很烦，此后传闻金翠莲被郑屠虐待，不只大方赠银，送她父女外出逃生，还三拳打死了那个恶霸。那是《水浒传》最超卓的情节之一。他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喊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喊做镇关西！你若何强骗了金翠莲？”鲁达历来不考虑小我的短长得失，与金翠莲没有任何关系，老是“没事谋事”，解脱布衣于危难之中。那种疾恶如仇的刚烈心肠和“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豪侠气慨，是他博得人们热爱的底子原因。
《水浒传》的更大亮点是“除暴安良”。中国人绝不是功德之徒，最是安守故常的，十分仁慈、勤奋、耿直。也正因如斯，当不服与压迫降暂时，当那种压迫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就不得已被逼上“梁山”。“铤而走险”四个字千古闪光，付与了被压迫人民起来对抗、起来斗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电视剧唱的“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不合《水浒传》本意。“铤而走险”，一个“逼”字，阐明对抗是被动的。那此中的更大表现者是林冲。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一贯安守故常，逆来顺受。当高衙内调戏林冲之妻后，高俅得知不只欠好好管教，竟然说：“若为林冲一小我，须送了我孩儿人命，却怎么是好？”毫掉臂及林冲是本身的部属，与陆谦等设下毒计，再三要暗害林冲。陆谦卖友求荣，设想让林冲误进白虎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写林冲取出刀来，饮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你若何那等害我！恰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那八个字不要悄悄放过。陆谦的恶败行径，遭到古今读者一致的鄙夷，那就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深意。如今时髦昭雪风，把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但没有人会为陆谦昭雪。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那种精神值得发扬。因为如今社会上还有弱势群体需要人们挺身而出，“临危不惧”，停止救助；许多公益事业需要人们大方解囊，“仗义疏财”，加以援助。总的来讲，成立全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物量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富贵，是《水浒传》给我们的启发。
三、“四方民物俱昭融”
那句话需要阐明一下。“民”，即人。“物”，是大天然中的万事万物。“昭融”包罗发扬光大，也包罗协调密切之意。我们晓得，人类是生活在大天然情况中的。从素质上讲，《西游记》讲的就是人和大天然的关系。
《西游记》的主体情节是唐僧西行取经，但做者存眷的不是佛经自己，而是“取经”的过程。那与许多探宝盗宝故事纷歧样。玄奘孤征万里，历十七载，经五十馀国，《大唐西域记》写途中艰险道：“山谷深邃，峰岩求助紧急，风雪相继，盛夏合冻，积雪弥谷，门路难涉”。胡适说，为了表示取经的艰辛，《西游记》摘用了“用奇异动听的神话来取代通俗的事实”：“戈壁的风沙渐渐的成了黄风大王的怪风和罗刹女的铁扇风了，戈壁里四日五夜的枯焦渐渐的成了四周八百里的火焰山了，烈日炎风的沙河渐渐的又成了八百里‘鹅毛飘不起’的流沙河了”。也就是说，《西游记》着重写的是人在取颠末程中若何征服天然界形成的困难。有的困难摘用写实的手法加以表达，如无生命的山水河谷，还有由形形色色动物动物化成的魔鬼。那里特殊要讲一下“魔鬼”的问题。过往老说，魔鬼是封建迷信的说法，唯心主义。其实，“魔鬼”都是大天然的动物或动物变幻而成的。如《西游记》所写的狮子怪、大象精、老鼠精等等，即便是变幻而成的困难的表现。
妥帖处置人与大天然的彼此关系，是《西游记》的核心主题。小说既写到了斑斓的山川名胜，如“一派白虹起，千觅雪浪飞”的水帘洞，“金光万道，瑞气千条”的五台山，“岩前草秀，岭上梅香”的万寿山，皆是婀娜多姿，充满生气，是人和生物栖息繁衍的更佳场合；同时，又写到了许多恶山恶水，如“八里火焰，四面寸草不生，若过得此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的火焰山，“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沉底”的流沙河，则是大天然关于人类、同时也是关于一切生物保存空间的限造和留难。还有那“夹道柔烟乱，漫山翠盖张，密密槎槎初发叶，攀攀扯扯正芬芳，远看不知何所尽，近看一似绿云茫”的荆棘岭，从天然生态的角度看，原来是堪称斑斓的，但“荆棘蓬攀八里里”的过火茂盛，使得只要蛇虫可伏地而行，关于人则成了难以超越的障碍，于是就转化为一种“有害”的存在。那种关于天然情况“优”、“劣”揣度的相对性，在稀柿衕问题上表示得最为典型。柿子是极好的果品，八百里满山尽挂金色的柿果，亦可算得上是极好的景致，但任凭柿树自生自长，不加治理，熟烂了的柿子无人摘摘，落在地上任其堆积腐朽，遂成了情况污染之源，便朝着背面转化了。
《西游记》主张适应天然，但不附和舍弃关于天然的需要干涉。小说中的取经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能够说是一条在宽广的范畴内巡视督察天然界生态平衡之路，而孙悟空所担任的则是革新恶劣情况的责任。他盗得芭蕉扇，行近火焰山，“尽力量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喜喜好欢又扇一扇，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漠漠，细雨落霏霏”，改进了八百里的保存情况，使万物得以自在滋长，“处所依时收种，得安生也”。他又使猪八戒拱开稀柿衕，“千年稀柿今朝净，七绝胡衕此日开”，都属于那种性量。《西游记》还认为，那种干涉是应该有个限度的，而且应当摘取准确的办法。面临八里荆棘岭的劝止，沙僧提出用“学烧荒”的办法，一把火将它烧了，便遭到了务过农的猪八戒的反对：“烧荒的须在十来月，草蓑木枯，方好引火，现在恰是蕃盛之时，怎好烧得！”
构成大天然的，除了崇山峻岭、大江深潭等天文情况，还有那由形形色色的动动物构成的地球居民群体。若何处置人与万物的关系，同样是神怪小说关心的主题。张载《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六合之塞，吾其体；六合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也与。”他认为，人类应当以六合之体为体，以六合之性为性，人既然是六合的子女，就应该将世上的万民看做本身的同胞兄弟，将世上的万物都看做是人类的伴侣。人与万物比拟，有许多长处：人有意志，万物则大多没有了了的意志；人能言，万物则大多不克不及以确定的音声表达本身的思惟和豪情。因而，在处置与万物的关系的时候，人相对来说是处于主动的和收配的地位的，正因为如斯，做为万物之灵的人，天经地义应该充任万物的代言人，往关心它们的利益。《西游记》在处置人与异物的关系时，恰是遵照那种精神行事的。如看音往擒红孩儿，事先吩咐地盘山神把那团围扫除清洁，要三百里远近不准一个生灵在地，孙悟空黑暗赞颂道：“公然是个大慈大悲的菩萨！若老孙有此法力，将瓶儿看山一倒，管甚么禽兽蛇虫！”那种自责精神，就孙悟空而论，是难能宝贵的。那就让我联想到，关云长水淹七军，白娘子水漫金山，现代的花园口决堤。应该学学《西游记》那种与天然协调相处之精神，此中大有深意。对大天然要有敬服的立场。
当然，大天然的万物亦有其“正”、“邪”、“善”、“恶”的区别，假设不加区分，不加掌握，听凭生物种群天然生长，听凭“邪”、“恶”的权力众多滋长，其成果是不胜拾掇的。孙悟空一路上剿除魔鬼，既是为了拂拭前进的障碍，又是为了挽救更多的生灵。如红孩儿盘踞在号山的火云洞，寡山神都被弄得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齐向孙悟空唤吁：“万看大圣为我等剿除此怪，挽救山上生灵。”他在通天河除金鱼怪，为的是救陈家二童人命，“从此肃除，永无损害”。值得重视的是，《西游记》对魔鬼的处置之法，不附和将魔鬼斩尽杀绝，而要给它们以生路，准许他改邪归正，登时成佛。那现实上是认可一切生物都享有保存权力，表示了一种灵通的精神。如今讲情况文学。生命文学，早在《西游记》就有了。只要那万劫不复的白骨精之类，才是要勇敢予以消亡的。
四、“听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有关《红楼梦》的解读，不合很大。有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恋爱小说，以至有说是宫廷秘史。莫衷一是。我觉得，做为一般的读者，我们只要就《红楼梦》文本自己往赏识它，不要管什么宫廷秘史。那种说法既无意思，又无根据。
《红楼梦》讲的是家庭问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前人说：“有六合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前人对夫妇那一伦是特殊垂青的。孔子编《诗经》，第一首《关雎》，就是讲的男女关系。夫妇构成了家庭，成了社会的根底。那个问题，从古到今，从如今到将来，概莫破例。有人宣扬要摧毁家庭，那是梦想。家庭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夫妇应该若何构成家庭？那是社会学上的绝大问题。那个问题的核心，乃在能否以恋爱为根底。马克思说过，“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恋爱是不存在任何附加前提的。《红楼梦》写了贾府如许的各人庭，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悲剧，始末居于小说的中心，它的汗青地位和特殊价值，表现在为恋爱主题增添了新的色彩，灌注了新的灵魂。
从进化的角度讲，异性的相吸到最初的连系，最末是为了种族的繁衍；择偶的原则，有利于种族群体的优化，就是好的。试看天然界各类动物，不管飞禽、走兽、虫豸，莫不以“力”和“美”为争取异性的次要手段。惟独人那种社会动物，号称高档动物，人何尝不晓得“力”和“美”，却有了别的添加出来的“势”和“利”的原则，那两个原则却是低等动物所没有的。关于门第与金钱的要求，在良多场所下却成了决定的因素，于是呈现了许多悲剧。对后代的繁衍，必定是倒霉的。有鉴于那个情形，中国的文学却未曾袖手旁看。常有人问我，文学有什么用。我说，没有文学、没有《红楼梦》，你能够照旧食饭、睡觉；但文学却有“无用之用”。看过文学的人，有高度文学涵养的人对待问题，就与没有文学涵养的人大纷歧样。还有一条，文学讲的是“美”，是“正义”，是“善”。在汗青长河中，在社会现实中，不公允之事太多，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嚣张嚣张，似乎做好人不如做坏人。但是文学纷歧样，汗青也纷歧样，必需把好人写下来，把坏人写下来。“春秋笔法”，孔子说：“笔则笔，削则削”，“然后乱臣贼子惧”。秦桧害死了岳飞，但没有人因为我是秦桧而骄傲。所以，文学与汗青学就是弘扬正义的，就是给人以正义的、自信心的力量。一个民族有期看，就是因为有文学，有汗青。如今回到文学来。针对择偶原则的“势”和“利”，中国文学创造了一种“才子佳人”形式。从“凤求凰”的司马相如、卓文君到“待月西厢下”的张君瑞、崔莺莺，“才子佳人”的原则在“才”、“貌”。貌，是外在的美；才，才是内在的美：内美与外美连系，方构成完美的境域。那是关于传统的“势”、“利”看的抵抗、否认和抗争。“才子佳人”久演不衰，事理就在那里。
但是，那种形式亦有局限性。它所标榜的“才”，无非是吟诗做对，《苏小妹三难新郎》，“闭门推出窗前月，投石冲开水底天”。“才”的内涵的褊狭性，反映了才子佳人恋爱看的局限。更大问题是，一对男女似乎只要诗才高明，人物出寡，就必然会成就圆满的姻缘，那就不免难免把恋爱看得太简单了。
所以，《红楼梦》提出了新的问题。大看园中有许多美妙的女子，宝玉似乎也有些博爱主义，“见一个爱一个”。但他是有抉择的。他是在察看。第九十一回写黛玉问宝玉：“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反面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现在反面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反面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反面你好你怎么样？你反面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片刻，突然大笑道：“听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弱水”是古代传说中的河流，“弱水三千”指水量很大。那种看点，在《诗经·出其东门》就有表现，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林黛玉、薛宝钗都是佳人，她们的诗才连贾宝玉也自愧弗如；比拟起来，林黛玉的弊端比薛宝钗多，“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善疑和多病，是她两大致命弱点。但宝玉“听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以本身的忠贞和专一，仍是决定抉择林黛玉。忠贞和专一，是中国人的传统看念，过往认为是太封建了，太守旧了，其实长短常崇高的，值得推崇的。宝玉最末抉择黛玉，是因为两人情投意合。宝黛恋爱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是因为成立在配合志趣亦即对人生道路的抉择的根底之上的。《红楼梦》在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根底上，提出了“志”的问题。从“才”、“貌”两头，开展到“志”，强调情投意合，是《红楼梦》的奉献。请万万相信我的话，你将会受用无限。
当然，什么是“志”？古今中外的理解都有差别。一百年前，中国有个伟大的女性秋瑾，在1907年兴办《中国女报》，提出妇女在政治解放的同时，要实现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她在《敬告姊妹们》中说：“我们的二千万女同胞，还仍然暗中沉沦在十八层天堂，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戴；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须眉，穿的、食的端赖着须眉。身儿是轻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经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凑趣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在安适的幸福不曾呢？”一百年前的女子，爱取名“竞雄”、“赛雄”，客气一点至少是“亚雄”，她们要主宰本身的命运；秋瑾写了《勉女权歌》：“吾辈爱自在，鼓舞自在一杯酒。男女平权先天就，岂甜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畴前耻辱垢……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那是一百年前秋瑾的声音，喊出了时代最强烈的声音。
不想，百年之后的《中国女报》，却在介绍女子若何拼命地妆扮本身，推销本身。我慨叹：畴前是“足儿缠得小小的”，如今是“脚趾涂得花花的”，畴前是“头儿梳得光光的”，如今是“头发染得黄黄的”。过往的喜儿，甘愿酿成白毛女也不肯受黄世仁的侮辱；现在的喜儿，却排着队等待黄世仁一轮一轮的相亲查核。过往宰相女儿王宝钏相中的薛平贵，是个喊花子，因为她看准薛平贵是小我才；比起妄想大款的财产而从此唱不成《春天的故事》的歌星，不知要高明几倍。那一百年来，回到我前面所讲的，是手艺越来越精巧，精神却越来越空虚；形式越来越多彩，内涵却越来越贫乏。那个问题相当严峻。我们老了，只能发发牢骚，说说罢了。今天讲那些话，一方面是我研究4部小说和中国文化的粗浅心得，同时给各人一点好心的提醒。不晓得对不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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